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 | 關於記者 | Newtalk新聞

1945（昭和二十）年10月28日，奉天第52大隊的第三、四中隊，以及大隊本部的俘虜們共約5百名，終於抵達赤塔第24區戰俘營第二分所。2天之後，謙二正好滿20歲。 一個已經在車廂內過世的俘虜，由同伴們扛著他的遺體，一路運送到戰俘營。這位死者在戰俘營全員的目送下，包著蓆子由推車送往墓地。 　　 後來，因為勞動與飢餓愈來愈嚴重，大家不再有餘裕舉行這樣的葬禮。深秋之後流出傳言說，每當有人死去，守靈時大家會供上一碗插著筷子的白飯，但第二天天亮時白飯就會消失。飢餓與極度寒冷的西伯利亞之冬，已經悄悄降臨。 每個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樣 日本戰敗之後，遭蘇聯帶走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員（滿鐵職員、滿洲國官吏、警官、軍屬等），人數上有各種說法，但大致約有64萬人。分散收容於西伯利亞（約47萬2千名）、外蒙古（約1萬3千名）、中亞（約6萬5千名）、蘇聯歐陸部分（約2萬5千名）等處，約1千2百處戰俘營，以及約1百處監獄與其他特殊戰俘營。分布幅員寬廣，東起堪察加半島，西至聶伯河，北到北極海沿岸，南至帕米爾高原山麓西部。 理所當然地，俘虜們遭遇的折磨也因地區而有所不同。西伯利亞需面對零下45度的極度酷寒，中亞得面對40度的高溫炎熱；溼地區域會遭遇大批蚊蚋，乾燥地帶則得忍受口渴，俘虜們被迫面對各式各樣的苦難。除此之外，還得在飢餓之下開採礦山、鋪設鐵軌、進行土木工事與採伐森林等重度勞動的工作。 赤塔是赤塔州首府，也是鐵路與道路幹線集中的要衝之地。既是帝俄時期的流放地，也是蘇聯軍隊外貝加爾山脈軍團司令部的軍事重鎮。俄國發生革命後的內戰時期，曾遭白軍占領，日本為了干涉革命政權而出兵西伯利亞時也到過此地。謙二曾經在赤塔郊外親眼見到過往日本軍第五師團所建立的紀念碑。 赤塔市郊的松樹林中有兩棟並排的建築物，據說被當作日本與滿洲國的領事館來使用。日本曾利用這個領事館蒐集軍事都市赤塔的相關情資。 「那是西洋式的雅致建築物，外出勞務作業時經常會經過。過了1年左右，才聽說那是領事館。 　 回國之後，曾讀過在該領事館工作過的人所寫的回憶錄。接近日本快戰敗的時候，他們拿著雙筒望遠鏡從這個領事館向東側監視西伯利亞鐵路的軍用列車。回憶中還寫到日方在戰爭期間會從領事館開汽車到城市內蒐集情報，結果遭蘇聯的汽車緊緊尾隨妨礙，最後被擠到砂地的道路上陷在路中的困窘情境。赤塔市中心街道雖然是石板路，但稍微離開市區就都是砂子路，還記得當時我們連走路都感到相當辛苦。」 俘虜的戰俘營依據地區而進行區分，在赤塔周邊有第24區（赤塔）與第52區（卡達拉）。根據日本厚生省撤退援護局的統計，第24區中的34個分所，共收容了「1萬人以上」，而死亡者約有3千2百人。被帶往西伯利亞的約64萬人當中，通說死亡人數超過6萬人以上，但這有許多派說法，正確的數值至今依然不明。 謙二等人拘留於第24區第二分所的日常起居大致如下。從早上6點起床開始，起床的信號已經不是鐘聲，而改以鐵鎚敲打一段掛在衛兵所的鐵軌，藉此發出的響聲叫醒大家。 起床吃完早餐，7點半到8點左右，為了出發進行勞務作業，會在出口整隊成5列。從秋天到冬天，西伯利亞這個時刻既黑暗又寒冷。 「在衛兵所前排列整齊，警衛兵為了確認人數開始計算。可是因為蘇聯人沒有背誦九九乘法表的習慣，不採列數乘以列數的點名方式，而以5個人5個人加算的方式計算。因為實在冷到受不了，只能一直踏著腳保持列隊狀態，當時內心不斷想著，這些傢伙怎麼頭腦這麼差。」 接著分配各作業班的任務，出發進行勞務作業。來到戰俘營最初的任務就是整備戰俘營。這個木造的戰俘營雖是為了大量收納俘虜而搭建，但體制設備並不完善。大家持續修蓋廚房，整修臥鋪，還更進一步在戰俘營周圍搭設柵欄。 「最初的工作是搭建柵欄把自己關起來。可是周遭都是嚴寒的荒野，沒有食物便飢餓到不支倒地，不管有沒有這道柵欄，腦袋中根本沒想過能夠逃走。二戰結束後有讀過一些人的故事，說他們自戰俘營逃脫，那是受惠於相當良好的條件與自身擁有強健體力，才有可能發生。即便如此，也沒有人就這麼逃回日本國內。大家都在脫逃途中被捕。」 經過了約20天的整備作業後，開始派遣大家從事各種勞役工作。 「工作分配，由蘇聯交待給日本的大隊本部，然後層層移交給中隊、小隊、各班。班長再從20名左右的班兵中，指名幾個人為一組，分配工作。今天去那邊執行土木作業，明天去那邊從事農務，有各式各樣的派遣，指定了各式各樣的工作內容。」 　　 戰俘營就像把俘虜當作勞工，派遣到各企業去，本部則類似獨立計算酬勞的勞工派遣企業。因應當地的各種企業團體，把戰俘營的俘虜當勞役派遣，提供使用。各企業團體依照蘇聯的勞動規定計算薪資，支付給戰俘營。戰俘營將俘虜的餐費、照明與瓦斯等燃料費、醫療費用扣除後，剩下才發給俘虜們。整體的運作體系大致如此。但扣除的餐費與其他費用所占比例甚高，只有一部分擁有特殊技能的俘虜，從1947（昭和二十二）年之後，才能真的領到勞動薪資。 在蘇聯不只有日軍和德軍的戰俘，連蘇聯內部的政治犯與一般囚犯也被當作勞動力來使用。日本從明治時期之後也曾把囚犯當成勞工來利用，如果沒有這些囚犯的勞動力，就不可能出現北海道的道路建設與三池煤炭的開發。雖說如此，但蘇聯活用囚犯勞力的規模，是其他國家所無法企及的。據說1949年當時，在蘇聯的「奴隸勞動者」共超過1千萬人。謙二等人也被編織到這個體系當中。 這個系統與其他國家處理俘虜待遇的狀況相當不同，但日軍從將至兵都不理解國際法。以謙二的例子來看，他被當作劣等勞工使喚，根本沒有依照正常規定給付酬勞，所以也沒想過自己可以領取勞動薪資。 「有很辛苦的工作，也有很輕鬆的工作。採伐森林、在風吹日曬的荒野進行土木作業等，屬於辛苦的工作。讀過其他戰俘營回憶錄之後，才知道這還是比開採礦山或鋪設鐵道來得輕鬆些。 　 至於輕鬆的作業，大概就是溫暖的室內作業或是農務作業，因為莊稼成長得好，就可以收成馬鈴薯，獲得食物。最好的工作，大概就是前往蘇聯軍官的家中，幫他們丟棄冬天結凍的生活廢水。赤塔沒有上、下水道，生活廢水全都傾倒家中，冬天很快便結凍成山。所以必須在春天融化腐臭之前，把這些冰塊敲碎丟進河川裡，這就是工作內容。工作輕鬆，又可以從軍官夫人那裡獲得食物。類似這種「爽缺」，大家都想做。 會施惠給俘虜食物的俄國人，大多是女性，特別是阿姨們。許多人也在戰爭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與孩子。這些阿姨一定會問俘虜「幾歲啦」，以隻字片語的俄文回答說「20歲」後，對方便悲傷地搖著頭說……「年輕吶」；「爸爸或媽媽都還在嗎」，被這麼一問時，內心不禁悲從中來，現在還記得那時的景況。」 作者：小熊英二（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 （編按：1962年生於東京的小熊英二，以自己父親的故事為經線，拉開了超過半世紀的時代縱深，描述一個普通日本底層市民的生命史與二戰經歷，深入討論「戰爭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以及「戰後的和平意識是如何形成的」等主題。 這本《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是2015年新潮社小林秀雄賞得獎作品，台灣由聯經出版社出版。新頭殼特別為網友摘錄新書的部分內容，此篇為書摘的最後一篇。）

1944年11月25日，小熊謙二以陸軍二等兵的身分入伍，前往駐紮於東京都世田谷區駒澤的野戰重砲兵第八聯隊兵營報到。兵營裡入伍較久的學長告訴他：「這裡只是暫時的宿舍，你們要去滿洲。」 軍隊是另一個世界。換上軍隊發的軍服後，除了內褲之外的私人服裝，都要交給家人帶回。入伍幾天後的探親惜別日，新兵們一面把換下的私人服裝交給在兵營前空地等待的家人們，一面惜別。 謙二的父親雄次與外祖父片山伊七都來了。外祖父自從腦梗塞之後，右半身便不太聽使喚。謙二說他永遠忘不了拖著右腿來送他的外祖父身影。 父親聽到謙二得前往滿洲，立刻脫下自己的背心遞給謙二。不過謙二告訴父親，我們禁止攜帶私人服裝，拒絕了父親的背心。在與父親和外祖父最後的惜別中，謙二內心暗自落淚。 回到兵營，謙二等人於該處滯留數天後，12月3日早上從澀谷站搭上火車，往西前進。4天之前的11月29日，東京首次遭到夜間空襲。 那種事我辦得到嗎？ 謙二搭乘的軍用列車，途中在名古屋接受了婦人會的茶水接待，稍後在深夜通過神戶，12月4日抵達門司港。他們暫時在兵營中等待，12月8日登上貨船，被送往朝鮮半島的釜山。 在海上迎來12月8日的謙二，跟著大家在甲板上集合，見習軍官站在甲板的最前端進行訓示（類似精神訓話）。偷襲珍珠港、發布日美宣戰詔敕的12月8日，被稱為「大詔奉戴日」，每年的這天各地都會舉行訓示，而今年則是最後一次的大詔奉戴日。「那個年輕的見習軍官是運輸指揮官。這個時期應該已經相當缺乏軍官了。海面風浪大，船艏載沉載浮，見習軍官也就跟著浮沉上下。訓示時光是要站著都很辛苦」。 謙二一行人於8日傍晚抵達釜山，在釜山港西邊的學校中度過一晚，再搭上貨運火車，繼續前往滿洲。這些軍用列車因為運輸時刻表調度的關係，途中停下好幾次，在車上睡了好幾夜之後，大概在12月28日左右，謙二抵達了屯駐於牡丹江（現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電信第17聯隊。 與謙二一同受到徵召的新兵們，大致來自福島、新潟與宮城等地。父親雄次仍把戶籍的本籍登記在新潟，因此謙二的本籍地也是在新潟。舊日本軍依照本籍所在地駐紮的聯隊實行部隊徵召，而謙二本籍的新潟縣新發田屬於第16步兵聯隊管轄，而此部隊屬第二師團所管，師團司令部設於仙台。因此福島、宮城、新潟的新兵們都在一起。謙二說： 「早實的同學們隔年都被東京的部隊所徵召。與我同梯進入富士通信機的『早實組』也是。他們留在本土，於極短的時間內，為所謂的『本土決戰準備』挖掘了許多防空洞，日本戰敗之後便立刻返回故鄉了。自己偶然地因為本籍地設在新潟，所以被派到滿洲，日後又被扣留在西伯利亞。所謂人的命運，有時候一點微小的差異就會造成重大區別。 入伍的時候，軍隊學長告訴我：『你們得去滿洲。』並且特地宣布：『這些傢伙很辛酸，先讓他們去和家人道別。』原本部隊的調動目的地是軍事機密，不應該告訴我們，可是面對著我們這些19歲左右的新兵，大概是同情我們吧。畢竟學長自己也是與家人分別，待在軍隊裡面。」 抵達牡丹江時，謙二等人只穿著軍裝，卻沒有配備槍枝或其他裝備。從東京的軍營帶來的，只有一個粗竹筒，上頭命令以此代替飯盒與水壺。 抵達牡丹江時，我們脖子上以繩子掛著竹筒，當地老兵稀奇地看著我們，其中一個人還說：「內地已經物資缺乏到這種程度了嗎？」實際上，也正如他所說的，我們是只有穿著軍服，沒有武器的集團。 謙二一行人被送到電信第17聯隊，隸屬屯駐於滿洲的關東軍，是「第一方面軍」的直轄部隊。過往號稱陸軍最精銳部隊的關東軍，早已把精銳部隊都調撥往南方戰線，為了填補這些空缺，才補充這些第一年入伍的新兵，進行急就章的部隊編成與訓練。 在軍隊駐紮地，軍官與士官們可以分配到個人房間，剩下的士兵則在被稱為「內務班」的單位過著集體生活。會檢查個人信件，也檢查個人物品，除了在廁所之外沒有個人隱私。普通時期內務班有十幾名班兵，受新兵教育的「初年兵」與入伍較久的「老兵」比例大概是一比一，但大量動員的時候，初年兵數量大為增加。謙二所屬的電信第17聯隊的中隊，有五班「內務班」，裡面大概有150名新兵。「精銳部隊已經調往南方，關東軍只剩下骨架。雖然我們不是年紀較大的召集兵，總還算是年輕現役兵，但類似我這種體質不佳的人很多」。 在謙二受到徵召的1944年，連徵兵體檢時屬於第三乙種體位者也被納入徵集對象，而且最高服役年齡由40歲提昇至45歲，徵召年齡則從20歲以上降低至19歲以上。謙二正是因為這項修正而被徵召入伍。謙二所屬的中隊共有五班內務班，其中第四、第五班內以體格不佳的現役兵居多，謙二配置在第四班。 當時日本陸軍入伍後，需要在內務班接受被稱為初年兵教育的新兵訓練，然後根據在軍隊內的成績與入營前的學歷執行選兵，施行方式大致如下： 擁有中學畢業以上學歷者，入營3個月後接受幹部候補生考試，合格後即成為一等兵。接著再根據接下來3個月的勤務成績，分成可升軍官的「甲種幹部候補生（甲幹）」與可成為士官的「乙種幹部候補生（乙幹）」，入營滿1年時各自就任所屬軍階。 只有高等小學校或更低學歷者，如在3個月初年兵教育中表現優秀，可於「一選拔」成為一等兵。再過3個月的第二輪選拔中，優秀者會被拔擢為上等兵，打開自己晉升士官的大門。 在3個月後的初年兵選拔中落選者，再過3個月可接受第二輪選拔，此時相當比例都可以升為一等兵。兩次選拔都落選者，入伍一年後全部自動升為一等兵。但是執行勤務狀況惡劣、被視為反抗上級命令者，之後就成為「萬年一等兵」，永無升遷希望。軍隊除了是學歷社會之外，同時也是競爭主義的社會。 謙二自中學畢業，所以擁有接受幹部候補生考試的資格，他早在東京入伍的時候就已經被委託擔任6名初年兵的「指導」。謙二在富士通信機上班期間是個優秀的事務員，工作上也相當迅速勤快。 可是在滿洲時，因嚴冬時期長時間輸運之下，他出現了嚴重的下痢症狀，體力非常差。 　 「體力變差了之後，判斷力也遲緩了，腦袋裡面一片朦朧。雖然一開始就被派任指導任務，但自己接受命令時反應卻非常遲緩，一點都不機靈，還犯了許多錯。這種狀況對軍隊而言，我就像毫無用處的豆腐渣一樣。」 謙二的勤務狀態不佳，當3個月的初年兵教育結束後，他仍參加了幹部候補生的考試。每個中隊都會派出幾個人參加競爭，這也是原因之一。「參加幹部候補考試的人，考試當天都前往聯隊本部，大家依照著成績高低順序，並排成四列縱隊，我自己大概排在倒數第五個左右」。 謙二當然沒有通過考試，成為被稱為「幹落（幹部落選）」的人。6個月之後第二輪選拔他又落選，結果帶著二等兵的身分迎向日本敗戰。兩次考試都失敗的人，大概只占全體的四分之一，算是相當糟糕的士兵。 負責訓練初年兵的，照理來說是下士班長，但實際情形卻是由在軍隊時間較久的「老兵」君臨一切。內務班的生活，從聽到號音起床後，接著更衣、點名確認人數、用餐、訓練、掃除、就寢等，都有一定的規定，只要動作遲鈍，步槍操槍不得要領，或者單純只是老兵心情不好，便會立刻遭到毆打。「沒有一天不被打。狀況糟到要計算這是今天自己第幾次挨打了」。 　　 老兵的毆打被稱為「私人制裁」，軍方當然是禁止的，但實際上這種狀況卻四處橫行。這也反映出當時日本軍的狀況。 中日戰爭之前，只要服役2年便可退伍，但目前隨著戰爭擴大，退伍變得相當困難，甚至出現許多「三年兵」、「四年兵」等。因為不知何時才能退伍，被困在內務班的這些老兵們開始變得狂妄，這種狀況下，比起在意階級，老兵之間形成更加重視年資的風氣，這也是造成「學長們對學弟嚴苛訓練」的原因之一。 根據謙二的說明：「並非老兵都會打人，但他們之中許多因為無法提昇官階而性格扭曲的人，動不動就揍新兵。對於遲遲無法晉階的一等兵，我們都不稱呼他們為一等兵，而叫老兵大人。」 1945（昭和20）年2月底，軍方發出禁止私人制裁的通告，但「二年兵、三年兵還是鬧得很凶，雖然禁止了，卻沒什麼效果」。戰爭擴大與戰況惡化，也是造成私人制裁橫行的原因之一，只靠形式上的通告並無法達到任何遏止效果。 作者：小熊英二（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

謙二開始就職於富士通信機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日軍已經由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撤退了。這次撤退的公開說法是「轉進」。就算是年僅十七歲的謙二，也覺得這是個「詭異的詞彙」。廣播上的評論家們也這麼說：「轉進實在是很好的一個詞。要是沒通過升學考試，就轉進其他學校吧。」 這一年的五月，阿圖島（AttuIsland）守軍全數被殲滅，官方公開說法為「玉碎」。從夏天開始，謙二自家附近，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家庭收到裝有戰死於南方的丈夫遺骨的小木箱──實際上許多只是裝著戰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還留有當時某位遺孀帶著三個小孩回鄉下的記憶。 大約同時期開始，附近的召集令已開始多了起來。不過，再也沒見到穿著烹飪服的愛國婦人會揮舞「日之丸」國旗送行的場面。 「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令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人生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辦盛大的歡送活動，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送家人上戰場的。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什麼送行會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學文科生不能再緩徵，經常可以看到學生們在車站喧囂嘈雜。因為如果遭到徵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學生們會到車站歡送將搭車回本籍地的同學。從公司下班搭車通過新宿車站時，可以看到車站對面聚集了二、三十個人圍成一圈，或唱軍歌、或唱些摻雜卑猥內容的民謠、豔曲，虛張聲勢地逞強喧鬧。看著就飄盪著一股異樣的氣氛。」 富士通信機公司裡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來愈多，最初公司還會舉辦壯行會，到一九四四年的後半幾乎都不再舉辦了。地區的町內會活動等呈現低迷狀態，防火演習也只是走走過場虛應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會跑出來參與接力傳遞水桶的訓練，但在上班的謙二則從未參加過這種演練。 隨著物資調度愈來愈窘迫，配給米減少，麥子、小米、芋頭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隨之增加，帶有鹽分鹹味的東西就被當副食配菜，配著扒飯進食。精米被禁，政府宣傳糙米更有營養，但直接吃的話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戶都準備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後，再插入棒子搗成精米。 特別是糖類，幾乎處於完全缺乏的狀態。謙二於一九四四年夏天從富士通信機回家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賣剉冰，便與友人一同買來吃，雖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顏色，但吃來一點甜味都沒有。即便如此，仍然從四十五日圓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錢買下一碗。以現在大學畢業生首次就業的平均薪水來換算，等於一碗剉冰大概要日幣兩千日圓。那一年的秋天，謙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還吃過乾柿子，價格也同樣要五十錢。 物資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類或菸酒等嗜好品，如果沒有靠關係就無法取得。軍隊還有配給糖類，所以如果有認識的人，還可以從這方面取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透過附近熟人的關係，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漬」，謙二都還記得那時的感動。在新丸子吃到的乾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透過某些關係，偶然之下取得後拿出來販賣的。 因為無法取得作為燃料的煤球，所以沒辦法在中野自宅的浴室燒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換熱水，晚上去洗澡時，熱水都散發出一股惡臭。夏天用的襯衫也無法取得新品更替，破掉就以補釘縫上將就著穿。富士通信機的大學畢業職員，大概從一九四四年夏天左右開始也不再穿西裝，換上了國民服、打上綁腿。 雖然生活上有不安與不滿，但連表達的手段或餘裕都缺乏。一方面謙二還沒有參政權，另一方面謙二也不記得伊七有去參與過選舉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贊會推薦候選人，是由政府拿出臨時軍事費充作選舉資金，舉行了所謂的「翼贊選舉」，但謙二卻不記得周遭有任何關於選舉的話題。 另一方面，父親雄次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辭去了北海道產業組合的工作，回到故鄉新潟。雄次在組合中獲得相當的成就，藉著產業組合的公事仍有機會來東京，一年可與謙二見上幾次面。但是依據謙二的記憶，雄次辭職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賴的一個部下在一九四一年挪用了組合的經費，而且被察覺，雄次只好以私人財產填補這個財務空缺，並且負起責任辭去組合的工作。 已經六十歲的雄次，存了一筆在當時算相當充裕的存款，帶著這筆錢回到老家新潟。但從戰爭時期開始一直到戰爭結束後，飛快的通貨膨脹早就讓雄次這筆財產雲消霧散。謙二如此說明： 「當時，非官僚或高級軍官的庶民，並沒有所謂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間必須盡量存錢，以備退休老後的用度，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與父親也是如此。但卻因為通膨，讓這種人生規劃全部破滅。父親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後會如此，當時應該會決定繼續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這種連國家都面臨破滅，如此大時代的變化，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妥善對應。大部分的人們，都只能憑著延伸過往經驗來思考應該如何規劃人生而已。」 無法對應大時代的變化，任誰都是一樣的。謙二與富士通信機的同僚們，偶爾會談起戰爭情勢，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帶著點希望的觀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島守軍也「玉碎」了。從宣告「玉碎」的廣播播音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到這個時候，大家終於察覺到敵人正在急速地接近東京。 如果照這個情況下去，美軍以塞班島為基地便可以空襲東京，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可是：「不管是自己還是周遭的人，已經沒有能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種資訊，或許讓大家都不願去想結果了吧。」 報紙上一成不變地仍在報導各種充滿希望的戰況。塞班島陷落後，東條英機內閣雖然垮台，但「既沒有背景資訊，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所以也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雖說如此，當時的報紙也不是全面性只有迎合上意的報導。《東京日日新聞》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刊登了一整版以〈要勝利或者滅亡戰局終於走到這一步〉與〈拿竹矛抵抗已經跟不上時代了〉為標題來解說戰局的報導，促請轉變作戰方針。這則報導觸怒了東條英機首相，事件甚至發展到對執筆的三十七歲記者處以懲罰性徵兵的地步。 可是自家中應該有拿到《東京日日新聞》的謙二卻不記得有讀過這篇報導：「或許曾經讀過，但當時為了籌吃的東西，已經耗費所有精力，完全沒有餘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餘裕的上位者，或許讀了會有點什麼想法吧。」 塞班島失守後，為了對預期中的東京空襲有所準備，大家開始沿著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雖說挖防空壕，也不過只是在人行道上挖個能讓人屈身進入的洞穴，平時就在上面蓋上木板撒上土，只是這種程度的防禦工事而已。 「後來收到各自住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們的住家是租來的，幾乎沒有庭院，因此也沒有挖掘的場所。沒辦法，只好把一樓起居間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襲，就把榻榻米與地板掀開，跳入洞中。可是，如果當時真的遭遇空襲，屋子被燒掉，跳進這種防空洞內，大概也會被燒死或悶死吧。空襲時會發生什麼狀況，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達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應付一下，大概也就是這種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軍艦隊接近台灣海面，日本的海軍航空隊發動總攻擊。日軍方面大概損失了六百架飛機，整體航空戰力遭到毀滅性的損害，而美軍方面只有兩艘巡洋艦遭到嚴重毀損。但是大本營海軍部卻宣稱撃沉了十一艘美軍航空母艦，對於這個相隔許久的大勝仗，甚至還舉辦了提燈籠遊行大會。 不過隨之而來，已經被軍方宣布撃沉的美軍艦隊，卻出現在菲律賓海面上，美軍登陸了雷伊泰島。日本政府與軍方認為這是擊滅美軍的大好機會，呼籲進行「決戰」。但出動的日軍聯合艦隊在戰鬥中卻一面倒地被美軍擊潰，增援的地面部隊也因為補給斷絕，幾乎全數陣亡。 根據謙二的回憶，這時富士通信機的職場中也以戰況作為話題。作為員工特殊配給的芋頭輾轉送抵事務棟，同僚們一同前往食用的時候，東大畢業當時約三十五歲的課長還說：「我軍是不是被美軍設計陷害了？」 「因為沒想到大本營發表的戰果是虛假的，所以才會猜測，是不是被美軍的佯攻作戰給騙了，大概是這樣推測的吧。當時就連一般民眾，也多少察覺了不自然之處。」 「自己既沒有支持戰爭的自覺，也沒有反對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隨波逐流。雖然政府提出了重大戰果，但局勢反而更加惡化，總覺得非常詭異。但是也沒有深入追究的習慣，也沒有可供探討的資訊。像我們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處於這種狀況。」 從雷伊泰島的戰鬥之後，航空部隊便開始出現了「特攻」。謙二說： 「在平民的立場上，既無法站在否定的立場，也無法站在肯定的一方。從搭上特攻飛機的人的心情來想，當然無法否定他們的報國心，但戰況是否已經走到不這麼做就毫無辦法的地步，在這層意義上，也無法肯定這種戰術。我自己因為受到塩老師的影響，報紙都習慣從下方欄位開始閱讀，所以理解戰況正在惡化。雖說如此，因為情報極度缺乏，所以也沒辦法具備適切的判斷能力。」 到了戰爭末期，戰局開展十分迅速。從官方宣布上述「台灣沖航空戰」獲得重大勝利的報導後，不過大約經過了十天，十一月一日，東京上空就首次出現了B29轟炸機。那是從塞班島基地飛來的偵察機型，為了正式空襲做準備調查，因此只有來了一架飛機。 B29轟炸機裝備有加壓艙與渦輪螺旋槳，在一萬公尺高空高速飛行。與此相對，日軍主力高射砲有效射程高度不過僅有七千公尺，戰鬥機雖然可以爬升到這種高度，但需耗時約一個鐘頭。B29轟炸機就在沒有任何迎擊的狀況下，完成偵察任務返航。 「那時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機上班。當天天氣晴朗，高空中一條白線般的飛機雲前端，可以隱約看到B29轟炸機。雖然發出空襲警報，但同僚們大家都跑到戶外，抬頭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飛機，為何日本軍隊卻沒有任何迎擊動作，大家在不可思議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說「為何不擊落它？」，但大多數人們都失去思索未來情況的能力。雖然不至於相信「神州不滅」這種說法，但也沒想過日本就要戰敗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謙二也接受了徵兵體檢。結果是第二乙種體位，若是在平時，這是不會被徵召的體格。但是，十月三十日剛滿十九歲的謙二，在十一月二十日收到了陸軍寄來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機的事務員們，已經陸續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時也該收到的謙二說：「當時只是『啊，終於收到啦』的感覺。」伊七與小千代，什麼話都沒說。 學歷只有中學畢業的謙二，既沒有像理工科學生般有免除徵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學生般會以海軍預備學生資格被採用，當作士官來對待。除了被當作最底層的二等兵被徵召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入伍通知命令謙二在五天之後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點到世田谷區的駒澤練兵場（現在的駒澤公園）報到。急急忙忙地給在新潟的父親雄次打了通電報，之後就忙於整理自己隨身的物品，連到附近與近鄰打個照面的餘裕都沒有。 為了領取入伍者的特別配給品，拿著配給票前往配給所一次領回整套配給。配給品有日之丸國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約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經到了這個時期，因為物資不足，連日之丸國旗都無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實的同年級朋友家中，幾個人分著喝了。至於日之丸國旗，原本是在入伍時讓親友集體寫下鼓勵的話語，但謙二的周遭已經沒有這種習慣。富士通信機也沒有舉行什麼壯行會。「只有五天時間，不過就像平日一般度過而已」，謙二自己回想著說。 入營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轟炸機，終於首次正式轟炸東京。他們轟炸完目標「中島飛行機武藏製作所」後，曳著飛機雲通過了片山家的上空。謙二還記得整群的飛機雲，讓他奇妙地覺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終於降臨。多雲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宅前，伊七與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親友來送謙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懼空襲，且對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經習以為常，根本沒人關心。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穿著卡其色國民服的謙二，說出「我會堂堂為國盡忠」這句應景般的招呼語後，轉頭跟外祖父母說：「我出發了。」 這個時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聲大哭。一起生活的三個外孫接二連三地病死，最後留下來的謙二就要被軍隊徵召離去，而且恐怕沒有什麼生還的機會。不管是外孫們的死亡，還是商店倒閉，甚至連自己中風也都沒一句抱怨，只是不斷堅忍著的伊七，到這個時候終於忍不住大聲哭了出來。 為入伍者送行時，家屬哭泣這種事，是當時不可能看見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說了聲：「去吧，謙！」然後把伊七推回家中。 謙二入伍後，他生活於中野的住家，為了防止空襲時造成火災延燒，被列入街區整理標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毀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與小千代在強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身地岡山縣的某親戚家裡。賺來的存款因為通貨膨脹而消失，只能住在農家庭院內的「土藏」 倉庫中勉強地過著生活。謙二與他們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結束西伯利亞強制勞動拘留，終於返回日本的時候。那已經是四年後的事了。 作者：小熊英二（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

當各位聽到「日本兵」一詞，不知道腦海中會浮現出何種意象？就像亞洲各地人們共有的印象一般，他們是一群盛氣凌人、既殘忍又好色的人？ 我並不打算否認，也不會說事實並非如此。只要是人，多少就會帶有威權跋扈、殘忍、好色的層面。日本兵也是人，他們自然也會帶有這些面向。而且把人們放到戰爭或殖民地統治的結構下，會更強烈地觸發人性中的這些層面。我個人認為，這種事情與所謂的「民族」、「人種」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不過，斷定人類的時候，光靠這個層面，似乎有欠公允，也稱不上是正確的認知。在戰場上雖然是殘忍的士兵，在家鄉卻可能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單看任何一個面向，都無法正確理解一個人。 因此，為了正確理解人類，只看戰爭時期，資訊絕對不夠充分。對於日本，或者日本人，也是同樣的道理。他們前往各種戰場之前究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思考些什麼事情？如何離開故鄉來到戰場？戰爭結束回到日本後，他們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如果不綜合各種面向來看，就無法正確地理解。 我這本書撰寫的是我父親的生命史。他出生於1925年，被捲入戰爭之前，我父親在小商店工作，接受徵兵後被送往滿洲，後來遭蘇聯拘留於戰俘營，在西伯利亞度過3年強制勞動的日子。回到日本後，在不斷更換工作之間，還染上了結核病，一直過著在底層掙扎的生活。在此之後，他開了一家小商店，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所寫的，就是極其平凡、一介小人物的生活。 藉由這本書，我希望讀者們可以從中讀到兩件事情。 其一，希望不要把我父親想成一位特殊的人。他在人生晚期，曾與滿洲朝鮮族的舊日本兵共同對日本政府發起了訴訟。聽到這段故事時，有些人會說：「像這種有良心的人，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人吧。」可是，因為我是他的兒子，所以我知道自己的父親並非聖人。 人類的社會，不可能由一小部分「好人」與大多數「壞人」組成。只要是人，無論是誰，都有好的一面與壞的一面。只看好的一面便把對方當聖人來對待，或者只看壞的一面就把對方當壞人來對待，其結果是一樣的，都算不上正確的認知。 我父親採取的行動，潛在性地，是所有人都可能採取的行動。比起讚揚一個人的行動，更重要的是把這種可能性擴散到更多人身上。如果把我父親當成一個特殊的人物，因而把他與其他大部分的人們區分開來，便會妨礙這種可能性的擴散。 另一點希望讀者能夠注意到的，便是對社會背景的分析。這本書與其他的傳記不同，針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狀況、法律與政策、外交關係等等，對父親的人生軌跡造成了何等影響，都做了分析。畢竟我是一位歷史學者，也是社會學者，因此即便是撰寫自己父親的傳記，也一樣留心以公平的態度分析處理。 為什麼必須進行這樣的分析？先前我說過，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一般而言，當人們處於戰爭或殖民地統治等壞的情況下時，也就容易引出人性醜惡的一面。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維持人性美好的一面，個人的努力將會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如何才能創造一個讓更多人都能發揚人性善良面的情境。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免除戰爭或殖民地統治，消解貧困與不平等的狀況，因此，分析是絕對必要的。 這本書，並非只是單純記錄下我父親體驗過的「戰爭」與「生活」。所謂的「戰爭」與「生活」，是由政策、外交、制度、物價、所得、社會狀況等要素共同構成的結果。為了刻劃這些情況，在父親不同的人生時期，國家施行了什麼樣的政策與制度？這些措施對人民生活與經濟造成了何種影響？其結果是否帶來苦難、貧困與相互不信任等苦果？在書中都以分析的角度來撰寫。此外，我的父親如何在各種情況下努力改進自己的人生？可能受惠於哪些政策或制度？也都做了側寫分析。在這些面向上，本書不僅只是說明過去的歷史，相信也能給當下社會帶來一定的省思。 最後，我想稍微說明自己尊敬父親的哪一點。這本書是透過對父親進行長期訪談後，以訪談為基礎寫成的，在聽過父親的大量說明後，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對他者抱持的想像力，和他冷靜觀察後仍帶有的同理心。 例如，當我訪談他最痛苦的時期，也就是西伯利亞戰俘營的體驗，當時在飢寒交迫下，他的朋友不斷死亡，他也一度處於瀕死的狀態，但是當他敘述這些經歷時，我父親卻未曾出口罵俄國人，說出他們宛如惡魔一般之類的話語。相反的，他卻談起當時蘇聯社會處於如何貧困的狀態，既缺乏民主化，又到處充滿著不義的狀況。父親說，正是因為這些前提，所以才影響到了他們這些戰俘的境遇。對我父親而言，俄國人與自己一樣，都只不過是惡劣制度與政策下的受害者罷了。 我的父親並沒有顯赫的學歷。不過即便擁有學歷或具備知識的人，也不見得能有如我父親般的見解。有知識的人，可能會誇耀自己的偉大，或者使用知識只是為了責罵他人愚蠢，指摘他人是惡魔。父親當時對俄國人會有如上的看法，靠的便是他特有的、對他者的想像力。父親擁有這種想像力，這份能對他人將心比心的特點，是我非常尊敬的部分。 而這種同理心的想像力，正是當下這個世界最需要的。當下的世界，因為國家不同、文化或宗教不同、出身地不同、學歷不同、經濟狀態不同等等因素，人們被不斷地切割區隔。如果我們想要突破這些區隔，想要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需要的便是這種對他者的想像力。接著，為了拓展這種想像力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就是必須讓知識與分析派上用場。我透過本書想傳達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透過描述類似父親這樣的人物，向讀者展示這種想像力的可能性。 我們都是人類，即便國籍不同、言語不同、階級不同，但同樣都是人。如果能喚起大家注意這個理所當然的前提，而讓本書對大家有所助益，筆者將深感榮幸。 作者：小熊英二（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 （編按：1962年生於東京的小熊英二，以自己父親的故事為經線，拉開了超過半世紀的時代縱深，描述一個普通日本底層市民的生命史與二戰經歷，深入討論「戰爭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以及「戰後的和平意識是如何形成的」等主題。 這本《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是2015年新潮社小林秀雄賞得獎作品，台灣由聯經出版社出版。新頭殼特別為網友摘錄新書的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