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當研究生不敢問教授:論文指導背後的權力不對等
前陣子與一位研究所三年級學生閒聊,他正忙著撰寫論文,他提到身邊有不少同學面臨的困境,往往不完全出在論文本身,而是研究生與指導教授的緊張關係。有些指導教授給予的意見語焉不詳,研究方向也不夠明確。學生拿著論文請教授指導,得到的卻經常是幾句籠統的建議,例如研究沒有深度、論述不夠完整、缺乏邏輯脈絡、理論運用不恰當等。被退回去之後學生經常摸不著頭緒不知從何修改,只能反覆自行揣測摸索、花費大量時間重新改寫,結果下次見面又被要求調整方向,甚至有與前次的討論互斥情況。長期下來,不僅論文進度受到影響,學生也容易產生挫折感,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研究能力,最要緊是心很累。這段對話讓我思考:為什麼在強調理性思辨、論證與知識生產的學術環境裡,部分研究生卻連要求指導教授把話說清楚,都可能感到困難?這背後涉及的,或許不只是個別教授的指導方式,而是論文指導長期存在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教授點出問題,學生卻難以掌握首先,論文指導過程中,教授的表達方式可能就是問題之一。學術研究涉及理論、方法與研究設計,教授通常具有較豐富的研究經驗,能夠從專業角度看出論文的問題。但是,能夠看出問題,並不代表一定能夠清楚地說明問題。例如,教授告訴學生:「你的研究過於薄弱。」這句話本身或許沒有錯,但學生接下來應該怎麼做?是問題意識不夠明確?是文獻回顧不足?樣本數量太少?理論與研究材料缺乏對話?還是研究發現停留在現象描述,缺少深層意義的討論?這些問題涉及不同的修改方向。如果教授只是提出評價,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問題所在,有些學生頭一次寫論文,研究能力不足很難理解教授的想法。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教授可能沒有充分研讀學生的論文,無法針對研究內容提出具體建議。會發生此類情況可能是教授同時指導多位學生、高教工作任務繁重、研究領域不完全相符,或雙方對指導責任的期待不同。無論原因為何,當指導意見長期缺乏明確性,學生就很難掌握研究方向。學術研究本來就需要不斷修正,教授當然不可能提供標準答案。但是不可否認,指出問題與協助學生理解問題,皆屬指導教授的任務範疇。學生有問題,卻不敢開口比起指導意見不夠明確,我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學生明明感受到問題,卻不一定敢向教授表達。這位研究生提到,身邊不少同學即使對指導過程有意見,也大多只能私底下抱怨,很少有人敢直接向教授反映,這也突顯在論文指導關係中,學生與教授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教授不只是傳授知識的人,同時也是學生研究成果的重要評價者。從論文方向、研究進度、修改要求,到最後能否順利完成學位,指導教授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當學生覺得教授的意見不夠清楚,理論上可以提出疑問,要求進一步說明。但實際上,學生可能會擔心自己被認為不受教、怕多問被指責,擔憂影響之後的師生關係及畢業期程。於是,即使學生心裡有疑問,可能選擇沉默,即使認為修改方向不合理,也可能照單全收。這種現象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學生逐漸失去表達意見的空間。當一個學生連要求教授說明清楚都需要反覆考慮後果,這樣的指導關係顯然值得省思。學術權威如何變成一種無形的壓力如果從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觀點來看,這種現象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理解。布迪厄認為,社會中的權力不一定透過直接命令或強制來運作,也可能透過制度、文化與日常互動,形成一種不容易被察覺的支配關係。其中,「象徵權力」與「象徵暴力」尤其值得借用來理解學術場域中的師生關係。簡單來說,象徵權力並不一定需要透過威脅或處罰來展現,而是當某個人所擁有的地位、知識與權威受到普遍認可時,他的判斷就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教授擁有學術專業、研究資歷與制度上的評價地位,學生則處於學習者的位置。這種差異本身並沒有問題,因為學術訓練本來就需要專業傳承。問題在於,當教授的學術權威逐漸被延伸為不容質疑的指導權威時,師生之間原本應該存在的討論與溝通,就可能受到壓縮與限制。久而久之,學生可能開始認為,教授的判斷就是標準,自己的疑問則代表能力不足。這便涉及布迪厄所說的象徵暴力:支配關係不一定透過明顯的強迫發生,而可能讓處於弱勢的一方逐漸接受既有的權力秩序,甚至將不平等視為理所當然。換句話說,學生不敢提出疑問,不一定是教授曾經明確禁止,也可能是長期的師生互動,讓學生逐漸認為自己不該質疑教授。當然,並不是所有教授的專業要求都構成象徵暴力,也不是學生對指導意見不滿,就代表教授運用了權力壓迫。真正值得討論的是:當學術權威缺乏適當的溝通與制衡時,是否可能讓學生失去合理表達意見的空間?論文寫不好,不完全是研究生問題論文指導關係還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當指導過程出現問題時,相關成本往往主要由學生承擔。例如,研究方向不明確,學生可能需要反覆修改;指導意見前後不一致,學生可能必須重新整理研究架構;指導過程缺乏有效溝通,學生可能因此延畢,甚至承受相當程度的心理壓力。但是,當學生無法順利完成論文時,外界往往比較容易將問題歸因於學生不夠積極認真或研究能力不足。這些因素當然可能存在,研究生本來就應該為自己的研究成果負責,也必須具備獨立完成研究的能力。然而,如果指導過程本身存在長期而明顯的問題,卻完全不檢視教授的指導責任,只要求學生自行承擔所有後果,這樣的責任分配是否合理?教授擁有學術專業自主,並不代表不需要負起指導責任;學生需要培養獨立研究能力,也不代表所有研究困境都應該由學生自行解決。論文指導是一種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學術合作關係。理想的狀態是教授提供研究方向、專業建議與必要的問題釐清,學生則負責研究執行、資料分析與論文撰寫。雙方的責任不同,但都應該對研究過程有所承擔。如果只有學生必須對研究成果負責,教授卻不需要對指導過程負起任何相應責任,那麼論文指導關係就容易失去應有的平衡。學術權威,不應成為學生沉默的理由教授可以擁有較大的專業判斷權,但不能因此剝奪學生合理提問、理解及參與研究討論對話的權利。研究生撰寫論文,本來就是一段充滿挑戰的過程。從確立研究問題、蒐集資料、閱讀文獻,到建立理論架構與完成分析,每個階段都可能遇到困難。教授的存在,就是協助學生逐步跨越這些困難,培養獨立研究的能力。我認為,一段良好的論文指導關係,應該容許學生提出問題、表達不同看法,甚至在充分討論後,與教授形成不同的研究判斷。因為學術研究的核心精神,本來就是透過提問、討論、論證與修正,逐步接近知識。如果一個強調理性、批判與獨立思考的學術環境,卻讓研究生在面對指導教授時不敢提問,那麼我們或許應該反過來思考:究竟是學生還沒有學會獨立思考,還是我們的學術環境,還沒有真正為獨立思考留下足夠的空間?
留言0喜歡投書拜託!孩子長大變漂亮,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媒體與網友關注許芊芊小姐的容貌,這個新聞已經討論太久了。我在國中任教20年,一堆畢業生回來找我,大部分我都覺得容貌有了很大的改變,有些甚至完全很難認出。這很正常,好嗎?首先,年齡增長,容貌本來就會改變;再來就是,正值青春年華、情竇初開的年紀,愛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連以前拉里邋遢的學生,長大後都會開始注意自己的形象,這真的一點都不奇怪。看到這樣的改變,為師不免感到欣慰。愛美,讓他們把以前不修邊幅的壞習慣革除了。為師真正欣慰的不是「終於變漂亮了」,而是他終於學會照顧自己。因此,只要透過一些運動、健身或化妝技巧,其實就可以創造魔法般的改變。當然,有些人可能會透過整形,但我覺得應該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用整形,就可以達到華麗轉身的效果。無論容貌或身材,其實都可以辦到。所以,媒體與網友一直追著某個人的「以前長怎樣、現在長怎樣」,實在有點小題大作,也忽略了當事人的感受。如果照樣的標準,那我這20年教過的學生,可能可以辦一個「畢業生容貌進化特展」,而且每一屆都可以推出年度排行榜。第一名:「老師完全認不出來組。」第二名:「老師看了照片才想起來組。」第三名:「老師同學完全認不出來組。」外貌可以改變,身材可以改變,穿著可以改變,甚至一個人的氣質與人生態度,也都可以改變。其實,一個人不一定天生麗質,卻可以透過努力、整理自己、培養自信,把生活過得更精彩。所以,與其一直追問「她為什麼變這麼漂亮」,不如問問自己: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讓自己,比昨天更好一點?畢竟,人生最值得驕傲的,從來不是「以前有多醜、現在有多漂亮」,而是多年後回頭看看,發現自己真的變成了更好的自己。至於這個新聞……真的可以畢業了。
留言0喜歡投書政治人物的競爭力,不在曝光率,而在市場定位
有人認為,政治人物只要勤跑基層、多上媒體,就能獲得選民支持;也有人認為,選舉勝負主要取決於政黨實力。然而,若從管理學角度觀察,政治人物與企業品牌其實有許多相似之處。 管理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市場定位(Positioning)。所謂市場定位,不是什麼事情都做,而是讓大眾一想到某個需求、一項專業或一個議題,就自然聯想到某個品牌或某個人。 一個品牌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每天都出現在你眼前,而是當你有某個需求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它。 為什麼有些人,一想到某件事就會想到他? 人類的大腦習慣建立連結。 想到AI,許多人會想到黃仁勳;想到Sinker(伸卡球),就想到王建民;想到iphone,就想到賈伯斯。這種「一想到某件事情,就想到某個人」的現象,就是市場定位成功的表現。 他們未必是該領域唯一優秀的人,但因為長期深耕相同領域,因此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形象品牌。 政治專業定位模糊,曝光再多也未必留下印象 相反地,也有不少企業、創作者或公眾人物,希望所有事情都做、所有市場都經營,今天談科技、明天談投資、後天談旅遊,看似曝光率很高,卻讓人難以說出他真正最擅長的是什麼。 政治人物同樣如此。 如果今天談交通、明天談司法、後天談外交,每一項議題都參與,但都只是淺嘗即止,民眾雖然知道這位政治人物,卻較難建立「他最擅長什麼」的印象。 問題未必是沒有能力,而是什麼都碰一點,反而讓人看不出真正的專長。 聚焦議題,才能逐漸建立公共形象 有不少政治人物幾乎每天都在追新聞。今天談能源,明天談交通,後天又評論外交,好像每件事都能說上幾句。曝光確實增加了,但也容易讓人產生一個疑問:「他到底最懂什麼?」看似涉獵廣泛,卻容易讓人覺得樣樣都懂、樣樣都不精,也因為專業不足很容易產生錯誤。 若政治人物選擇把更多心力放在自己熟悉的公共政策上,例如持續關注教育議題,例如持續關注校事會議制度、教師管教權、學生權益、校園治理等教育議題,透過立法院質詢、媒體受訪及公開發言,不斷累積相關政策論述,讓專業形象逐漸累積。 不論外界是否完全認同其政策立場,這樣的持續投入,都有助於讓社會逐漸建立「談到教育議題,就會想到某些政治人物」的連結。畢竟,長期深耕自己最熟悉的領域,更容易建立社會信任。 從管理學角度來看,這正是市場定位逐步形成的過程。 市場定位,不是唯一成功策略 當然,也有少數政治人物採取「全方位曝光」策略,同樣獲得選民支持。因此,市場定位並非唯一成功模式,而是眾多競爭策略中的一種。不同的政治環境、個人特質與選民期待,都可能影響策略是否奏效。有些政治人物憑藉個人魅力、危機處理能力或跨領域形象,同樣能建立廣泛支持。 然而,對多數政治人物而言,在某個公共政策領域持續深耕,仍然是建立專業形象、提升社會信任的重要途徑,也是最務實的做法。 找到適合自己的定位,比追逐熱門更重要 市場定位並不是刻意追求曝光,更不是每天製造話題,而是在適合自己的領域持續投入,累積專業與可信度。 市場定位還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符合自己的專長、背景與能力,而不是哪個議題熱門就投入哪個議題。 如果只是追逐流量,聲量或許能短暫提高,但熱度往往很快消失;相反地,長期深耕自己真正熟悉的公共政策,不斷提出具體建議與改革方向,才更有機會建立穩固的品牌價值。 真正的市場定位,不是一、兩次成功就能建立,而是長時間累積的成果。 市場定位不是短跑,而是一場馬拉松。 市場定位,其實適用於每一個人 市場定位並非政治人物才需要思考。 企業經營者需要建立品牌定位;教師需要建立教學特色;醫師、律師、自媒體創作者,也都需要思考自己的核心價值。 別人一想到某個專業,是否會想到你?你最擅長的是什麼?你的核心價值又是什麼?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市場定位。 當然,市場定位並沒有保證成功的魔法。只是對多數政治人物來說,與其每個議題都想插上一腳,不如把時間花在自己真正熟悉的領域。真正能留下來的政治人物,不一定是曝光最多的人,而是最能讓人民在想到某項公共議題時,第一個想到的人。
留言0喜歡投書水冷扇很涼,但毒油問題還是熱騰騰--一瞬間,我差點以為不是在看絕食,而是在看露營
筆者可能年紀真的有了。我印象中的「絕食抗爭」,還停留在電視只有新聞主播一本正經播報的年代。我印象中的絕食,停留在就只有草蓆、一把斗笠、一瓶水、靜坐不語,每天新聞播一次,只看到絕食者臉色愈來愈蒼白,嘴唇愈來愈乾裂。當時年輕,不懂政治,只知道:「原來絕食,是這麼硬的一件事。」再看看現在……。帳篷、水冷扇、電扇、醫師關切、物資補給都有了,一群人輪流探視、加油打氣也有了。一瞬間,我差點以為自己不是在看絕食,而是在看戶外露營。真的感受到時代變了。以前的人,好像比較習慣忍耐;現在的人,比較重視安全、健康與人道照顧。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也是社會文明的進步表現。只是,當這些設備愈來愈完善時,我忍不住開始思考:絕食抗爭的重點,到底是在表達決心,還是在降低身體傷害?如果兩者都兼顧,或許沒有問題;但視覺上的衝擊,確實和我記憶中的畫面差了十萬八千里。當然,我也沒有資格評論。畢竟我大概少吃兩餐,就開始懷疑人生;一天沒喝好茶,工作效率直接掉一半。真要我去絕食,我大概第二天就開始幻想牛肉湯、魯肉飯和鹽酥雞了。不過,真正讓我困惑的,是公共討論的焦點似乎逐漸從毒油事件本身,轉向絕食方式的各種討論。新聞愈來愈多聚焦在絕食,真正關於毒油事件的調查與改善,反而逐漸退到背景。不少公共事件,總會出現一個最吸引目光的畫面。有時是一句話,有時是一段影片,有時是一場抗爭。而當所有人都圍著畫面討論時,真正需要被解決的問題,反而容易被擠到角落。同樣地,絕食這種抗爭方式,是否真的有助於事件真相的釐清與制度改革?。抗爭者選擇何種方式表達訴求,是其權利;但公共討論如何回到問題本身,才是社會更需要關注的事情。食品安全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關於絕食的新聞,而是更有效率的調查、更完整的究責,以及更完善的制度改革。否則,再多的爭論與辯解,都無法回答民眾最在意的一件事:我們吃下肚的東西,到底安不安全? 畢竟,民眾真正關心的,不是絕食,而是能不能安心吃飯。
留言0喜歡1投書從馬前總統的手寫信,論媒體專業素養
近日有新聞媒體引用網路評論,拿前總統 馬英九 的一封手寫信大作文章,認為其字跡「潦草歪斜」,甚至進一步推論可能出現失智徵兆。看到這類報導,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首先,那本來就是一封現場隨筆書寫的信件,不是準備出版的題字,更不是要裱框收藏的書法作品。人在臨時書寫時,本來就會有塗改、停頓、字體大小不一的情況。若連這都能當成「失智證據」,那恐怕很多人在開會筆記、超商簽名,甚至隨手寫便條紙時,都已經被列入失智觀察名單了。 更離譜的是,部分媒體拿馬前總統過去工整的毛筆楷書作品,去對比這次隨手寫下的硬筆行書字跡,再一本正經地下結論,認為其字體「退化」、「潦草」。但毛筆楷書與硬筆行書,本來就是完全不同的書寫形式,書寫工具、書寫速度、使用情境皆不相同。這種比較方式,不僅缺乏基本常識,更有種「不懂裝懂」的尷尬。 這就像拿一張正式證件照,去比較一個人剛睡醒時的模樣,然後嚴肅地說:「此人容貌衰退嚴重。」問題不在於能不能比較,而是比較的方法本身是否合理。 更值得警惕的是,「失智」本身是一項高度專業的醫學判斷,涉及神經學、認知功能測驗、臨床觀察與長期評估,絕非單憑幾個字跡就能武斷下定論。即便字跡真的出現改變,也可能與年齡、書寫姿勢、疲勞、工具差異,甚至當下情緒有關。非醫學專業人士,若僅憑一封手寫信便公開推論他人失智,其實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如今社會早已出現一種荒謬現象:人人都能當評論家,人人也彷彿都成了醫生。只要一張圖片、一段影片、一行筆跡,就能在網路與媒體上被迅速拼湊成各種「專業診斷」。 媒體從業人員,許多人具備高學歷或名校背景,理應擁有基本查證能力與邏輯思辨。然而現在卻常出現一種現象:只要網路有人帶風向,就急著跟進;只要留言區有聲量,就能直接變成新聞素材。不再追根究底,而是追逐點閱;不再講求事實,而是講求情緒。 「媒體識讀教育」總在教導學生不要輕信網路謠言,但有時候,連謠言本身,都是媒體加工後再放大的。 新聞媒體原本應該是社會的照妖鏡,如今卻有些逐漸變成哈哈鏡;原本應該幫助社會釐清事實,現在卻忙著製造情緒與話題。 最諷刺的是,真正「潦草歪斜」的,也許不是那封手寫信,而是部分媒體在流量誘惑之下,逐漸走偏的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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