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社會上針對是否應該禁止小紅書在台運作，產生了激烈辯論。支持者與反對者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理由，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既然數位發展部沒有把小紅書列入公告名單，行政院卻逕自主導禁止，這就是行政怠惰或程序違背。因此，有人主張行政院不應該直接處理小紅書，而必須完全依循數位發展部的公告邏輯來做決定。
然而，我在與對方討論時強調，台灣的行政體系並不是「行政院要跟著數位發展部走」，而是「數位發展部須依行政院的政策方向執行職權」。
行政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本來就有權在必要時直接介入、協調，甚至要求部會採行特定方向。換言之，若行政院與數位發展部之間有職權判斷差異，依台灣的憲政架構，行政院才是最終指導原則。
因此，即便立法院授權數位發展部制定相關規範，行政院仍具備要求部會處理平台問題的權力，小紅書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對方一直執著數位發展部的公告，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但對方始終不接受這一點，於是我們雙方焦點逐漸轉移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具體程序。彼此雙方開始利用 AI 回答與網路資料，討論各條文的適用與法律路徑。
我首先指出，行政院切入小紅書問題的核心法源其實是第 4２條，而不是第 27 條。
因為第 27 條若要成立，也就是小紅書如果能被數位發展部列入公告名單，平台必須願意接受納管，也就是小紅書必須主動同意或至少回應台灣政府。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小紅書至今仍沒有意願配合，也完全不理會台灣的主管機關，這使得數位發展部根本無法完成第 27 條的公告程序。
根據公開資訊，台灣政府已透過海基會向小紅書總部遞送正式文書，證明政府已履行通知義務。但平台方面沒有回應，使整個「列入公告」程序卡在源頭。因此，若堅持一定要按照第 27 條處理，就會陷入「必須公告 → 需要平台願意納管 → 平台不願意 → 無法公告」的法律死循環。
對方則引用來自［風媒體］資訊葉慶元律師的說法，主張小紅書屬於「網路廣告平台業者」，依法必須在台指定法律代表，而數位發展部應公告其名稱並通知補正。對方認為行政院直接禁制等同「跳過六道程序」，包含罰款等前置措施，因而認為行政院違法。
但我則提出另一個問題：若依對方邏輯，要進行罰款或補正，仍然得先完成公告，而公告又必須建立在平台願意納管之上。
這意味著只要小紅書拒絕配合，整套程序根本啟動不了。
而我與對方的爭論來到到底數位發展部能不能霸王硬上弓強制公告，而對方從他的問題開始往下提問， AI 給出的分析也指出，主管機關若要強制公告，雖然理論上可行，但需要具備客觀資料、明確授權、透明方法論與能在法院接受檢驗的證據鏈。換言之，如果法律要走這條路，政府必須提出非常完整、嚴謹且能被挑戰的數據。
因此我們討論到另一個層次：數位發展部若要公告平台，必須提出「超過 115 萬人次使用」等客觀數據，但這些數字不能隨便猜，而是必須來自可信來源，例如第三方流量調查、電信/ISP 統計、廣告投放紀錄、平台自報數據等。
AI 的回答指出，在沒有平台自報資料的情況下，主管機關可以透過多元證據進行「合理推估」，但其準確度與法律效力會大打折扣，被列管的平台也可以在行政救濟程序中質疑數據方法，讓整個公告處分變得極不穩固。
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台灣真的要以第 27 條那套程序正式控管小紅書，核心問題仍然回到「小紅書願不願意配合」。在平台拒絕回應、不願被納管、拒絕提供數字的情況下，要建立完整公告程序會變得極為困難。
這也正是為什麼最終政府選擇依第 42條作為法源，直接以「詐騙防制」作為禁止小紅書的切入點。因為在第 27 條程序完全卡死、平台態度明確拒絕的前提下，第 42條是目前法律上可行、可執行、也能讓行政院依法處置的路徑。
以上過程是我與網路上的一位大學生，利用ＡＩ互相辯論，得到的情況，但他仍然執著於必須從２７條開始，認為民進黨只要不是從２７條開始就是有問題，而與他辯論的我，是我被民進黨洗腦的關係，哪怕我直接對他辱罵民進黨、賴清德，喔，應該是會罰新台幣２０００元程度，但最終感覺他仍然堅持我是被民進黨洗腦。
但他卻不知道，我只看到八炯提到，原來民進黨這次管小紅書的源頭，是去年藍白立委在立法院提案的，然後綠立委也支持通過，民進黨是依法行事。
其他民進黨講了什麼，我都半句都沒看到過，因為民進黨談的是他們依法打詐，綠粉講的是民進黨依法打詐，而我都是從［美國人怎麼被小紅書管控跟導向］來談我們台灣不該使用小紅書．。
如果大家有印象川普之前禁tiktok的時候，美國人之怎麼翻牆使用小紅書，然後被控管，就該知道台灣人不該使用，這方面詳細資料都請找海外反共的中國自媒體、大紀元這邊取得他們蒐集整理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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