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馨渝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年來，美中戰略對抗日益白熱化，從川普政府的高額關稅政策，到中國持續在台海周邊進行「灰色地帶」軍事活動，全球秩序正面臨「金德爾伯格陷阱」與「權力轉移理論」的雙重壓力。       《經濟學人》近期報導，美國在遏止中國行動上的威懾力正受到質疑。首先，川普執政期間對中國發動關稅戰，雖意在打擊不公平貿易，但效果有限，反令中國認定自身已具備與美抗衡的條件，而美國的高關稅政策，更使其對傳統盟友失去領導力，並且中國不斷以軟硬兼施的手段以軍演、外交來削弱民眾信心，又台灣內部政治分歧導致社會凝聚力薄弱，這三個原因讓外界疑慮美國是否具備干預戰事的能力與意志。        而「金德爾伯格陷阱」意指當全球霸權國無力或無意維持國際秩序時的國際情勢，從印巴衝突上也可印證此陷阱即將成真，今年5月初，印巴於喀什米爾地區再度爆發衝突，儘管美國國務院聲稱促成「停火共識」，但不到數小時即告破裂，雙方互相指責對方違約並揚言報復，《印度河用水條約》相關談判也陷入停滯，此例正反映出美國調停能力的逐漸式微。        然而針對這場衝突，根據Newtalk報導指出，印度官方指控中共在衝突期間「深度介入」，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防空和衛星支援，協助巴方提升對印度軍隊和武器部署的偵測能力，這顯示北京在衝突中的直接參與程度高於此前披露的水平，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於5月19日對此回應，強調中方在印巴局勢緊張以來一直堅持客觀公正立場，呼籲印巴兩國保持冷靜克制，避免局勢升級，但印巴衝突內顯現出的，權力邊界模糊與重構，正是「權力轉移理論」的實踐場域，當一個新興強權崛起，其對國際議題的處理方式將更多地依照自身利益，而非現有霸權所塑造的規則進行，對照台海現況，若爆發軍事衝突，令人懷疑美國是否真能如其承諾般出手干預、制止中國行動，而其又是否能「有效」干預，恐怕仍是一個未解的問號。        在大國逐漸將全球事務視為自身利益延伸、而非國際公共責任的背景下，小國更應認清現實：無論是印巴還是兩岸，今日國際社會已無絕對可靠的「世界警察」，我們不能將和平與安全全然寄託於外部勢力，而必須強化自主的國防能力與制度韌性，印巴今日，未必不是兩岸明日，如何避免《經濟學人》所警示的，川普政府為避免核戰爭或基於地緣戰略妥協，可能與中國私下達成某種「棄台協議」的說法，唯有凝聚社會共識與強化國家戰略應對能力，方能避免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與權利轉移下的秩序崩潰與安全真空。 

        近期川普一連串的關稅政策重創國際穩定，川普正極力的執行他的目標「讓美國再次偉大」，但偉大的方式，卻是吸取全球的資源以壯大自己，尤其川普的這種強烈經濟制裁，是「不分敵我」的實施，並未對盟國做出關稅優惠的政策，對台灣，儘管我們持續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並且台積電也先釋出善意赴美投資，我們依然被課了32%關稅，雖然川普幾日前決定延期90天執行關稅政策，並要求不反抗的國家與其持續交涉，但可預見的是，名為交涉，其實是看這些國家交出了多少本國利益，進而提高美國利益的「誠意」，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美國川普政府即將公布晶片關稅方案，根據ETtoday新聞雲指出，外媒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川普最快可能在本週內宣布針對進口晶片加徵25％至100％不等的高額關稅，那麼台灣到底還有多少籌碼或是誠意足夠跟美國談判呢？       可能多數人覺得台灣的兩種我們可以滿足川普眼中，可以增加美國利益的籌碼，一、台積電，二、民主價值，前者可以滿足美國經濟利益，後者可以滿足美國政治利益，然而台積電在近期宣布赴美投資，儘管美國得到了甜頭，川普卻還是不斷在發言中威脅台積電，更用「晶片關稅」威脅台灣整個半導體產業，盧特尼克的質疑言論：「為什麼那些AI晶片必須在台灣生產？為什麼不能在美國生產？」，讓人擔心他是不是要把整個台積電搬到他們那邊才甘心呢？但這種結果將大大影響台灣的全球影響力。        再來是民主價值，台灣一直以美國的最大民主夥伴自稱，但台灣的「民主價值」卻似乎正在倒退，民進黨發起的全台大罷免行動鬧的沸沸揚揚，台灣的政黨政治呈現兩極分化的極端政治，並且黨與黨間不再如《民主國家如何死亡》一書提到的概念「互相容忍」，兩黨將對方視為「敵人」而非「對手」，而互相罷免的行為也違背了「制度性自制」，除此之外，賴總統宣布的17條策略也包括恢復戒嚴時期誕生的《軍事審判法》，雖說會全面檢討及修正，但軍法代表的意義依然讓人民產生恐懼，而且川普向台灣收「保護費」的行為，也讓人懷疑他是否真的將台灣的戰略利益放在重要位置。        如此一看，經濟上我們被美國壓得喘不過氣，政治上則越來越不被川普看重，台灣對美國似乎快要沒有籌碼可以給了，那麼台灣該怎麼辦？如果我們不一定選擇要和美國上談判桌呢？根據《大崩潰》一文中，中美台戰略三角崩潰的模式有五種，其中作者認為「圓桌模式」也就是兩岸談判，是對台灣傷害最小的辦法，問題是我們如何在保有自己原則的前提下與中國談判，談判的最佳時機和方式又為何？重要的是中國是否會遵守談判內容？這些問題都是關切台灣未來的我們需要好好審視的，只是若我們開始和中國交流的話，美國就會開始著急了因為他的政治利益就有危險，如此以政治影響經濟，或許他們就會做更多經濟讓步或援助給台灣，台灣又能有更多談判籌碼，所以說關鍵因素似乎不是我們剩下的籌碼為何，而是我們如何策略性的選擇與誰談判來創造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