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5月9日至13日舉行「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自發性地落實兩公約規範的國家義務，力求政府施政與國際人權規範接軌，會議中探討「酷刑」問題，其重要意義之一，在於讓「依法審判」不再是空喊的口號，刑事冤案得以平反，最好是「冤案」不再發生。

近日重讀《1.368坪的等待－徐自強的無罪之路》，李茂生教授在「無罪推定原則的土壤」推薦序指出，徐自強案(1995~2016年、21年)最特殊的地方應該是2000年4月27日「更五審」仍判處徐自強死刑，三審定讞後，辯護律師在2003年10月1日聲請釋憲，大法官2004年7月23日作出釋字第582號解釋，認為共同被告不利於己的自白應經嚴格證明程序後始得採為證據，且不得為認罪的唯一證據。然而，在其後2009年12月8日「更六審」、2011年11月25日「更七審」、2012年5月18日「更八審」法院仍不顧大法官的解釋，直至2015年9月1日「更九審」時，法院始否定共同被告的自白的效力，且認為無任何直接證據得以證明徐自強參與了擄人勒贖的犯行，據此作出無罪判決。

2004年7月23日到2015年9月1日，相隔11年，是一段漫長的時間，由此可見長久以來，刑事司法的審判中，偏重自白(包含共同被告的自白)的積習仍舊很難破除，什麼「無罪推定原則」，認定事實應憑證據，嚴格證明程序等，都僅是教科書上或課堂上的事物，如此很像中國社會所謂「法律稻草人」，法律規定是表面文章，不一定要力行實踐。

長年以來，面對有爭議的刑事冤案，為何這麼多法官有罪推定？為何草率審理及判決？為何對矛盾百出的共同被告陳述仍然採信，對於被告的有利證據視若無睹或不予調查？沒有給予被告公平審判的對待？審理刑事冤案時，為何法官欠缺良心及道德勇氣，不敢平反冤案？為何害怕得罪前輩法官們？蘇建和等三人案(1991~2012年、21年)、徐自強案(1995~2016年、21年)、蘇炳坤案(1986~2018年、32年)等案，可見一班。

如此東方社會的「醬缸式」司法文化，何時才能完全消除？引人憂心與期盼。好在2003年2月6日刑事訴訟法的大幅修正，2004年7月23日公布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以及2009年12月10日聯合國「人權兩公約」國內法典化，有關「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公正和公開審判與無罪推定」等規定，應該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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