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巴瑪訪中：氣氛重於實質，台灣不是主議題

文：賴怡忠

歐巴瑪利用此行宣示美國重視亞洲

歐巴瑪擔任總統後第一次出訪亞洲，包括日本、新加坡、中國與南韓。不管是在阿拉斯加還是在日本與鳩山會面時，歐巴瑪一直傳遞一個訊息，美國是亞洲的一部份，美國無意放棄亞洲。但美國力量在金融海嘯後大不如前，中國的影響力更是急遽增加，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超級強權。基於擔心外界會認為將歐巴馬政府的亞洲政策是以中國為主，因此在行程安排上堅持以日本為的第一站，也選在日本發表最重要的亞洲政策演說。但是外界還是看到在總共八天的行程中，中國就佔了四天，還是可見其對中國的重視。

 美中關係的3.0階段

 現在的美中關係處於一個全面(Comprehensive)、複雜(Complicated)、競爭(Competitive)與合作(Cooperative)並存的4C局面。雖然不將美中關係定位是戰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但是歐巴馬政府國安會亞洲資深主任貝德(Jeffrey Bader)表示中國是不可或缺的角色(essential player)：美國想要解決國際問題，沒與有中國合作是無法完成的。

 後冷戰時代美國對中關係定位歷經三階段的典範轉換。首先，在冷戰剛結束，中國出現天安門屠殺，而美國成為世界超強時，圍堵與交往(Containment vs. Engagement)的爭論支配了美國對中的政策辯論。其意涵是美國可以透過圍堵防止中國崛起威脅美國超強地位，或透過交往從內部改變中國的行為。圍堵與交往看似互相對立，但都分享共同的戰略前提：意即美國國力超過中國甚多，所以可透過圍堵防止中國崛起，或循交往以改變中國。

 但隨著中國拜全球化之賜(當然還有台資的全力挹注)其國力迅速竄升後，美國對中政策的爭論開始轉向「調適Adjustment」。圍堵與交往不再可能，美國必須調適自己對中國的態度，承認中國已經大到無法靠美國一國的力量予以改變，但依然相信美國所建構的國際系統(International System)具有形塑中國戰略認知與對外行為的能力。換句話說，即便無法以一國之力改變中國，但美國仍可以透過規範與經營國際體系的規則，「說服」北京接受這是個合乎中國利益的體系，並鼓勵某些行為。前副國務卿佐力克(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對亞洲學會(Asia Society)演講時提出「負責任利害關係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就是這個邏輯的產物。

 在小布希政府末期時，中國儼然成為新的世界巨強。所有問題都必須與中國合作才可能抒解或避免惡化。中國也發現自己不再需要「融入」全球化，開始成為全球化的規則制訂者之一。2006年胡錦濤訪美時一再強調「平等」，並多次反向要求美國去除某些對中的經貿限制，便預示這個時代的到來。歐巴瑪時代更因金融海嘯問題，更加凸顯中國由股東(Stockholder)向常董(board of directors)的角色轉變。美國不再對中國提出何謂負責任的行為清單，只是希望中國能清楚說明其意圖，以避免誤判。連最關心的中國軍力擴張問題，美、日後來也不再採質疑態度，而將重點放在希望中國意圖的透明化(transparency)。現任美國副國務卿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美國對中政策提到的「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也是這個概念的延伸。

 台灣不是主議題，氣氛重於實質的美中對話

 在美中關係步入3.0，瞭解意圖避免誤判高於一切考慮的狀況下，歐巴瑪出發前就著重營造良好氣氛。包括推遲接見達賴喇嘛；財政部年度報告不將中國列入「操控匯率」國家；在月初與美中商務部長會議上同意日後盡量不提出貿易訴訟等。這都是為了要鋪陳一個良好互動氣氛所作的設計。

因此這次出訪，與其說期待在北韓、伊朗、金融海嘯、氣候變遷、非核擴散、經貿與人權等問題有所合作，還不如說是美國先提出自己的看法，透過訪中親身觀察中國領導者的反應，並不期待出現結論，主要想瞭解中國領導者的態度，並維持良好的氣氛以利後續溝通。說穿了，就是喝茶閒聊談感情增互信。中國願意說得多一些，對美國就越有收穫。這也是外界不期待美中峰會會出現重大成果(deliverable)的原因。

在此狀況下，不預期對會花時間討論台灣議題。美方在出訪前也已先申述立場降低中國討論台灣議題的動機。總之，對於一個氣氛重於實質的美中對話，不太可能有太多的台灣討論篇幅。但對台灣來說，這不一定是好事一樁。

（本文作者為馬偕護專助理教授）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