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就任起便開始收緊移民政策，指示各政府部門於2026年初彙總一份關於外國人的政策基本方針，涉及逾期居留、醫保和年金拖欠、土地購買和違規民宿等問題。拖欠醫保和年金的外國人，將面臨無法更新或變更在留資格的情況。同時，政府也計畫上調永住和歸化手續的相關條件和費用，例如對在日年數和日語語言能力設定更嚴格的要求。
高市曾表示，「部分外國人的違法行為和違規現象，已引發國民的不安與不公平感」。負責「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推進」的內閣府特命大臣小野田紀美曾直言，要打造一個「讓做壞事的外國人無法待在日本的環境」。
在此背景下，2025年11月公布的朝日新聞電話調查顯示，對於「高市政府將收緊外國人相關政策」，66%的受訪者表示「期待」，表示「擔憂」的僅為24%。在是否應接收更多訪日者和移民的問題上，56%的人認為「應當減少」，僅26%認為「應當增加」。
同樣地，2025年12月公布的讀賣新聞和早稻田大學的聯合郵寄調查顯示，59%的受訪者反對接收外國勞工。68%的受訪者認為外國居民數量的增加會惡化社會治安，63%則表示，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差異容易引發糾紛。
這些民調數字貌似顯示了日本社會目前存在強烈的反移民情緒，但一個問題在於，民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的真實想法？
既有的公共輿論研究發現，在北美和西歐，「反對偏見規範」占據主導地位。在這些國家，人們往往會刻意隱藏對移民或少數族群的負面態度，因為公開表達可能遭致正式或非正式的制裁，例如名譽受損。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社會期望」往往有利於移民。
然而，這種規範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日本提供了一個相對特殊的案例。在移民人口僅約3%、少數族群規模較小、且「民族同質性」觀念根深蒂固的日本社會中，主導的反而是「助長偏見的規範」。在這裡，社會期望往往對移民不利。
東京大學和大阪大學的一項研究提供了關鍵線索。該研究透過比較和媒體民調方法一樣的「直接提問」（受到「社會期望偏差」影響）與「列表實驗」（匿名性高並透過實驗組和對照組來推斷真實想法）所獲得的回答，發現日本民眾在回答民調時會對反移民態度進行誇大。
結果顯示，直接提問所獲得的反對移民的受訪者比例，比列表實驗高出超過20%。在直接提問中，59.2%表示「支持限制移民」。然而在列表實驗中，這一比例降至32.6%。研究還發現，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也同樣會誇大反移民態度。
在日本政府近期收緊對外國人的管制、高市首相和小野田大臣反覆強調「部分外國人的違法行為」、中日外交摩擦以及網路空間反移民言論增多的背景下，民調結果與真實想法之間的鴻溝，可能進一步擴大。不論是電話還是郵寄調查，都容易對受訪者施加壓力，使其順應長期存在的社會傳統和當下的政治氣氛，從而誇大反移民態度。
同時，日本對外國勞動力的依賴持續加深。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0月，在日外籍勞工約230萬人，年增12.4%，創下歷史新高。雇用至少一名外籍員工的企業數量也增至約34.2萬家，年增7.3%，同樣刷新紀錄。日本國際協力機構估算，為實現經濟成長目標，日本到2040年將需要約688萬名外籍勞動者。
儘管許多日本市民明白，為了因應高齡化和人口下降，尤其是農業、服務業和照護業等藍領職位的勞動力短缺，外國勞工格外重要，然而，社會壓力促使他們在民調等公共表達中誇大反移民的態度。因此，日本的公共輿論陷入了一種悖論：一方面人口和經濟現實需要移民，另一方面社會規範讓市民難以明確地表達對移民的支持。市民在對於移民的人口和經濟需求，與對於失去日本長期以來的「民族同質性」的恐懼之間，持續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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