金融資產成長的速度，遠遠快於已開發國家以GDP所衡量的整體經濟成長。這不必然是壞事，特別是如果成長的金融資本，能夠轉化為促進公眾利益的大規模工程。不過，自1980年代迄今，這種歸於公眾的利益積累很少見；少數例外包括：在一系列城市所推行的綠化與合於環保的工程，如倫敦興建奧林匹克公園、以及里約擴展大眾運輸系統。 在大多數情況下，金融著力於發展更為投機性的工具與投資。從歷史上來看，這似乎是金融邏輯的一部分：隨著自身的增長與得勢，金融並未妥善運用所擁有的力量。喬凡尼．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便主張過，當投機性金融在一個歷史時期取得主導地位，也就表明了該時期的衰敗。 改變我們對成長與繁榮的理解 當前危機與其餘1980年之後的危機一大重要差別在於，投機工具所可能影響的規模。第二項重要差別則涉及更大的經濟格局：我們於今已然確認，有必要以迅速的手段抑制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因為現行的國際條約與國家法令力有未逮。第三項差別是，全世界更廣泛地認知到，財富與貧困愈趨極端，已成了燙手山芋。我們現在曉得，由社會富裕階層所緊握的收益並不會「雨露均霑」。我們還曉得，貧困與醫療匱乏的惡果終將波及富人。 當前危機的極端性質，連同我們所認明的其他重大危機(最要緊的當屬氣候變遷)創造了設立新的經濟利益標準的時機。沒錯，我們需要新的金融制度：金融有能力創造資本，並將之有效率地分配。可是過去幾十年來，金融資本被用於極度投機性的工具，讓富有的人更富有，最終則摧毀健全的公司，儘管大多數時候這並非刻意為之。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將金融新造的資本大規模投資於公共利益，用在製造業發展、經濟綠化等方面。 這一連串目標讓我們有機會將金融資本重新導向，用以滿足範圍更廣的需求。例如，近年來金融資本幫助無數中國人民脫貧。但這是透過投資製造業、基礎建設，以及其他物質經濟。將金融資本用於擴展物質經濟部門、用於綠化經濟，會帶來分配效果；反之，將金融資本用來製造更多金融資本，會導致財富與權力的大量集中。 原則上，認真努力將金融資本用以推展物質經濟，便是綠化這些投資的契機：鼓勵發展、使用不傷害環境的技術與做法。20年來，我們生產財富的能力越大(此中金融是一大要角)，貧困的情勢就越極端。曾經，貧窮意味著擁有或耕作貧瘠的一塊地。今日，世上有20億赤貧的人，除自身之外別無所有。現實是，我們有能力餵飽世上每一個人，然而餵飽窮人對最為有力的經濟行動者而言並非要務，於是貧窮的事例比以前更多，而且如今也在富裕的國家中增長，尤其是美國。 我們大多都聽說過鑽石礦工所受的虐待，也聽過採礦收益如何被轉用於軍事交戰，而不是用於發展。比較少人知道的是土地稀有元素開採的狀況。這些關鍵金屬用於製造電子零件(尤其是手機零件)、綠色電池等等。開採工人常常得不到保障；他們徒手採礦，一貧如洗，因遭受毒害而死得太早，沒能將所受的虐待讓更廣大的世界得悉。最後要提到的一項根深蒂固的事實是，貧窮國家中發現油礦，反而創造了更多窮人，以及一小群超級富豪。這樣的結果是屢試不爽的。 我們有必要改變邏輯，藉以重新定義何謂真實的繁榮。我們所面對的三重危機應該成為轉機，讓我們將能創造資本的龐大能力重新導向，用於生產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都迫切需要的東西。 作者：莎士奇亞‧薩森 Saskia Sassen（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 （編按：《大驅離：揭露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殘酷真相》，是莎士奇亞‧薩森的作品，以全球視野，透過社會學的方法，將不同區域與經濟體的衰退、環境破壞以及社會總體生活的向下沉淪等頹勢，找出內在的共通邏輯，闡述「驅離」此一力量所造成的破壞力，為現代社會的困境指出了嶄新的理解方式。新頭殼特別與商周出版合作，為讀者摘錄部分內容，此篇為摘錄的最後一篇。）

金融:一種把經濟中每件事物都證券化的能力 我將金融設想成一種能力，而各方對這種能力的價值判斷並不相同；此設想有別於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或瑪莎．諾斯邦(Martha Nussbaum)對於能力的正向概念。我們有必要區別金融與傳統銀行業。傳統銀行銷售的是所擁有的金錢。金融公司則銷售並未擁有的東西，從而抱持一股衝勁，想比傳統銀行業更為創新、具侵略性。就這一面來看，我們可以將金融想成是要把經濟裡幾乎每一件事物都證券化的能力，而且在這麼做的同時，金融還讓經濟與政府受制於其衡量成功的標準。 證券化涉及將建築物、貨品、或債務置入金融迴路之中，使其可以流通，能在鄰近和遠處的市場一再買賣。這20年來，金融所發明的工具經常是非常複雜的，並且將慣見項目的極端事例證券化—不只是高評等債，還有二手汽車貸款以及中等的市政府債。 自1990年代於全球劇烈開展的經濟過程中，金融成了一股主要的力量。我將金融視作行動者、能力、運作空間的繁複交雜。金融在表面上可以呈現多種形式，能適應如中國與美國這般相異的體制環境，而且可以運用如證券化學生貸款及信用違約交換這般多元的工具。但在紛繁樣態底下的，是劃時代的能力：將公司、家庭、政府的資產與債務金融化，而無視地理政治、國家主權、司法體系、國家—經濟關係，或是經濟部門。 我們可以把金融想成是最具成效的概念性地下趨勢，起碼就短期而言是如此；種種概念性地下趨勢正由許許多多不同的面向重新形塑世界。就金融來看，顯現的情勢是多重微觀世界與微觀趨勢，其中有些是專門化的，有些則否：信用卡貸款、政府赤字、特定公司的債務，不一而足。 各種分散開來的情況有部分是肇因於多元的制度安排；前述債務與資產便是透過制度安排而產生，且能為第三方所辨認。但分散的局面也使人們看不見更深的漩流，而且在很多方面遮蔽了正在發生的現象：健全的經濟、健全的政府債務、健全的家庭遭大規模摧毀。在一個又一個的案例中，此摧毀的形式是資本與資源流向金融公司，而其他經濟部門則貧窮化。我們不能過於一概而論，畢竟凡事都有例外，而我們可看到一系列從高科技到油業都包含在內的非金融部門變得富裕。這些部門有許多得倚賴金融，又或者靠提供金融所需的高度專門化服務而生存。 然而，要想了解金融及其動力，唯有透過遭到金融多元入侵的稠密世界。例如，當前我們所見的，不只是糧食、黃金，和許多他種貨物的商品化，還有這些商品的金融化。與此類似的是，眼下不光是貸款利息而已，還存在著利息支付的金融化。有些特別嚴酷的案例顯示，一旦出了差錯，後續將會衍生怎麼樣的經濟暴力。例子之一是大批人民在一段短暫而變動劇烈的時期裡被趕離自身遭到止贖的住屋；這批人來自大相徑庭的國家，如美國、西班牙、拉脫維亞。另一個例子是市政府基金因金融投機交易而受重創；這些政府位於截然不同的國家，如美國、義大利。 當在地住宅成為全球金融工具 在社會與政治角色之外，長期以來住宅是已開發社會中重要的經濟部門，對經濟成長大有貢獻。歷史上，住宅扮演這個經濟角色的方式有三種：歸屬於營建部門、歸屬於房地產市場，以及以抵押貸款的形式歸屬於銀行部門。在這三個部門裡，住宅有時成了創新的向量(a vector for innovations)。例如，太陽能大半運用於住宅，而非辦公室或工廠。 大規模營造將住宅做為關鍵管道，由此發展新的技術與樣式；而預組房屋(prefabricated buildings)的工業生產同樣也著力於住宅以解決自身的問題。最後，抵押貸款是傳統銀行業收入與創新的關鍵來源之一。現在已成為世界標準的30年期抵押貸款，實際上是信貸市場一大創新。日本與中國先後分別制定了90年期與70年期抵押貸款，以應付榮景時迅速增長的住宅金融需求；這樣的時期在日本是1980年代，在中國則是2000年代，其間所產生的住宅成本，需要3個世代才足以支付。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作者：莎士奇亞‧薩森 Saskia Sassen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及全球思想委員會聯合主席，曾獲選為全球百大思想家，並獲得多種學術獎項與榮譽博士。最近一個獎項是：西班牙亞斯都利亞親王社會學獎得主（Principe de Asturias Prize for Social Sciences）。 （編按：《大驅離：揭露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殘酷真相》，是莎士奇亞薩森的作品，以全球視野，透過社會學的方法，將不同區域與經濟體的衰退、環境破壞以及社會總體生活的向下沉淪等頹勢，找出內在的共通邏輯，闡述「驅離」此一力量所造成的破壞力，為現代社會的困境指出了嶄新的理解方式。新頭殼特別與商周出版合作，為讀者摘錄部分內容。）

這30年來，不平等持續不斷地增長。我不想概述如今已為人熟知的議題，相反地，我想要復原不平等的特定面向。撇開量度、時間框架、詮釋的不一致，有許多證據顯示，世界各國之內，存有實質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要說明此一不平等，大部分可以借助由國家平均值所衡量出的各國差別。 雖然一般都同意，這一個半世紀以來，全世界經濟不平等的整體水平劇烈上升(見圖1.6)，但過去20年仍可見持續的論辯。許多人在著述中已闡明，這有一大部分取決於衡量全球不平等的方式。如果我們捨棄國家平均值，而改用基本標準之下、各國實際的貧窮人口總數，我們會得出另一種全球不平等的程度。根據米拉諾維奇(Milanovic)對各國所得不平等的衡量，某些高所得國家(包含丹麥這類的國家)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平均比低所得國家(包含馬利共和國這類的國家)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還有錢。 美國內部的所得不平等 美國的情況可當作某種自然實驗來看，讓我們看出在一般被分類為「高度開發」的國家裡，所得不平等能變得多麼惡劣(見圖1.9)。根據米拉諾維奇的研究，儘管美國最貧窮的人，平均而言，比許多開發中國家最貧窮的人過得要好得多，美國內部的不平等卻可以入列世界最高的一群。在2010年，美國前五分之一家庭的所得，占了全國所得的47％，其中20％全進了所得前5％的家庭；這些數字排除了繼承而得的財富、資本利得，以及其他非經工作而來的所得。於此同時，底層五分之一的家庭僅僅占了全國所得的3.8％。益發嚴重的是，頂層與底層的差距已加大：流入美國前1％人口的所得比重自1980年代起激增，而同一段時間內，底下90％人口的所得增長有限。 富裕國家的極端情勢 如果美國讓我們看出，一國之內的不平等能變得何等惡劣，那麼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便是讓我們認清，一國的經濟能怎樣的劇烈萎縮。這3個國家僅只是更大的趨勢中3個最為極端的地點，而這個及於已開發世界（包含歐元區其餘部分）的趨勢是：已開發國家中經濟空間的萎縮。當已開發國家彼此間沒有戰事，這樣的萎縮是很不尋常的。要描述這趨勢，更常見的用語是低成長與高失業率。有鑑於這3個國家以及事實上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別的國家裡，很大一部分人口所遭遇的極端態勢，我主張，上述用語太過含糊。就業情況的有限增長，並不足以根除此一萎縮。失業與破產的增長已有詳盡的記敘，在此我不多費筆墨。我的目標是運用前述趨勢來探索經濟空間的萎縮及其影響。 當劇烈的收縮逐漸被標準量度摒棄，「經濟」事實上(de facto)就被重新定義了。失業的人失去了一切—工作、住家、醫療保險之後，便容易掉出那被定義成、被視為是「經濟」的東西。有同樣遭遇的，還有小商店、小工廠的老闆，他們在一無所有之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還有受了良好教育的學生與專業人士，他們移居外國，完全離開歐洲。 這些趨勢重新定義了經濟的空間，使其變得更狹小，而把很大比重的失業及貧窮人口趕離標準量度。這樣的重新定義，讓「經濟」變得能端上檯面，能在人均GDP的量度中顯示些微成長。但腳踏實地來看，卻更接近一種經濟面的族群清洗(ethnic leansing)：將棘手的因素直接排除掉，就當已經處理好了。 像這樣縮小、重新定義經濟空間，讓經濟體能以「回歸常軌」的樣貌呈現的作法，持續可見於越來越多歐盟會員國及別的國家。其中一項區別是，IMF及歐洲中央銀行(ECB；European Central Bank)在陳述經濟復甦所需要素時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只要在這議題上，人們幾乎只聽得到它們強調GDP的復甦、不提經濟體的收縮，它們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取得成效。 實際上，在2013年1月初，歐洲央行就表示，希臘經濟復甦在望，而信評機構穆迪(Moody’s)也上調希臘的債信；希臘的評等還是很低，不過這樣的轉變之所以要緊，是因為投資者會將之納入考量。而這些顯示著若干復甦的量度略去的是，有數量可觀的一部分家庭、企業、地方被逐出那些受到衡量的經濟空間。被驅逐者，成了正式的評量機制看不見的事物，其對於成長率的負面拉力從而也被抵銷掉了。 作者：莎士奇亞‧薩森 Saskia Sassen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及全球思想委員會聯合主席，曾獲選為全球百大思想家，並獲得多種學術獎項與榮譽博士。最近一個獎項是：西班牙亞斯都利亞親王社會學獎得主（Principe de Asturias Prize for Social Sciences）。 （編按：《大驅離：揭露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殘酷真相》，是莎士奇亞薩森的作品，以全球視野，透過社會學的方法，將不同區域與經濟體的衰退、環境破壞以及社會總體生活的向下沉淪等頹勢，找出內在的共通邏輯，闡述「驅離」此一力量所造成的破壞力，為現代社會的困境指出了嶄新的理解方式。新頭殼特別與商周出版合作，為讀者摘錄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