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瑢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年來，德國社會在難民議題上出現明顯的保守與排外傾向。從2015年大量敘利亞難民湧入之後，德國雖以人道立場接納眾多庇護申請，但隨著社會內部接連發生暴力事件與恐攻案，輿論與政策都逐漸右傾。2016年柏林聖誕市集的卡車衝撞事件與安斯巴赫的自殺炸彈攻擊，兇手皆為中東或北非裔移民，且疑似與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有關，使得來自衝突地區的難民在某些德國人眼中，逐漸與潛在威脅劃上等號，引發德國民間對特定族群難民的恐懼及排斥，也使政界更加傾向以社會及國家安全為優先，希望能夠加強庇護審查與遣返機制。　　這更體現在德國今年的選舉結果。極右派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在今年德國大選的得票率翻倍，從上次的10.4%上升至20.8%。雖然依舊未能取得執政機會，卻顯示愈來愈多民眾轉向支持收緊移民政策。在政府層面，難民的遣返速度與數量明顯提高。社民黨黨員指出，2025年初與去年同期相比，將難民驅逐出境的人數增加了30%，顯示「安全優先」正逐漸成為難民政策的主調。　　德國的做法雖然引發一些對歐盟法律精神的質疑，但至少仍建立在部分現實風險與事實。然而，當我們將目光看向6月4日的川普政府，會發現這套以社會安全為由的邏輯，似乎被推向了另一個極端，有些國家甚至不需要具體的風險，也會被排除在外，例如緬甸。　　川普政府宣布對12個國家實施入境禁令、7國祭出入境限制。根據BBC中文的報導，川普表示，名單裡都是沒有能力審核自己公民的國家，因此有國安疑慮。其中，緬甸也列為12國禁令之一。然而，在美緬甸人大多都具有難民的身分背景，包括克倫族及羅興亞人等受迫害群體，在美國社會裡算是較為邊緣化及低調的族群，更沒有發起過任何重大攻擊事件或恐攻的紀錄。若德國對中東裔難民的排斥與戒慎是基於恐攻等創傷，那美國將緬甸納入禁令名單，似乎找不到任何合理化的根據。　　美國向來是一個族群與文化交織的大熔爐。無論是911事件帶來的創傷，還是多州持續發生針對特定族裔的仇恨犯罪，都讓人們對移民議題更加敏感。川普政府會希望限制或控管移民入境的行為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問題在於，當某些群體從未對社會造成明顯威脅，卻依舊被全面性排除時，我們不得不質疑，這是否真的是出於安全考量，還是藉由國安之名行歧視之實？當一國公民對於社會沒有絕對風險，卻依然被全面排除，這或許就是歧視的開始。從德國社會的轉變可以理解民間對移民政策的焦慮與恐懼，但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警惕「國安」這個詞被過度泛化，國家安全應該建立在風險評估上，而非基於國籍、族裔等預設立場。

　　法國總統馬克宏於5月30日針對以巴議題表示：「承認巴勒斯坦國不僅是道義上的責任，更是政治上的要求」，並將於6月18日與沙烏地阿拉伯共同主持的巴勒斯坦問題大會中，尋求承認巴勒斯坦國。事實上，這並非首次有西方大國採取類似行動。就在馬克宏總統表態前，西班牙、愛爾蘭以及挪威已共同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聯合國大會更以壓倒性票數支持巴勒斯坦成為會員國，並同意給予更多參與特權。　　從這些變化能看出，巴勒斯坦今天的主權地位，並非來自於自身的治理能力或民主制度建設，而是歷經自1948年以來或大或小的戰爭與國際輿論的累積才被正視。國際間對於主權的承認，不再是透過政府的有效治理及人民自決，而是深受政治利益、地緣壓力及敘事主導影響。不是誰具備主權條件就能被接納，而是必須靠衝突、流血來換取各國的關注。國際承認制度的荒謬點往往不在於承認了誰，而是承認的標準和更極端地，這個制度的存在。　　根據國際法，國家的構成要素為人民、土地、政府，以及與外國交往的權能，也就是主權。巴勒斯坦在這些面向上皆已具備，理應是國際體系的一份子。然而現實中，是否能成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卻需要由別國來定義。當一個具備國家條件的主體，還需等待國際政治的蓋章才能存在，那麼我們是否該重新思考，主權是不是變成了他國賦予的結果？　　這樣的問題，不只發生在巴勒斯坦，也讓我聯想到台灣的處境。儘管台灣與巴勒斯坦在歷史淵源與國際地位上存在重大差異，兩者的起跑點也不相同。巴勒斯坦在聯合國已具觀察員身分，而台灣的邦交國僅剩十二國，且尚未取得觀察員地位。此外，兩者面對的打壓邏輯也不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軍事行動源於長年土地、宗教、資源與族群衝突；而中國對台的施壓，則是為了消除台灣的主權意識，在國際上極力降低台灣的能見度。　　然而，即便背景不同，我們仍共享一個處境：在大國主導的社會下，主權不再由我們自己說了算。巴勒斯坦付出了數十年的犧牲與代價，終於開始被承認。在這個體系中，主權不是來自存在的事實，而是來自是否能引起足夠的災難與共鳴。那麼我們是否也該反問：如果是，那台灣要怎麼辦？難道我們要流血，才能獲得關注？台灣的國際地位，是否只能靠危機來換得關注？　　國際承認或許有它存在的意義，只是在現今的國際社會裡，這套制度已經脫離它最原始的初衷，成了一種排他性的政治博弈手段。因此，改革是必要的。我認為，一個符合國際法上國家條件的主體，應自動獲得參與國際事務的基本權利，保障其存在與發聲的空間。當然，各國仍能保有承認與否的政治選擇權，但這不會影響一個主體是否能參與以專業領域為基礎的國際組織。我們需要讓國際參與權回歸其公共利益屬性，而非取決於政治承認。　　主權是一種內部治理與人民共識的成果，本來就不需要被外界賦予，我不認為主權的存在必須完全依據國際承認，只要符合客觀條件，就已構成國家事實。而國際制度的改革，是為了讓更多主體能夠在這個世界中被聽見、被尊重，無需以傷痕與犧牲換得存在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