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瑋真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韓國大學因應校園暴力紀錄，將對施暴學生關閉升學大門，這項「學暴即失格」的政策，是對社會倫理的強力宣示：一個人權意識淡薄、曾對他人造成重大傷害的行為者，不該順利取得社會精英的入場券。這則新聞，給了我們一個沉痛的反思視角：如果我們社會能對青少年的偏差行為祭出如此嚴厲的後果，那麼在臺灣的教育現場，那些主導或實行職場霸凌的成年教育工作者，是否更應面對同樣，甚至更嚴苛的專業懲戒？【權勢之手：教育界的雙重標準】長期以來，教育界對內部職場霸凌的處理，一直存在著「高舉輕放」的雙重標準。我們雖然訂有相關法規，強調防治職場不當對待，但在執行層面卻與公部門的效率形成巨大反差。當衛福部或勞動部面對輿情壓力時，能夠迅速做出調職、記過等具體懲處，以彰顯社會正義。然而，教育現場的霸凌案，往往因涉及校方權力結構、調查程序漫長而耗時數月。即使最終調查成立，懲處結果也多半是「記過」或「申誡」等輕微處分。更令人心寒的是，行為人還能利用申訴機制暫緩懲處執行，將一場原本應該保護被害人的紀律程序，拉成一場耗盡被害人心力的行政拉鋸戰。這種輕縱，無疑是對「友善校園」的莫大諷刺。它發出了一個清晰的錯誤信號：在教育界，權勢的壓迫是可以用輕微代價換取時間來稀釋的。【霸凌者：失格的教育者】職場霸凌的核心危害，不單是傷害了被害教師的生理與心理健康，導致專業耗竭與人才流失，其深遠影響更直接衝擊了學生與教育的本質。以學生的角度，學校本應是傳遞公理與正義的殿堂。當學生目睹了成人世界裡的權力濫用、眼睜睜看著正直的教師被系統性孤立、專業被否定卻投訴無門時，他們對是非對錯的認知將徹底扭曲。學生學到的不是道德課本上的「公平」，而是社會潛規則中的「服從強權」。以專業的角度， 職場霸凌行為，本質上是對教育專業倫理最徹底的背叛。一位無法尊重同儕、無法有效管理自身情緒、甚至將權力工具化來壓迫他人的教育工作者，無論其學術成績多麼出色，都已證明其人格特質與道德修養，完全不適任於承擔塑造下一代價值觀的重大責任。如果說，韓國的「學暴處分」是認定該學生缺乏社會信任，那麼對一個成年、專業的教育工作者而言，職場霸凌就是對其教育專業的「社會信任破產」。【零容忍：取消霸凌者的任教資格】我們必須徹底改變對教育職場霸凌的認知，它不應被視為單純的人際衝突或行政糾紛，而應被視為對教育基石的嚴重破壞。教育主管機關必須從韓國的案例中汲取教訓，展現更為果斷的態度。我們應比照性平事件的精神，確立零容忍原則，並將懲處與其專業資格直接掛鉤。對於經查證屬實、情節重大的職場霸凌行為人，懲戒不應再只是輕飄飄的記過或申誡，而應審慎評估其行為是否已構成永久不適任。我們必須大膽主張，取消這些職場霸凌者繼續在教育界任教的資格。只有當教育界建立起「霸凌者等同於專業失格」的鐵律，才能真正保護無辜的教師，修復學生對體制的信任，並將寶貴的教育資源還給那些真正懷抱熱忱、專業且值得信賴的教育工作者。這是實踐友善校園的唯一路徑，也是教育界對社會最基本的倫理承諾。

       「友善校園」是臺灣教育界推動多年的核心價值，其目標是打造一個安全、尊重、無歧視的學習與工作環境。然而，在這光鮮的口號背後，一類更為隱蔽且具殺傷力的毒瘤——職場霸凌——正不斷地腐蝕著教育現場。        近期，社會對公部門處理職場不當行為的關注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衛福部、勞動部還是數位發展部，一旦爆發涉及權勢壓迫或職場霸凌的爭議，在輿論監督下，相關單位往往能迅速介入調查，做出明確且具體的懲處，例如調職、記過甚至免職、公開道歉，以彰顯政府對職場倫理的重視。其處理結果，儘管偶有爭議，但至少展現了立即反應與究責的態度。        然而，當鏡頭轉向教育現場，對於類似的職場霸凌案件，其處理結果卻顯得緩慢、輕微且充滿不確定性。教育人員面對職場霸凌，通常依賴各學校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作業規定投訴主管機關或向相關單位陳情等途徑。這些程序往往耗時漫長，動輒數月甚至一年以上，造成被害者身心俱疲。更令人灰心的是，即使調查成立，行為人所受到的懲處，經常僅是申誡或記過，且依照現行法規，行為人一旦提起行政申訴，原懲處處分就可能暫停執行，形同給予行為人拖延時間的保護傘，讓懲處最終變成一場無止盡的行政拉鋸戰。這種對比，讓人不禁質疑：難道教育界的職場倫理標準，比一般公部門還要低嗎？【教師的煉獄：身心崩潰與專業耗竭】        教育職場霸凌對被害教師的影響，絕非僅是工作環境不愉快那樣輕描淡寫。        首先，在生理層面上，長期的精神壓力會引發失眠、胃腸道疾病、心悸、甚至自律神經失調等症狀。一位身心俱疲的教師，如何能以正向、穩定的心態站上講台？        更深層的傷害來自心理層面。霸凌行為往往針對個人的專業能力、人格特質或人際關係進行系統性否定與孤立，目的在於破壞被害者的自尊與自我價值感。這種攻擊會導致嚴重的焦慮、抑鬱症，甚至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當教師的專業受到持續質疑、情感支持被抽離，他們會陷入習得無助的困境，對工作失去熱忱，最終選擇遠離教育現場。對於一位將教育視為志業的老師而言，這種專業耗竭與自我懷疑，無疑是一場漫長而痛苦的煉獄。【學生的犧牲：學習權受損與價值觀扭曲】        當教師成為職場霸凌的受害者，受到損害的不僅是教師本身，最大的隱形受害者其實是學生。        在學習權方面，一位被霸凌、情緒不穩的老師，其教學品質必然下降。他們可能因病頻繁請假、教學準備不足、或因情緒低落而無法投入有效的師生互動。這直接導致學生的受教權益受損，課程進度落後，學習氛圍不穩，最終影響學生成績與長期發展。        更為深遠的影響，則關乎學生的三觀塑造。學校本應是傳遞公平正義、尊重多元的場所。然而，當學生目睹他們所尊敬的老師，在權力結構下被孤立、被攻擊，卻無處申訴、無法得到公正的保護時，他們會學習到一個殘酷的社會現實：權力可以凌駕於正義。這種無形的示範，遠比課本上的道德教條更具殺傷力，它可能讓孩子對體制產生不信任，學會服從強權而非維護公理，嚴重扭曲了他們對人際關係、道德是非的判斷。【縣市的代價：形象崩壞與人才流失】        職場霸凌案件的發生，絕非單一學校的個案，它反映的是縣市教育主管機關對內部管理與倫理規範的失職。        每一次公眾曝光的校園霸凌事件，都會對案發縣市的教育形象造成難以彌補的重創。公眾會質疑該縣市的教育局是否失能、校園文化是否敗壞。這不僅影響當地的招生，更將導致優秀教育人才的集體流失。優秀、有熱忱的教師會將教育界視為高風險、低保障的環境，進而選擇離開或不願進入。當人才被擠壓出去，留下來的環境只會更加封閉與固化，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教育主管機關必須將職場霸凌視為危及全縣市教育聲譽的重大公共危機，而非僅僅是學校行政需要處理掉的麻煩事。【實踐友善校園，從隔離保護與迅速究責開始】        要真正實現「友善校園」，不能僅停留在標語或口號，而必須透過比照公部門更嚴格的紀律與法律精神來實踐。        首先，必須堅守不包庇原則。面對霸凌指控，應由教育主管機關或獨立的專業委員會迅速介入，而非交由涉案學校內部進行拖沓的行政自清。        其次，我們必須借鑒《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精神，即在調查期間一直到結果出爐後，對當事雙方實行立即、有效的隔離保護措施。隔離並非懲罰，而是保障調查客觀性、避免證據湮滅及防止被害人二次傷害的必要手段。應透過立即調離、暫時停職或其他分流措施，確保兩方在調查期間無法接觸，讓被害人能夠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恢復身心。        最後，簡化並加速審議懲處程序，去除或修正申訴暫緩執行懲處的規定，確保所有經查證屬實的霸凌行為能迅速且有效地究責。        唯有當教育工作者意識到，這個體制能夠真正保障他們的安全與尊嚴，不會讓他們在權勢壓迫面前孤立無援時，「友善校園」才不會是一塊被職場霸凌陰影撕裂的空洞招牌。這是教育主管機關對所有基層教育人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責任。

當社會將教育成敗歸咎於課綱與升學率時，我們正集體忽視最關鍵的基石——家庭教育。家庭是學習與成長的起點，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其重要性遠超學術成就的總和。【價值觀的實踐：言行示範勝過道德說教】學校傳授知識，家庭則傳遞三觀。這些價值觀源於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示範與潛移默化。孩子從父母如何處理衝突、面對失敗、對待他人中，學習人際界限、誠信與責任感。家庭環境的示範效應遠比學校教育更持久、有力。一個家長身體力行體現正直、尊重的家庭，自然能培養出內在穩定的孩子。【情商與韌性的培養：情緒的安全港灣】在高度競爭的現代社會，情商和內在韌性是決定人生幸福與否的關鍵。這兩者的養成，完全根植於早期的家庭互動。家庭是孩子學習情緒調節的安全港灣。當孩子表達挫折或焦慮時，父母的回應方式至關重要：是制止否定，還是引導認識？一個提供穩定、無條件支持的環境，能讓孩子知道即使失敗，家永遠是後盾。這種情感滋養，培養出孩子面對挑戰時屢敗屢戰的內在韌性。沒有這層堅實的情感盔甲，再高的學業成就，也難以抵禦人生中的起伏與重擊。【學習動機的啟動：習慣的原動力】家庭也決定了孩子對待知識的態度，這就是學習的起跑線。充滿閱讀氛圍、樂於討論新知的家庭，能點燃孩子對學習的內在動機與好奇心。規律作息、專注力培養、對錯誤反思，這些構成學習習慣的微小環節，都在家庭中紮根。唯有家庭激發出的求知欲與自律性，才能讓孩子真正將知識吸收、轉化為智慧。【回歸本位，穩固教育基石】學校教育提供專業知識和社會化環境固然重要，然而若教育是一棟建築，家庭教育就是基石，學校教育是上層結構，基石不穩，上層建築必然傾覆。社會不應將所有壓力轉嫁給學校老師，要求他們「包辦」品格與情緒。我們必須呼籲父母回歸本位，重拾教養責任。唯有父母意識到自身角色的不可取代性，高品質地陪伴、提供情感滋養與價值觀導航，我們的下一代才能具備堅實的內在力量，迎向複雜多變的未來。

【教育部的政策警訊：經驗不等於專業】        教育部近日預告修訂《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擬放寬專技教師的聘用標準。修法內容指出，未來具有業界六年實務經驗、且有特殊成就者，只要加修八個教育學分，就有機會成為高級中等學校的正式教師。        這項政策的研擬，無論動機如何，都釋出了一個極度危險的信號：教育專業，似乎可以被稀釋或速成。我們理解政策希望引進業界活水，特別是在高職的專業技術領域。然而，將數年的業界經驗和極少的教育學分，等同於完整師培體系下耗費數載所培養出的教學專業，無疑是對所有努力修習教育學程、通過教檢、教甄的師培生的最大諷刺。【國小的現行警鐘：業師入校的「教學窘境」】在高職專技教師的政策尚未定案之際，我們早已在國小教育現場看到了類似問題的縮影。        在108課綱下，國小的「彈性課程」提供了學校本位發展特色的機會，許多學校因此引入了各式各樣的業界人士來教授音樂、體育、美術、編程等特色課程。這些業師或許在其專業領域出類拔萃，例如，一位鋼琴家或一位籃球國手，他們的術科能力毋庸置疑，然而，一旦他們踏入教室，問題便層出不窮：他們或許精通音符、球技或名俗技藝，卻不明白兒童發展心理學，無法理解國小二年級學生專注力的極限；他們或許在業界呼風喚雨，卻不懂班級經營，面對二十幾位吵鬧不安的學生束手無策；他們或許具備專業知識，卻缺乏教學法，只會以大師示範的方式，讓學生複製行為，而無法真正引導學生探究與理解。        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學校特色課程的品質不如預期，行政老師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進行課堂支援與事後補救，反而造成了更大的行政負擔和教學混亂。有專業無教育培訓的教練，終究無法取代教師。【教育是門專業，絕非廉價速成】        為什麼社會總習慣性地將教育視為一門非專業的工作？當我們生病時，絕不會相信一位只修了八堂課的醫生；當我們需要法律諮詢時，也絕不會接受一位僅有六年代書經驗的律師。但在教育領域，這道專業壁壘卻總是被輕易地打破。        教育是難以量化、影響深遠卻不易見成果的專業。教師的養成，遠遠不只在單科知識。它包含：1. 教育哲學與心理學：理解學習的本質、學生的認知發展階段。2. 課程設計與教學法：如何將知識轉化為學生能理解、吸收的步驟與活動。3. 班級經營與輔導：建立安全、有紀律的學習環境，處理行為問題，進行正向管教。4. 教育行政與法規：了解教師的權利義務、處理校園危機。        教育的成果不是一蹴可幾的特殊成就，它需要數年的扎根、灌溉與等待，才能在數十年後看到學生品格、知識與能力的全面養成。這種漫長而細緻的工作，很容易被社會忽略其存在與重要性，進而讓人誤以為「只要會某個科目，就能教」。【萬不可行的破窗效應】        教育部研擬放寬專技教師標準，即使目前主要鎖定在高中職，但其影響力就像「破窗效應」一樣令人擔憂。一旦此例一開，未來勢必有更多的教育階段和學科將循此例，要求將未受完整師培訓練的業師，透過速成的方式納入正式教師體系。        教育不是單科知識的傳遞，更涉及班級經營、輔導知能、正向管教、差異化教學等多面向、細緻且充滿人際互動的工作。教師必須是一為「全人發展的引導者」，而非僅僅是「某一技能的教練」。        學校需要的是能夠兼具學科專業與教育專業的教師，而非只有業界經驗卻不懂教學的教練。政策制定者必須理解，在教室現場，教學法的專業性絕對不亞於任何一門學科的專業性。為了維護學生的受教品質與教師體系的專業尊嚴，業師入校成為正式教師的研擬，應當被審慎駁回。

近期，校事會議成了教育新聞的焦點。從各教團的抗議到輿論的廣泛關注，教育現場的焦慮已達沸點。然而，面對這項爭議機制，我們的討論不應僅止於「廢除」或「修法」的二元對立，而應深入探討如何確保「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核心功能得以有效且公正地運行。 【設立初衷與實務困境】 　　校事會議主要依《教師法》等相關法規設立，其主要功能是作為校園內處理教師涉有不當行為或教學不力等爭議的初階認定與審議機制。它旨在提升校園自我管理的能力，透過機制介入潛在的親師溝通問題、班級經營問題或教學不力等狀況，以保護學生受教權。　　然而在執行層面，校事會議的運作衍生出諸多問題。最明顯的就是「行政暴量」，導致基層學校將大量精力耗費在應對會議流程與書面作業上，更嚴重的，是其在教育現場造成的恐慌與寒蟬效應，彷彿在鼓勵現場的教師「不作為才是明哲保身」，面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問題只能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不敢管教的氛圍，對學生真的是好的嗎？不少案例顯示，校事會議被家長當作「濫訴」的管道，任何不滿皆可輕易發動調查，正是因此讓教師們人人自危。此外，各縣市更有實際的案件指出，此機制可能已經淪為部分校長整肅異己的工具，用行政程序壓制不同意見的教師。這種被「武器化」的風險，已嚴重侵蝕了校園的互信基礎。 【核心問題：機制的永續與公正性】 　　當前爭議的重點，並非單純喊出「廢除」或「修法」。無論未來走向何方，我們都必須先正視兩個根本問題：一、如果廢除：替代機制是什麼？如果校事會議徹底退場，校園仍須面對處理極少數不適任教師的需求，畢竟我們不能因為行政機制不良，就犧牲學生的受教權益。如果參考其他學制的處理方式真的就是好的嗎？例如教保人員就有《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其中規定若違法事件已經法院作成確定判決、判決，或經相關機關作成裁罰處分，由學校依確定判決、法院判決或相關機關之裁罰處分確認事實。前揭以外之情形，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之審查小組依調查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等於將調查的權力完全交給地方政府，屆時是否更加風聲鶴唳？二、如果修法：如何革除現在的弊端？ 若選擇保留並修法，當務之急是堵住程序被濫用的漏洞。（一）提高啟動門檻與專業性：應對惡意、輕微或證據不足的家長申訴設定合理的過濾機制；同時，也應規劃惡意投訴者應負擔起的相關責任。（二）防止校長權力擴張：必須設計明確的制衡與迴避機制，避免校長對調查程序擁有過度的裁量權，以消除其淪為整肅異己工具的疑慮。教師代表的比例與決策權重應被審慎檢視。另外，也應將啟動校事會議的頻率列為檢視校長辦學治校能力之一，如無法擔起責任總是小案大辦或頻率過高，應列入遴選資料。　　校事會議的爭議，實質上反映了教育行政體系在面對「專業自主」與「課責要求」時的失衡；而且在執行過程中，有著太繁瑣的程序又沒有針對各種情況設計完善的配套措施，導致教學現場人心惶惶，而社會氛圍更是因為這樣，呈現出家長與教師間的不信任，甚至已達對立的局面，回歸到學校的本質，這些加諸在教學現場的繁雜事務，壓縮了教師備課、授課的時間，在心力交瘁下，難道還能保持100%的教學品質嗎？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教育部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都應正視問題，將討論導向「如何建立一個公正、高效、且能保障師生權益的機制」，而非停留在口號之爭。這才是對所有教育工作者與學生家長最負責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