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世界和平，各國都得擁有完美的核彈發射技術，並且放棄彈道飛彈攔阻系統。”

在國際關係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學者肯尼思·華爾茲 (kenneth Waltz)的相關著作論述之中，上開由筆者所明示，國際上對於核武與和平問題當行之因應作為，並非信奉某種撒旦教義而意亂神迷的胡謅，反倒是立基於現實歷史脈絡下，嚴謹論述之堆疊所推導而來的具體總結。事實是：

“在國際上，只要國家各自的「拳頭」夠大，且「身體」夠弱，世界就會和平。”

北韓近些年洲際飛彈試射的問題，一直是各大國際媒體議論的焦點。從飛彈射程威脅各國本土的涵蓋範圍，到美國專業學者論爭其核子武器是否在承受美方軍事打擊後的存活率推估；由一系列即時的媒體報導至過程繁複嚴謹的學界推論，世人一再嘗試預知的問題是，讓任何國家擁有先進到足以打擊其餘國家的核武，究竟會對世界的整體和平，造成多大的「傷害」？然而，卻甚少有人願意反其道而行去深究，此一可能出現於不久未來之情事，對於世界和平而言，是否也會帶來甚麼「好處」呢？一如肯尼思·華爾茲於其探究核子嚇阻的相關著作(Waltz, 1980)與辯論(Waltz & Sagan,1995)當中，所一再強調的觀點：

“在核武(完全擴散)的世界當中，任何國家毋論是被史達林、毛澤東、金正日所獨裁統治，終會被核武「相互保證毀滅」的使用特性所嚇阻，認知到自身國家對外，所有俱攻擊性的行動，隨即可能附帶而來的就是自我毀滅”

核子嚇阻樂觀派的立論基礎—肯尼思·華爾茲

在華爾茲(1988)看待世界的視角中，認為國際關係乃是處於一種無政府的狀態下(Anarchy)，不具備任何中央權威得以充分而有效的抑制所有國家的外在行為，而國家本身，存在一項基於生存的直接偏好，即是追求自身的安全。在如是的假設之下，國家會因應外部環境新生的客觀威脅，諸如周身國家提升軍備實力(無論是否出自自衛之意圖)、與其他國家進行軍事結盟，而迫使原先的該國家也開始發展軍備、拉攏盟邦。形成所謂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也就是，國家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採取的措施，反而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感，形成無限循環的負面景況。

後續，在這場國際間的軍備競賽當中，國家漸趨研發出核子武器，此一具備毀滅性打擊能力的武器。並以其具備以下三項特徵而與傳統武器相形見絀：

1. 以絕對低度之成本即可達成平衡各國軍事實力差距的目標。
2. 對敵國造成毀滅性傷害的速度相當快。
3. 對所有敵國不具歧視性地造成等值之毀滅性傷害。

以此，核子嚇阻樂觀派推估嚇阻理論在現實脈絡之下，也能順利運行的理想模式如下：『擁核國A如果對擁核國B發動核武攻擊，視為兩者互動的第一輪攻擊之啟動，而此時B國也會發動自身核武進行反擊，視為「遊戲」進行到第二輪行為者(B國)的行動。並且在最終結果的呈現看來，顯示A、B兩國將因此雙雙毀滅。』

然而，基於擁核國A、B的基礎偏好僅為追求自身安全，在透過如此簡單的沙盤推演，兩者便能明白認知到，因為自身對於核武存有絕對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所以就會盡量以協調交涉而非衝突，來解決兩國在國際間的爭端，以避免引爆全面性軍事戰爭，進而在最終達成世界和平的局面。

“如果各國皆擁有核子武器，則各方都會被對方第二輪的報復能力所嚇阻” ——肯尼思·華爾茲

易言之，嚇阻理論的效果是否實現，取決於國家在面臨核武威脅時，其本身是否具有高度之脆弱性？並且，我們尚可以此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即：國家是否「認為」自己在面對核武威脅時，具有高度之脆弱性？

在區分上述兩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回顧冷戰時期的史實，及其如何驗證樂觀派的論述：1970年代，在美蘇兩大強權冷戰的中後期，兩國在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當中，與彼此簽訂了《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明定兩國必須放棄全國性彈道飛彈部屬的防禦網，限制另一方只得對國內重要的兩大分散之城市據點，部屬100枚反彈道飛彈進行有效防禦；在此條約取得共識與最後塵埃落定的過程中，我們當可明確推論美蘇兩方，在彼時即是選擇相信核子嚇阻理論的效果能夠實現於兩者之間，以此，兩者才會在最終決定透過如是「增加自身脆弱性而使嚇阻理論運作更趨穩定」的方式，達成協定，換取和平。即便後續一再出現兩方其實「下有對策」，採取作弊行為的報導（詳見Soviet SALT Cheating: The New Evidence），但仍不減其明確簽訂條約之事實，所映照出兩者背後秉持之信念與意圖的程度。

核子嚇阻理論的辯證

然而，論究核子嚇阻理論運作的理想形式，到底可否在現刻世界中發展成真呢？這個問題，在斯科特‧薩根(Scott D. Sagan)與肯尼思·華爾茲的共同著作中(1995)，已然有過充分的探討。內容分別由上述兩位學者大致扮演該理論成立與否的批判者與擁護者，針對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大緊鄰而衝突不斷的擁核國的互動關係(克什米爾戰爭、印巴戰爭)，各自提出了立基於歷史脈絡而精闢入微的論述，對嚇阻理論是否在（與美、蘇冷戰時期脈絡有別的）現今仍然有效成立，進行激烈的反詰辯證。其中，薩根大略提出以下觀點，對核子嚇阻的現時有效性進行批評：

1. 負責運作核武系統的相關人員可能「出錯」，諸如誤射（並非所有擁核國的核武發射系統都具備嚴謹的啟動程序）、誤判（防禦系統誤判飛彈攻擊而主動回擊）、洩漏飛彈部署位置（第二輪報復能力之存活問題）
2. 緊密臨靠的擁核國之間發生衝突，則面對核彈攻擊的反應時間極短，可能導致，在不足以明確認定的時間壓迫下，國家就做出回擊。
3. 可能存在想要製造戰爭的情報長官，故意提出核彈攻擊的虛假情報，欲使擁核國爆發全面性戰爭，以達成其個人的某種目標。

對此，以華爾滋為代表的樂觀派所作之回應，大致上可綜述為：「斯科特‧薩根提出了許多已然發生的核武意外事件，然而，它們從未造成任何國家毀滅彼此的核武戰爭。（Yet none of them has caused anybody to blow anybody else up.）」

樂觀派(肯尼思·華爾茲)的論證缺失：

第一，嚇阻理論的樂觀派認為，嚇阻的效果之所以得以顯現於兩擁核國之間，係由雙方都明確「認知」到，自身乃是處於對方第二輪報復能力的陰影之下，所以，兩者在一開始就不會採取任何以「與彼此爆發全面性戰爭為目的」的外在行為。但是，樂觀派卻同時忽略了一種很簡單的可能，即：衝突雙方的其中一國，壓根兒「不覺得」（不知道或不認為）自己受到對方第二輪報復能力的威脅，這種自信可能源自於真正的無知，抑或是對自身國家的防禦能力信心十足所導致，於是便對外持續著挑釁彼此現狀關係的作為。例如，美國總統川普近時對於金正恩在軍事方面的挑釁言論與作為，總是以更為硝煙十足的言詞強硬回擊，並多次聲稱北韓是在「自取滅亡」。這些隔空喊話明示了上述提及的「一種可能」，也就是（掌握毀滅世界開關按鈕的）美國總統壓根兒「不覺得」北韓核武對其本國構成毀滅性的威脅，認為即使哪天事態嚴重了，自己還是「吃得下」北韓這個總愛搗蛋要糖吃的野孩子。

第二，樂觀派經常以美、蘇冷戰時期，從不曾導致全面性核戰的世界兩大集團之間的系列衝突，立基於「相關性而非必然性地」往後推演，去證明核子嚇阻在可預知的未來，都存在其不滅之有效性，卻從來無法對薩根（Sagan）所提出「組織人員錯誤導致核戰爆發的」一切可能性，予以正面反駁。其實薩根想說的很簡單，就是核子嚇阻在未來「與美蘇冷戰不同脈絡下而發生衝突的國家之間」有可能失敗。只是這種「可能」，從不曾在過去任何擁核國間的衝突之中發生。但是，這些歷史從來就不得證明這些「可能」，是不存在且不會發生的。就像過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因素，從來就不得證明在現時的情況下，就「足以」再次開啟國際間的戰端。

（作者為國立大學政治系學生）

參考文獻

• Kenneth N. Waltz (1988).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Spring, 1988), pp. 615-628.
• Scott D. Sagan & Kenneth N. Waltz (1995).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 Debate Renewed (2nd ed.). NY．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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