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先前彰化的法官縱放毒駕犯，近日又見台北法院劉姓法官一口氣無保縱放10名以竹聯幫龍堂「鬼哥」邱建邦（逃亡至寮國，通緝中）為首的運毒集團成員。法官縱放罪犯的人數從個人、少數到集團，從小罪到重罪，彷彿縱放已成一種趨勢？這令人不得不憂心法官縱放罪犯是連續個案？還是逐漸成形的案例？或是行之有年的便宜行事？
運毒犯所犯之罪為無期徒刑起跳，最重可處死刑，且存在高度逃亡的可能性，所以檢方起訴相關被告時，特別向劉姓法官強調在押人犯都涉犯重罪，應予續押，尤其當中二人還有另案判決定讞，必需轉送執行，有續押的必要性，特別用「螢光筆畫線」提醒這2嫌身份特殊，不宜輕縱，沒想到劉姓法官還是無保縱放！沒有交保金，連電子腳鐐、限制出境都沒有，而釋放的理由竟是「被告認罪」。直到被不斷提點下，才改做出「限制住居」處分。
依法最重可判處死刑的案子，被告只要認罪，就可以被公然輕輕放下，甚至在某個期限內逍遙法外。這是法官認證犯人判決定讞不用執行嗎？或是法官認證運毒不算重罪？這是堅持捍衛「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的法治精神？或者，懼於黑道勢力？甚或有所勾結？還是純粹就是便宜行事、草草結案交差了事？
據悉法官如果裁定羈押，要花不少時間辦理手續，就算是改為交保，也得等被告覓保結果出爐後才能下班，如果覓保無著落，還可能轉為羈押，又得再耗費一段時間；至於穿戴電子腳鐐，不只要等待科技設備監控中心的配合廠商來安裝，大約3到4個小時。未來若上線後，法官還可能時不時就收到被告違規的告警訊息，況且就算穿戴電子腳鐐，都有可能逃亡成功的案例，一如涉詐助理費的立委高金素梅前辦公室主任張俊傑，法官的心理壓力其實不小，且有持續性，某個程度來說法官的生活也類似被罪犯綁住了。
兩相比較，法官與其耗時啟動相關的防逃機制，不如以「被告認罪」來弱化羈押或防逃的理由，若再加上「保障被害人人權」為遁辭，法官的便宜行事或不作為就成為法治的最大漏洞，從而成為縱容罪犯的幫兇！
這已經不是法官的見解恐龍或不恐龍的問題，而是法官瀆職或疏失的問題，但法院或主管法官的司法院卻習於說不干預法官獨立審案。如果法官可以變相縱容罪犯，法院或司法院又「尊重」法官如此獨立審案，不願在法官的審案品質上積極把關，進一步讓法官假獨立審案之名行瀆職違失之舉。本該守住正義最後防線的法官，卻諷刺地成為壓垮司法公平、公正的關鍵人物。
簡單的說：法官權大責小，「自由心證」的審案的結果，不只毒駕可縱放，運毒集團更可集體縱放。似乎對於毒犯或罪犯的縱放，已成了一種變相的案例，此風續長，是不是檢警打擊犯罪，法官卻打擊司法、包庇犯罪呢？
如果台北刑案重罪，因程序耗時讓承審法官選擇便宜行事、交差了事；那麼民事簡易庭的法官會因案子相對單純而依法秉公處理嗎？還是面對原告被告兩造，不問公平、是非與真相，只要選擇方便結案就是審案的最高原則？
舉例來說今年2月嘉義地方法院的簡易庭在調解拆屋還地案件，被告質疑原告地下錢莊何以要求拆屋還地時，法官竟要被告在庭後與地下錢莊私下了解與協調，罔顧被告早已被原告地下錢莊多次威脅、恐嚇的恐懼，法官不願公平、公正開調解庭，卻以快速甩鍋的態度開庭。這種簡易到要求兩造自行調解的作風，讓人不得不以為法官習於便宜行事、交差了事？還是早已淪為地下錢莊的幫兇？
其實不管是審判運毒的刑事法官或拆屋還地的民事法官，不管案子的大小或複雜性如何，如果法官以「結案了事」作為審案的最高指導原則，那麼任何有礙結案的的必要法律程序或措施，就該想辦法消除或合理化，所以連「被告認罪」都成了一種可以「類減刑」的「德行」，好比死刑犯可以教化一般的思維或判刑參考模式；反之，被害人除了承受來自加害人的傷害之外就得沉默，最好不要控告或反駁，才符合受害者的形象。因為，這才能讓法官在判決文上少費工夫，更快結案。
如果法官在審案的思考上是少費工夫、早一點結案，那麼在思維、文字或方法上發展出一套簡便的複製、貼上的過程就成了某些法官的一種標準審案流程，從重大刑案到簡易法庭都適用的法則，結果就成了加害人的人權被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權益成為司法的犧牲品。
檢警調打擊不法，但法官不能將罪犯繩之以法，甚至成了不法的開脫者或幫兇。不求真相、不辨是非，甚或不分輕重、比例原則，加上體制上「尊重」法官如此獨立審案，若法官偏頗不自律，體制上又不積極把關法官的審案品質上，如此的司法如何成為正義最後防線？
究其根源，法官的審判權限太大、但相應的責任太小，小到完全不合比例原則。所以，法官不論是有心勾結罪犯或無意的便宜行事，常被合理化為尊重獨立審判而被輕輕放過，這就是恐龍法官不絕的主因。
期待司改好好從根徹改，別用「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的話術，來變相卸掉法官應當承擔的責任，司法才能成為守住正義的最後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