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柱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淡水曾經是台灣重要的貿易港口，吸引了大批外國商人和傳教士，形成一個多元文化交融的社會。這座城鎮擁有豐富的歷史遺跡，例如紅毛城和淡水老街，見證了台灣歷史的不斷演進。淡水融合了台灣原住民、中國移民以及西方殖民文化的特色而聞名，有著自己獨特又迷人的文化魅力。此外，淡水的藝術氛圍活躍，有許多畫家、音樂家、攝影師及手工藝者在此從事創作，推動藝術發展。淡水也常見各種節慶活動、宗教信仰活動以及傳統民俗活動，也讓淡水成為一座文化底蘊深厚的城鎮。再加上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觀與老街、廟宇、教堂、古蹟的人文風貌，共同勾勒出淡水獨有的地方意象。 如今，隨著淡江大橋的興建，這片擁有豐富歷史與自然資源的多元文化地方會迎來怎麼樣的變化呢？首先，淡江大橋的興建是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性，但淡水的交通是以橫向沿著淡水河岸朝台北市為來往主幹線，而淡江大橋的興建是則是提供了南北直向往八里、桃園方向的來往交通，有利於北海岸地區居民前往桃園機場搭機而節省時間，但說要因此帶來人潮和經濟效益則可能有限，所以淡水人的生活節奏不可能因此有多大改變，傳統習俗也不可能會受到多大影響。此外，淡水河口的夕陽美景原本就已久負盛名，淡江大橋的新建是提供了讓更多人欣賞淡水夕陽美景地點，但和經濟的聯繫可能並不明顯。 綜合來看，淡江大橋的建成固然提升了一定程度的交通便利，但目前蜂湧而至的大批參觀人潮很可能只是短期現象。類似的情況曾發生在1983年橫跨淡水河的關渡大橋通車時，吸引了無數遊客前來參觀，人潮絡繹不絕，同樣也是設有專門的觀景台，但隨著時間推移，後來就少有人專程來參觀關渡大橋了。亦即大橋的興建完成並不保證帶來人潮、商機和大幅促進文化交流，而重要的是大家仍需小心保護好淡水那些原本珍貴又獨一無二的文化資產，才能讓淡水這個地方持續散發它獨特的魅力和活力。

 行政院原本規劃1.25兆元新臺幣的國防特別預算案，在立法院引發朝野激烈攻防下，歷經半載，最終於2026 年5月8日三讀通過，將預算規模下修至 7,800億元，並嚴格限縮於美國對臺軍售項目，總統亦於 5 月 11 日發布總統令正式施行。  根據三讀通過且公布之「保衛國家安全及強化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預算內容僅納入國外軍事採購，並排除商購及委製案件。檢視相關採購項目，包括M109A7自走砲、海馬士多管火箭飛彈系統、反甲型無人機飛彈系統、標槍反甲飛彈及拖式2B反甲飛彈等武器系統。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裝備不僅是傳統火力性能的硬體建置外，其背後更涉及大量人工智慧(AI)技術與智慧化系統整合，尤其在目標辨識、資訊分析、自主導航及作戰決策等方面，AI正是採購的重要核心。 不容諱言，AI技術正逐步融入現代軍事裝備與作戰系統之中，使武器具備更高的精準度、反應速度與自主能力。以無人機、自動化武器系統及智慧飛彈為例，其運作皆高度依賴AI演算法與資料分析能力。透過AI技術，軍方得以即時辨識敵軍目標、分析戰場情勢、預測敵方行動，並快速作出作戰判斷，降低對大量人力操作與傳統決策流程之依賴。 此外，AI在情報分析與威脅預測上的應用亦日益重要。例如運用機器學習技術分析衛星影像、雷達數據及通訊資訊，不僅能提高情報蒐集效率，更能強化目標辨識與戰略預警能力。因此，各國軍事採購已不再僅著重於傳統武器裝備，而是更加重視AI驅動之情報系統、智慧化指揮平臺及網路安全防禦能力。 另一方面，AI技術也進一步推動「智慧國防」概念的形成，包括自動化指揮系統、模擬作戰訓練、無人載具協同作戰，以及網路攻防系統等，均高度依賴AI技術支援。換言之，現代軍事採購所購買的，不只是單純武器裝備，更是一整套智慧化作戰體系與資料運算能力。 總體而言，軍事採購與AI之間的關係，近年已由「火力競賽」逐漸演變為「智慧競賽」。各國競爭的重點，不再只是誰擁有更多飛機、坦克與飛彈，而是誰擁有更強大的AI系統、更快速的反應能力，以及更精準的決策效率。過去軍事採購主要是購買「武器」，現在的軍事採購，是購買更多看不見、卻更昂貴的「具備思考能力的武器系統」。因此，在臺灣面對區域安全壓力，以及AI科技持續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國防採購經費勢必持續攀升，而伴隨而來的政治爭議、財政負擔與監督問題，也將成為朝野攻防的重要議題，因而朝野角力勢必仍將一幕一幕演下去。

 依據聯合國定義，嬰兒潮世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約1946年至1964年之間出生的人口，由於戰後經濟逐步復甦、社會秩序恢復穩定，世界各國普遍出現出生率大幅攀升的現象，因此形成一個特殊的人口群體。不過在臺灣，部分學者認為戰後嬰兒潮世代應界定為1951年至1966年間出生的人口，原因在於1949年國民政府轉進臺灣，伴隨大量人口移入，等到生活稍事穩定之後，才不遑多讓加入生產報國梯隊。看那之後的臺灣，每個家庭婦女生育6個以上孩子的比比皆是，超過10個以上的根本不足為奇，不像現在生了10個以上的婦女，還會上電視，成為媒體訪問焦點。 截至2026年，臺灣嬰兒潮世代的年齡剛好由60歲至滿75歲，其總數已超過600萬，佔全臺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有著龐大的人口規模。在臺灣這一代人通常被稱為「臺灣經濟奇蹟」的推手，他們親身經歷了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與高科技社會的完整發展歷程。 嬰兒潮世代的資產結構具有幾項鮮明的特色：首先，他們因為在資產價格相對低廉時進入市場，受益於長期的經濟擴張、加上在職業生涯及相應收入未曾中斷、薪資成長、股市持續上漲，以及房地產增值等等因素，因此累積了不少財富，可謂是「富有的一代」，其持有的資產在全國總資產中占有極高比例。 其次，嬰兒潮世代是以房地產為核心資產，多數人擁有自己的房地產，並且多數已付清抵押貸款。臺灣過去數十載的都市化與通貨膨脹，使得他們持有的土地與房屋價格持續翻了數倍，而拉開了他們與年輕世代的財富差距。此外，此一世代中的許多人擁有企業提供的退休給付或享有較為優渥的政府勞保或公保退休金制度，所以他們的資產可以不減，甚至反而年年增加。 不過，嬰兒潮世代的投資風格趨於保守的，他們隨著年齡增長，資產配置已逐漸由「成長型投資」轉向「保值與收益型投資」，重視現金流，偏好配息股、債券及儲蓄型保險。整體而言，目前的資產配置多以防守為主，積極規避風險以確保退休生活無虞。 然而，相較於上一世代的節儉習慣，臺灣嬰兒潮世代已願意為了生活品質花錢，而且消費力日益增強。他們在醫療保健、養生、休閒、娛樂、旅遊、高端消費上屢有支出，資產中有一部分是預留給自己「高質量退休生活」的流動資金。 隨著嬰兒潮世代漸漸步入晚年階段，他們也難以規避即將發生的「財富大轉移」，亦即未來 10 到 30 年內，嬰兒潮世代將把龐大的資產透過遺產、贈與或家族傳承等形式，逐步轉移至 X 世代與千禧世代手中。這不僅牽涉個人財富的重新分配，也可能深刻影響房地產市場、金融投資結構、消費型態以及世代間的經濟關係。 總而言之，臺灣嬰兒潮世代憑藉其所處的歷史機遇、經濟高速成長背景和穩健的財富管理策略，累積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他們在金融資產和房地產上的優勢配置，以及對穩定收入和退休保障的重視，構成其財富特色的核心。未來隨著財富傳承的加速，這不僅是個人財富的轉移，更是對社會經濟結構和下一代財富機會的重塑。理解嬰兒潮世代的資產特色，對於預測未來經濟走向和制定相應的財富管理策略，或公共政策至關重要。

 人工智慧(AI) 的迅速崛起，已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巨大變革，其應用場景與影響力持續擴大，幾乎滲透到科技、商業、醫療、教育等眾多領域。然而，與在世俗領域的廣泛應用相較，人工智慧在宗教領域中的角色目前顯得相對有限，僅在少數實務如經書整理、經文檢索、祭拜指引、以及機器人代為誦經等領域開始嘗試，尚未觸及宗教的核心價值，也未替信仰和傳教帶來根本性的創新或突破。 在人工智慧面前，多數宗教團體保持著一種謹慎的態度。雖然他們已針對人工智慧提出一些道德層面的呼籲，例如強調應以「人為本」為核心，並注重隱私保障、包容性、公平性、可靠性及負責任的科技應用等，但這類討論更多地停留在表層倫理面，而鮮少深入探討人工智慧如何助力傳教。同時，涉及哲學與神學層面的反思更是寥寥無幾，對於人工智慧如何真正融入宗教運作、深化信仰價值，當前亦未進一步形成有系統性的探索。 從本質上看，人工智慧與宗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許交集不多，其間沒有什麼豐富的互動與相互影響。兩者在核心邏輯、運作方式和世界觀上存在著深層差異，人工智慧的建置方法是依賴龐大的數據庫、高度複雜的演算法和超強計算能力構築而成的技術系統，其目標在於重建類似於人類的學習、推理與決策功能，從而模擬人類智能行為，是一種實證主義與數據驅動的知識體系。相對地，宗教則源於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智慧積澱，建構在一系列教義和信仰之上，它著重於心靈和道德層面的引導，注重內在價值、哲學思考和超自然信仰。宗教並且以儀式、傳統活動（禮拜、祈禱、誦經等）和象徵物（聖地、聖書、神像等）來實現精神的追求與神聖的連結。因此，兩者在方法論和關注重點上呈現相異之處，不屬於完全相容，也不直接對立的平行關係。 只是隨著人工智慧逐漸被各個領域當作工具廣泛地應用，它也不可避免地逐步外溢到宗教領域之中，儘管目前尚無確切證據顯示它會對宗教帶來顯著的促進或限制作用。然而，在實踐中，人工智慧可以藉助大量案例的累積彙整、追蹤和分析，會揭穿很多宗教界人士假宗教之名進行詐騙的行為，結論倒是很有用的、可以相信的。此舉或許具有積極意義，但同時也讓宗教面臨挑戰，亦即隨著被揭露的事件增多，是否會削弱部分公眾對宗教機構的信賴度？面對這種可能性，宗教團體可能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的倫理立場與社會角色。此外，在更深遠的神學或形而上學層面，人工智慧無法觸及人類信仰的核心問題，例如非科學所能驗證之天堂、地獄及死後世界等超自然領域的宗教核心概念。然而，人們依然會提出許多議論，比如在這樣不可見的領域中，未來人工智慧是否能扮演什麼角色？會對宗教產生何種潛在影響？是否直接影響宗教傳統的延續與演化？亦或因此引發更廣泛且深刻的討論？ 總而言之，宗教長期以來是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大支柱，在人類思想史與社會發展史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舉足輕重。我們期待人工智慧在不久的未來也作為人類文明的另一大支柱，而更衷心期待有橫空出世的大師能讓宗教與人工智慧兩大支柱結合在一起，讓其相互支持解釋世界，引導人類的行為並塑造人類幸福的未來，只是這個期待可以實現的日子應該還是很遠很遠！ 

在台灣地區降雨分布不均的情況下，水資源管理長年面臨著一些嚴峻的挑戰，最近還好在清明節前後下了幾場局部豪雨，稍微解決了因為數月降雨不足而出現的水資源供應緊張問題。為了能夠幫助提升諸如此類水資源管理的效率與效益，世界各國無不積極在研究發展人工智慧(AI)於水資源管理的應用。傳統的水資源管理模式往往依賴人工巡檢與經驗判斷，難以應對複雜多變的環境因素。AI 的引入，將為水資源管理帶來革命性的轉變，它透過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與物聯網（IoT）技術，能夠從海量數據中提取經驗，實現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預測」的廣泛應用。AI可以從多方面協助水資源管理，提升其效率與永續性，首先是利用歷史數據和氣候訊息，進行氣象預測與水文模擬，並根據季節和人口等變化因素研判用水需求，最適化動態調整發電、灌溉、飲用水等供水策略，以減少水資源浪費。其次是可以更準確地預測降雨模式、水流量、河川水位、水庫存水量、洪災或乾旱等自然災害，幫助決策者提前制定災防應對策略、水庫放水策略、人員疏散計畫或人工造雨計畫等。再者是透過學習土壤濕度、天氣條件和作物需求，可建立AI智能灌溉系統，最適化灌溉用水量。再則是可運用AI分析供水管網的數據，快速定位可能的漏水點或水管老化問題，及時進行維修以避免水資源流失。此外，AI技術能即時分析來自感測器或衛星的數據，監測水資源中的污染物，迅速發現問題並提出改善建議，確保供水安全。另外，AI能根據用戶的用水模式提供用戶行為分析與個性化建議，如適時啟動節水措施等應對策略，以提升整體用水效率。儘管 AI 在水資源管理中展現了巨大潛力，但在實際推廣中仍面臨以下挑戰：第一是數據品質與可取得性，AI 的效能高度依賴高品質的數據，但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基礎感測設施的缺乏限制了AI的應用，且數據的規模與品質往往不足以訓練出穩健的模型。第二是模型的可解釋性，水資源決策往往涉及公共安全與社會公平，黑盒化的 AI 模型若無法提供合理的解釋，難以獲得決策者的完全信任，這也帶來了倫理上的考量。第三是在地化的適應性，不同地區的水文特徵、基礎設施條件與社會經濟背景差異巨大，AI 模型必須經過嚴謹的在地化訓練與驗證，才能確保其有效性與適用性。可以樂觀預期隨著AI技術的發展，未來的感測器將具備初步的數據處理能力，能更快速地對突發事件做出反應，減少對雲端運算的依賴。同時AI技術的更深度發展，將在虛擬空間中建立實體水循環系統的精確模型，實現更精準的監測、預測與最適化，從而達到最佳化的水資源配置與管理。 

在現代政府治理中，不同中央部會針對同一管制對象，有時會制定類似的管理規定，而有被譏為「多頭馬車」或「權責重疊」現象。例如針對化學物質即受多個部會列管之管理，環境部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勞動部有職業安全衛生法、內政部消防署有消防法、經濟部有工廠管理輔導法，對於化學物質要求製作安全資料表與標示、運作申報、貯存量申報、貯存位置申報及防災應變措施等等相似之管理內容。對一個企業經營者而言，面對重疊的受管制法規，首先就是企業為遵循法規規定，必須同時面對不同部會機關的申報、審核與稽查，即使法規內容相似，但格式、程序或窗口的不同，都會大幅增加企業大量的行政作業成本及設備成本，降低市場競爭力。如果法規標準不一，甚至相互衝突時，更將使受管制者無所適從，增加法律風險。另外，當多個政府機關同時介入同一領域的管制時，政府機關內部在人力、預算與資訊系統上的重複投入，將造成公共資源低效率使用及浪費的負面影響。如果多個機關缺乏協調，機關之間更可能出現「權力爭奪」或「責任推諉」的現象，在平時爭奪管轄權，在發生危機時卻互相推卸責任。管理成效恐怕也難以彰顯。 儘管法規重疊常被批評為效率低下，但在某些特定領域，單一機關的疏漏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適度的多重監管能提供「多層防護」，確保即使一個機關失靈，另一個機關仍能發揮守門員的作用。另外，不同部會擁有不同的專業核心，透過不同專業視角的互補管理，以讓經濟、社會、環境等不同層面的公共利益皆能趨近全方位的治理。 總結而言，不同中央部會針對相同的管制對象制定類似的管理法規，可能導致被管制對象增加合規成本，以及造成政府行政效率降低，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正面影響。為解決法規重疊帶來的弊端並保留其優點，政府應在追求行政效率與確保公共安全之間取得平衡，透過法規影響評估、設計精準的法規及有效的跨部會協調，並且定期檢討過時或重複的法規，推動法規的整併，建立常態性的法規協調機制，統一解釋法規爭議，並推動一站式行政服務，將法規重疊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減輕受管制者的遵循壓力，同時發揮政府對民眾權益多重保障的正面功能價值。

常常在電視新聞報導或網頁平台視頻播放上看到交通路口發生之碰撞事故，場面非常慘烈，包括車輛嚴重變形、車體碎片散落四處，甚至可能引發二次事故或因燃油洩漏而發生火災。對司機和乘客而言，輕則受傷，重則可能因撞擊或輾壓而造成無法挽回的生命損失。此外，這類事故還可能造成交通堵塞，影響其他使用道路的人，甚至牽涉到後續繁複的法律程序。以下從原因分析、事故處理與預防策略三個層面進行探討。 從國內外統計資料顯示，交通路口發生碰撞事故之原因，最主要是人為因素，包括駕駛分心（例如使用手機、與車內人員交談）、疲勞駕駛、違規搶黃燈、闖紅燈、未禮讓行人，以及未能在轉彎時注意直行車或行人等。次項因素是車輛因素，包括煞車失靈、車輛反應延遲或車輛視野死角等。再者是道路設計問題，如路口視距不足（被建物或廣告擋住視線），號誌設計不良（秒數過短或不合理），以及標線混亂或模糊不清等。此外是環境因素，包括雨天或夜間的能見度降低、照明不足、行人或機車密集等等，都可能成為隱患。 基於以上發生事故之原因，目前相關交通管理單位正逐漸從「事後補救」走向「事前預防與即時應對」的處理模式，包括即時事故偵測，亦即透過監視器與影像辨識技術，自動判斷碰撞發生，進行智慧派遣與救援。同時分析事故影響的程度，以便快速調配最近的救護車與警力，並規劃最佳救援路線，避開交通擁堵路段，以在事故發生後，能大幅提升反應效率與判斷精準度。同時進行交通疏導與動態調控，即時調整周邊交通號誌的動態調控，疏導車流，有效降低現場混亂與避免二次事故。 在交通事故預防上，目前重點在「減少事故發生的可能性」，例如透過歷史數據分析和即時交通流量監測，找出高風險路口與事故熱點區域，提前施作風險預警或改善設施，如增加道路警示訊息或調整號誌設置。同時推動智慧號誌系統，根據車流自動調整紅綠燈時間，以避免車輛搶快或壅塞，減少衝突點。另外，開發駕駛行為監測和警示系統，例如在車輛內部設置提醒裝置，警告前方紅燈、行人穿越等潛在危險，同時偵測駕駛者是否疲勞或分心。儘管如此在政策及措施上，有其理想目標，但仍有幾個關鍵問題限制與挑戰，包括數據品質不足、監控與隱私爭議、系統誤判風險，以及高昂的基礎設施成本等問題存在。 綜上所述，交通路口碰撞事故，本質上是「複雜系統失誤」的結果。未來治理的重心應將交通管理、道路設計及用路人教育三者結合，由傳統的「事後補救」逐步過渡到「事前預防與即時應對」的人、車、路、環境系統智慧模式，讓交通路口碰撞事故有機會從「無可避免的意外」轉型為「風險可顯著降低」的情境，最大程度減少悲劇的發生。

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快速發展，AI 已不再是僅限於工業或商業領域，而是深入家庭生活的核心。從智慧音箱、AI 輔助學習軟體到具備情感互動能力的社交機器人，AI 正在重新定義「親子互動」的本質。 AI 在家庭中的應用，若能妥善引導，可成為強化親子連結的正向影響，包括下列諸多之助力：首先是可以當作教育與學習的減壓閥，AI 學習工具能協助孩子解決學業難題，減輕家長在課業輔導上的壓力，使得親子時間能從「監督作業」的衝突中解放，轉向更高品質的情感交流。其次是AI可支持育兒的教練與情緒，AI 育兒助手能根據發展心理學提供即時建議，幫助家長在面對育兒挫折時保持冷靜，並提供更具建設性的溝通技巧，間接改善家庭氛圍。此外，AI可提供對特殊需求兒童的支援，國外案例顯示對於自閉症（ASD）或過動症（ADHD）兒童，AI 機器人可提供穩定、無壓力的社交練習環境，家長可以透過 AI 提供的數據報告，更精準地理解孩子的進步與情緒波動，從而調整教養策略。 儘管 AI 帶來便利，但對親子關係也有潛在的風險與挑戰，其中主要是對人類情感結構的介入引發了深層憂慮。首先是情感替代與依附轉移，當孩子習慣與「永遠有耐心、永遠順從」的 AI 聊天機器人互動時，可能會對現實中具有情緒波動、需要妥協的人類關係感到挫折。研究指出，過度依賴 AI 陪伴可能導致孩子對家長的情感依附減弱，甚至將 AI 視為首要的情感寄託。續而是對認知惰性與社交退縮，亦即造成孩子習慣於 AI 直接給予答案，而放棄主動思考與提問。在親子關係中，這表現為孩子減少與父母討論問題的意願，轉而向 AI 尋求「標準答案」，削弱了親子間的思想碰撞，而造成數位代溝的擴大，倘若家長始終不了解 AI 的運作機制，容易對孩子使用 AI 的行為產生誤解或過度恐懼，進而引發監控與反抗的衝突，加深世代間的隔閡。 面對AI 來勢洶洶的時代，家長為了保持健康的親子關係，應採取與孩子一起共同學習、探索 AI 工具，而非視為禁忌。同時設定「無 AI 時間」，確保每天有固定的時間（如晚餐、睡前）完全排除數位干擾，進行純粹的人際互動。另外要強化批判性思考，鼓勵孩子質疑 AI 的答案，引導他們進行深層討論，保持思維的活躍性。最後仍然要回歸到親情的培養與維護，提醒孩子 AI 沒有真實情感，引導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練習共情與衝突處理。 總而言之，AI 技術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是複雜且多面向的。它既提供了提升兒童學習與發展的創新工具，也帶來了情感疏離和社交能力退化的潛在風險。AI 與親子關係之間並非零和遊戲，AI 的介入確實改變了親子關係互動的頻率與品質，但它也提供了優化教養、理解子女的新途徑。關鍵在於家長能否保持自覺及多加學習，將 AI 定位為輔助工具，並始終將人為的溫度置於家庭生活的核心，為孩子創造一個既能享受科技便利，又能擁有健康及豐富親子關係的成長環境。

隨著數位化浪潮席捲全球，人工智慧（AI）已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在慈善領域，AI 的導入不僅為傳統公益模式帶來了創新契機，更在提升效率、擴大影響力方面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從數據分析、自動化任務處理到個性化捐贈匹配，AI 正逐漸改變慈善組織的運作方式，使其能夠更有效地應對複雜的社會挑戰。然而，這項新興技術的應用也引發了關於倫理、公平性與人類判斷等方面的討論。人工智慧在慈善事業中的應用範圍廣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AI 技術能夠自動化處理慈善組織的日常繁瑣工作，例如數據輸入、報告生成和初步的捐贈者溝通。透過批量處理這些基礎性任務，公益組織得以釋放人力資源，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核心的公益項目規劃與執行中，從而提升整體營運效率和工作流程。其次是能夠精準匹配與資源分配，利用大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演算法，AI 能夠深入洞察捐贈者的行為模式、偏好以及受益人的實際需求，這使得慈善組織能夠更精準地匹配捐贈者與公益項目，確保每一份善款都能夠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提升捐贈的效率與影響力。此外，是能夠評估影響力與透明化慈善作為，AI技術在評估公益項目效果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透過分析受益人的反饋文本，AI 亦能夠處理和分析海量的數據，從中提取有價值的洞察，快速生成摘要，識別關鍵主題，並評估工作項目帶來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從而提升決策質量與效率，這不僅有助於慈善組織及時調整策略，提高工作項目成效，也增強了慈善活動的透明度，讓捐贈者能夠清晰了解其捐款的去向與成效，使得公益活動更具廣泛性、普適性及創新性，放大公益力量與拓展行業邊界。 儘管 AI 在慈善領域潛力巨大，但其應用也伴隨著一系列不容忽視的挑戰與風險：包括AI 系統的有效性往往依賴於數據的豐富性。由於存在數字鴻溝，那些數字技術相對落後的群體可能因數據不足而被排除在 AI 帶來的益處之外，甚至導致資源分配不均。與此同時，AI 算法在訓練過程中可能繼承或放大數據中的偏見，導致其提供的建議對某些群體更為有利，而對另一些群體則不公平。 綜上所述，AI技術的快速發展，正深刻地影響著各行各業，慈善事業亦不例外。AI 在慈善領域的應用，從自動化的籌款工具、智能化捐贈平台、提升慈善行為的透明度、營運效率、精準資源分配，到決策支援各方面，展現出巨大的潛力。然而，伴隨而來的倫理挑戰與數據隱私等等的風險也不容忽視，以實現慈善事業對社會真正全面而持久的益處。

當一名代理主管滿懷期待卻最終無法「真除」時，心理上往往會經歷一段劇烈的波動。這不只是職位升遷的挫敗，更涉及自我價值、信任感與職場安全感的崩解，可以從個人心理、權力運作與組織行為等層面分析相關的心理反應與後果。首先是權力競爭的挫敗感與心理落差，當代理主管無法真除時，在權力分配上即成為「輸家」，這種「你贏我輸」的零和性質不只是職位升遷的挫敗，更會引發強烈的自我價值、信任感與職場安全感的崩解。 代理人通常是在組織最混亂或缺人時「臨危受命」，承擔了主管的責任與壓力。當最終職位卻給了別人，心裡常會覺得「我幫組織撐過了難關，最後卻被當成墊腳石。」 這種被利用的感覺會導致對上司或組織的信任感降至冰點。即便代理期間表現良好，無法真除也可能會讓當事人懷疑自己的能力是否根本不夠格，或者是覺得在屬下面前丟臉，認為大家都在背後議論自己「被看破手腳」。更嚴重的是在代理期間，該代理人已經在心理上與實務上建立了對團隊的控制權與歸屬感，一旦新主管上任，代理人必須將權力交出，會有喪失主權的被剝奪感，這種感覺會帶來強烈的失落與不甘，是一種典型的「高期待落空」心理創傷，容易產生對職場疏離與憤世嫉俗的心理反應，進而對組織產生敵意與不信任感，認為組織決策存在派系或偏袒。 為了補償權力流失，個體可能展現出負面心理反應與行為，例如誇張自己的言行證明自己的重要性、消極怠工，或是對新任主管產生排斥感，下意識地尋找對方的弱點或利用自己對業務的熟悉度不配合新政策，暗中設下陷阱阻礙接任者的工作；或者是怨恨、毀謗上級握有真除權力的長官，以宣洩不滿。同時也產生強烈的轉職念頭或是對自己未來感到焦慮，認為如果留在原位，新主管會不會覺得我威脅到他？ 為避免代理主管若無法真除為主管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建議應透過制度與心理兩個層面來減緩此類衝突。在制度層面，組織應建立透明的權力交接與接班規則，減少「誰該上位」的模糊空間，從制度面降低個體的心理不平衡感；即便個體未獲真除，也應對其代理期間的貢獻給予適當的正向回饋或敘獎，避免個體陷入純粹的負面情緒中。在當事人個體心理層面，代理主管不要先行預期「代理」是「晉升」的前奏，而應正視職場競爭的現實；未獲真除時可尋求專業心理諮商，學習區分個人情緒與職業角色，體認到衝突會損害公共利益與個人名譽。總結來說，代理主管未能真除是一個複雜且敏感的組織議題。要化解其負面衝擊，需要組織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上級主管採取坦誠的溝通，以及當事人自身積極的心理調適與行動。透過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將一次職涯的挫敗，轉化為未來成長的養分。代理主管若無法真除，上級握有真除權力的主管長官就需要在第一時間出面坦誠、清晰地向代理主管說明未能真除的具體原因，以減少個人主觀猜測與群體內部的臆測性傳播，進而避免產生破壞職場環境、瓦解團隊士氣、升高員工流失率等等不利組織整體運作的負面衝擊。

2026年彰化縣長選舉，國民黨現任立法委員謝衣鳯強烈表態希望爭取代表國民黨參選彰化縣長，並希望依期程完成提名，但謝衣鳯胞弟現任彰化縣議會議長謝典霖公開受訪表示，其父親謝新隆表明「家族不支持她（謝衣鳯）選縣長」，導致國民黨提名難題，並引起外界對於謝家內部意見不一的討論。對於弟弟謝典霖稱家族反對的說法，謝衣鳯反駁稱「不盡然是事實」，並強調參選決心不變。由於謝家內部的不同調，這場「姐弟之爭」已成為影響國民黨彰化縣長布局的關鍵核心問題。地方已有對於空降或換人的傳聞，甚或也有建議由民眾黨派黨主席來插花參選的新聞，使得國民黨彰化縣長提名至今仍懸而未決，局勢撲朔迷離。 就政治權力的運作而言，親人之間的衝突（可泛稱或俗稱為「鬩牆」）往往比一般政敵的競爭更為激烈，而且具破壞性、傷害性、毀滅性。這不僅是家族內部的悲劇，更有可能演變成國家層級的政治危機。 政治人物親人鬩牆的原因通常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五大面向：第一是權力競爭的零和性質，政治高職位（如國家元首、政黨黨魁、縣市首長、古代皇帝）往往具有唯一性。當兩個親人同時具備政治野心時，權力分配便成為「你贏我輸」的零和遊戲。第二是政治遺產的繼承權爭議，在政治世家中，誰才是家族正統繼承人、如何公平分配父輩的政治遺產，常成為衝突火種。第三是外部勢力的介入與分化，敵對政黨或黨內派系常利用親人之間的微小裂痕進行分化，以達到削弱該家族政治影響力的目的。第四是深層心理與成長競爭，兄弟姊妹兒時的競爭心理可能延續至成年；在公眾目光下，證明自己比兄弟姊妹更優秀的渴望會被政治權力無限放大；如果過去有未解決的家庭矛盾或個人恩怨，在面臨政治壓力下更容易被激化。第五是意識形態與理念分歧，即使成長於同一家庭，兄弟姊妹可能因教育背景、社交圈或時代感悟不同，產生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不過這種情況在台灣很少見到。 透過國內外當代與歷史案例，可以看到鬩牆之爭的多樣性。例如唐朝玄武門之變，係李世民、李建成與李元吉兄弟的皇位繼承權之爭，結果演變成流血政變，親兄弟相殘，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鬩牆案例。 要解決或預防政治人物親兄弟姊妹鬩牆，需要從制度、空間與心理三個層次著手：第一是家族也應將權力交接制度化，明確建立透明的家族接班規則，減少因「誰該上位」產生的模糊空間。第二是財產信託，將家族政治遺產（如家族財團資產、基金會）制度化管理，或交由專業第三方或信託機構管理，避免個人意志干預引發爭端。第三是引進仲介調解機制，請家族長輩介入利用家族內部具威望的長輩進行非正式調解，在衝突擴大前尋求共識。第四是專業諮商與溝通，政治人物應正視兒時競爭心理對決策的影響，必要時尋求專業心理諮商，區分個人情緒與政治決策，以公共利益為優先，體認到親人衝突會損害公共利益與家族名譽，以「大局為重」作為妥協的基礎，建立「政治歸政治、親情歸親情」的共識，並避免在公共場合進行人身攻擊。 政治人物親兄弟姊妹間的鬩牆，往往是權力欲望與親情紐帶衝突的極致表現。在權力的誘惑下，血緣有時顯得脆弱。然而，透過制度的規範與理性的空間隔離，這種衝突並非不可避免。最終，政治人物需明白，真正的政治遺產不在於權力的壟斷，而在於如何優雅地處理分歧，為社會樹立理性的典範。

 在現代職場中或政壇中，「逼退」是一種常見但往往隱晦的管理現象或要位現象。不同於直接程序，逼退是透過改變運作條件、心理施壓或組織排擠，迫使被逼退者「自願」提出離職，讓出大位。常見的逼退都是上逼退下，其中第一種是當下屬表現過於優秀、具備創新思維或深受更高層賞識時，直屬主管可能因為感到地位受威脅或心生嫉妒而產生排擠行為，是一種權力鬥爭。第二種是文化不相容，主管認為下屬的價值觀或工作風格與團隊不符，但又無法以此作為正式解僱理由。第三種是規避衝突心理，部分主管缺乏面對面處理績效問題的勇氣，傾向於透過冷處理讓對方「知難而退」。下逼退上則相對比較少，是屬於革命性質，因此除非下屬具有真正之實力，否則可能滿盤盡輸。常見的逼退手段可分為「顯性施壓」與「隱性排擠」兩大類，其核心在於創造一個讓成員感到挫折、無力或受辱的工作環境。例如採取冷凍孤立手段，排除參與重要會議、取消一對一對談、不再分配核心任務，以產生邊緣化恐懼，喪失成就感。亦有採取任務刁難手段，制定不切實際的關鍵績效指標，在不給資源的情況下要求高產出、頻繁修改需求，以導致績效崩潰，證明其「不適任」。亦有採取職務貶抑手段，將高階人才調往無關緊要的崗位，或分配極其瑣碎、機械化的工作，以摧毀職業自尊，迫使主動求去。另外，最常見的是採取過度監督手段，極端微觀管理，挑剔細微錯誤，進行情緒化批評，以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與精神耗損，實際操作上如採取環境施壓，頻繁調動工作地點、取消遠端辦公權利、刻意安排不便的排班，以增加生活成本，使其無法兼顧家庭。當組織成員感覺被逼退時，成員應保持冷靜，採取「留證、溝通、求援」三步驟。亦即詳實紀錄與留證，保留所有不合理的交辦事項郵件、對話截圖。對於主管的口頭羞辱或不合理批評，在合法範圍內進行錄音或筆記。尤其切勿輕易簽署文件，絕對不要在壓力下簽署「自願離職書」；一旦簽署，法律上將視為雙方合意終止，極難追討資遣費或申請失業給付。最後仍無法解決時，就應尋求外部協助，申請調解。若涉及職場霸凌，更可依法規要求處理。上逼退下往往是組織管理失能的表現，對於管理者而言，這雖是短期內低成本的「清理」方式，但會造成人際關係緊張、成員反感與抵抗、降低相互信任感、破壞創新和長期主動性等等長期損害。下逼退上則是「逼宮」，可能讓上層感到被壓迫或挫敗，進而導致摩擦增加、溝通不順暢，甚至可能採取「秋後算帳」或對未來的晉升機會進行隱形限制，影響整體合作氛圍和整體競爭力。不管上逼退下或是下逼退上，兩者皆會嚴重破壞團隊信任與運作，因此對於團隊成員而言，無論上或下皆應識別逼退徵兆並瞭解實際利弊和法律底線，正是保護自身職涯尊嚴與經濟利益的關鍵。 

民進黨面對2026百里侯爭霸戰，究竟要提名誰當台北市長候選人來參選市長，雖有數位素有名望的政治大咖人物浮上檯面，但仍遲遲不見定案。而這些被提及在中央層級或民進黨內擁有顯赫聲望的政治人物，也未見有主動爭取提名出戰的意願和實際行動，究竟渠等是蘊含著什麼複雜的政治考量或職業生涯戰略?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中，地方首長選舉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直接影響著市民的福祉與城市的發展。然而有名望政治人物不敢主動爭取參選市長的現象，背後有著多重的原因，可以從政治風險、行政職能差異、職涯規劃、制度限制以及個人因素等多個面向深入探討，以期理解當代政治人物的參政邏輯。首先是政治風險與名望資本損耗的考量，蓋因政治人物的名望不僅是其個人形象的累積，更是一種寶貴的政治資本。這種資本在選舉中能夠轉化為選票，在政策推動上則能凝聚共識與支持。不過，市長選舉往往競爭激烈，對手可能來自其它政黨，特別是對於爭取連任，已經在既有市長職位上有穩固支持的政治人物，落選風險相對較高。尤其當現任者政績穩健、民意支持度高時，挑戰者所面臨的壓力將會倍增。一旦敗選，不僅可能耗盡長期累積的政治資本，更可能損害其未來爭取更高層級職位的機會，甚至影響其在黨內的地位與影響力。如此對於已具備高聲望的政治人物而言，參選市長挑戰爭取連任的現任市長，往往被視為一場高風險的政治賭注，其潛在的收益可能不足以彌補一旦失敗所帶來的巨大損失。此外，市長作為地方行政首長，直接面對廣大市民的日常需求與不滿，其施政表現往往成為民意檢視的焦點。在某些情況下，執政者可能因無法滿足所有選民的期待，或因特定政策引發爭議，而迅速成為民怨的出口，進而導致其聲望快速下滑，這被稱為「現任者魔咒」。相較於立法部門的政治人物，行政首長更容易因具體的施政成敗而受到直接且嚴苛的評判。因此，對於聲望卓著的政治人物而言，參選市長可能意味著將其辛苦建立的政治資本置於極高的風險之中，這也成為他們卻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政治人物通常會根據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來選擇參選或就任的職位。市長職位可能不符合他們的長期目標，或者是相較於其他更高級別的職位（如行政院長、秘書長、部會首長或立法委員），市長的影響力可能較小，這可能讓一些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不願意屈就參選，因此婉拒接受提名參選市長。有些政治人物可能真正具有政治理念與理想，而更為關心全國的公共政策議題，或是肩負監督政府、法案推動或意識形態的重責大任，市長職位的選舉或市長所負的瑣碎行政職責通常需要大量的資源和時間投入，參選市長可能無法實現他們的人生目標。另外，或許他們可能已經在其他職位上有所承諾，或者正在支持其他候選人，這些個人因素都讓他們選擇婉拒或退避參選市長，無可苛責。 

初任公務員者，很少是以貪污受賄致富作為踏入公門服務職志的，然而實務中常發現許多初任職時抱持熱忱與清廉理想的公務員，在職涯中後期卻逐漸墮入貪瀆的深淵。因此台灣目前每年因貪瀆案件被起訴的公務員人數，基本上仍有數百人之多，案件類型以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較為常見。多項研究指出，公務員會有這種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心理、制度與環境多重因素交織下的結果。 根據國內外文獻指出，貪瀆行為的發生通常需要具備三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壓力，個體面臨的財務困難、生活變故、過度物慾或同儕壓力。第二個要素是機會，制度上的漏洞、缺乏監督的權力、複雜的行政程序或資訊不對稱。第三個要素是合理化，個體在心理上將違法行為解釋為「正當」或「情有可原」的過程。以上三個要素的結合會造成貪瀆行為的發生。 公務員從清廉走向貪瀆，最關鍵的步驟在於如何克服內心的罪惡感與維護自我形象。這涉及認知失調與道德疏離的心理機制。認知失調是當公務員意識到自己的收賄行為與清廉公僕的自我認同發生衝突時，會產生強烈的心理不適。為了消除這種失調，他們通常會改變認知，而非改變行為。例如，將「收賄」重新定義為「諮詢費」或「勞務報酬」，從而使行為在心理上變得可以接受。道德疏離是當公務員個體會透過一系列心理操作，使道德自我調節機制失效。 貪瀆往往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在第一階段是接受微小的禮遇，最初可能只是接受廠商的一頓便飯、一盒餅乾或小額禮券。此時心理防線最容易鬆動，認為這只是「人情世故」。第二階段是界線開始模糊，隨著次數增加，公務員開始習慣這種利益往來，心理上的「不適感」逐漸消失，開始主動尋求或暗示更多的利益。第三階段是權錢交易，最終演變為利用職務之便，在採購、審核或裁罰中為自己或特定對象謀取利益，並收取巨額賄賂。 為有效防治公務員貪瀆，需要採取綜合性的策略：包括培養公務員的廉潔意識和職業道德，提升其抵制誘惑的能力。同時，仍須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和外部監督機制，確保權力運行公開透明，並加強對重點領域和關鍵崗位的監督，確保法律法規的嚴格執行，提高貪瀆行為的違法成本。另外，鼓勵舉報，保護舉報人，並對貪瀆行為零容忍，鼓勵媒體和公眾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暢通舉報渠道，形成全社會反貪瀆的氛圍。透過多管齊下、標本兼治的策略，方能有效遏制公務員貪瀆現象，維護政府的清廉形象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政治人物離開原有政黨轉投到對立政黨，已經是民主政治中常見但極具爭議的現象；台灣政壇中的例子不在少數，犖犖大者如鄭麗文女士，原為民進黨早期穿布鞋走街頭之第一線英勇戰士，後來轉投至國民黨並成為國民黨主席，領導國民黨對抗民進黨，並且帶團到大陸和習近平總書記進行會談。在政治現實中，這種行為背後隱藏著複雜的政治計算、心理動機與結構性因素。 首先，對權力與職位追求是最直接的動機。當原有政黨失去執政地位或個人受內部排擠、晉升管道受阻時，政治人物可能為了獲取行政職位、競選民意代表席次或資源分配權而轉投更有勝算的政黨，尋求新政黨的重用。台灣政壇中，部分中央或地方派系人物在政黨輪替時，會因資源分配考量而在或藍或綠之間轉換。續而有人會轉黨是因為選舉生存與勝選考量，蓋因政治人物的首要目標通常是被提名、當選或連任，當選區選民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或原政黨醜聞纏身、支持度崩盤以致政黨品牌衰落，原政黨形象大幅下滑、選區民意趨向對立政黨時，轉黨成為一種生存策略。亦有政治人物之政策與意識形態分歧而造成轉黨之情形，儘管這樣的情形較為罕見，但仍有部分人因不滿原政黨政策走向，而產生轉黨的行為。其中包括路線之爭，亦即整個政黨立場極端化或向中間靠攏，導致溫和派或激進派離去。或者是在重大議題有所衝突，亦即在特定核心議題，例如國家主權立場或民生經濟政策等，為了堅持自己的政策理念而非盲從於政黨，於是與原本政黨決裂而出走，不再固守於原有的陣營。最後一種是屬於個人之心理與人格特質，包括個人之權力慾望，對影響力的極度渴望，或者是在原政黨感到未受尊重或缺乏歸屬感，亦即缺乏自尊與認同感，轉而投誠對立之政黨，以期獲得重用，滿足心理慾望。在民主政治社會中，選民通常會基於「政黨標籤」進行投票。政治人物轉黨常被批評為「政治詐騙」，認為破壞了代議民主中的委託代理關係，是對民主契約的背叛；尤其當轉黨被外界認為是基於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時，更易引發道德譴責，因此轉黨對政治人物之政治生命終結風險極高。在台灣，政治人物轉黨通常意味著與原有政黨徹底決裂，想要再回歸不容易，因此有時就先策略性轉為無黨籍來參與政治運作。不過，當政黨背離初衷或國家利益時，政治人物仍然應有權根據良知選擇更合適的平台，而非盲目效忠於原有政黨。畢竟，政治並非僅是忠誠的遊戲，更應該關注理性思考與價值實現。總而言之，政治人物轉投對立政黨鮮少是單一因素促成，通常是理念衝突、選舉現實與個人野心三者交織的結果。儘管這種行為常遭道德譴責，但它也反映了政黨體系的流動性與政治競爭的殘酷本質。在成熟健全的民主社會中，選民最終會透過選票對轉黨者的誠信與動機做出最終的裁決。

「政二代」指政治人物的子女或親屬承襲家族政治地位，投身公共治理領域的現象，在多數民主國家普遍存在。根據統計，台灣民意機關中政二代比例已超過四分之一，並且隨歷次選舉而屢有增長，亦即反映政二代之政治影響力係逐漸在擴大中。國內外文獻回顧顯示，政二代憑藉特殊家庭背景，在政治生涯初期具備多項優勢：首先是政治資本繼承，政二代繼承家族累積之資金、人脈及成熟選戰組織，有既有支持者基礎，這些資源於競選階段扮演關鍵角色，有效降低參政門檻與成本，儘管政治資本不能完全延續，但已賦予其競爭優勢，讓起跑線比較前面。第二是高知名度與品牌效應，家族政治聲譽促成政二代在民間享有較高認知，形成「品牌效應」，媒體曝光更容易，有利形象塑造及宣傳推廣，如此降低認知門檻，提高支持度，選民較容易記住。第三是政黨與資源支持，基於維繫政治香火及鞏固派系利益，政黨常優先提名政二代，並分配較多可用資源。第四是政治社會化與經驗傳承，政二代自幼浸淫政治環境，從小耳濡目染，政治社會化水準較高，對政治運作及公共政策有較為深度理解，且能直接承襲長輩經驗與策略指導，等於「從小在體制內實習」。政二代亦面臨諸多挑戰與劣勢，首先是家族包袱及負面聯想常成選民質疑的焦點，過去家族爭議或政治敵對勢力可能直接影響政二代形象；其次是標籤化現象普遍存在，大眾傾向將其視為「靠爸族」或「權貴」，質疑其能力及動機，導致個人特色被掩蓋且破壞公平競爭，因而政二代須付出更多努力以證明自我；再者，期望壓力及政治路線切割困難，使政二代在政策決策上易保守，難以突破家族既有意識形態限制，影響其創新與改革能力。從民主政治發展角度來看，政二代現象具雙重影響。在正面方面，政二代促成政治經驗與治理知識的延續，維持行政穩定性，避免人才斷層，對長期政策規劃具有正面助益；在負面方面，政治世襲助長權力固化，降低社會階級流動性，普通背景青年難以晉升政治核心，限制政治多元性和競爭性。相關研究與國際案例亦顯示，過度世襲可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例如菲律賓家族政治與經濟停滯、社會不平等等現象相關，日本世襲議員則因缺乏基層歷練而被批評脫離民生。這些情況均警示民主體制下政治世襲的潛在風險。綜合而言，政二代從政作為一政治現象，其優勢在於有效繼承與運用政治資本及家族聲譽，促進政治經驗的傳承，但同時因家族包袱、能力質疑及對民主多元性的挑戰而存有隱憂。如何在保障政治參與權的同時，避免政治權力過度世襲所帶來的階級固化與人才流動阻礙，乃是民主國家亟需深入思考與解決的課題。 參考文獻[1] 游任博. (2021). *陽光與陰影:政二代立委的從政之路*.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https://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81353](https://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81353)[2] LSE EuroppBlog. (2018). *Democratic dynasties: Why are certain families successful in politics?*.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8/01/13/democratic-dynasties-why-are-certain-families-successful-in-politics/](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18/01/13/democratic-dynasties-why-are-certain-families-successful-in-politics/)[3] George, S. E. (2018). *Like Father, Like Son?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Dynast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https://economic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siddharth_george_jmp_15nov2018.pdf](https://economic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siddharth_george_jmp_15nov2018.pdf)[4] Democratic Erosion. (2025). *The Ruling Family: How Political Dynasties Are Destroying Dem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https://democratic-erosion.org/2025/05/01/the-ruling-family-how-political-dynasties-are-destroying-democracy-in-the-philippines/](https://democratic-erosion.org/2025/05/01/the-ruling-family-how-political-dynasties-are-destroying-democracy-in-the-philippines/)[5] UCL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2018). *The significance of democratic dynasties*. [https://www.international.ucla.edu/japan/article/197846](https://www.international.ucla.edu/japan/article/197846) 

台灣在過去威權統治時代及白色恐怖時代，告密成為政府鎮壓異己的重要手段，很多不公不義的司法案件是藉著告密者暗中向統治當局告密當事人，使之被逮捕、下獄、受刑、或槍斃，甚至因而導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如今幾十年過去，倘若這些告密者如果還在世，也已垂垂老矣，其晚年心理態度與狀況成為值得觀察的議題。國際相關研究指出，告密行為無論出於道德義憤、被迫，或個人利益，皆涉及對既有價值或忠誠體系的背叛，且常伴隨深遠的個人心理負擔。此種心理創傷往往終生難解，尤其老年時期的生命回顧更容易激化其心理反應。告密者晚年的心理由其動機、社會環境及社會反應構成複雜互動，其心理結果包含悔恨、創傷、孤立，或尋求和解與懺悔等多種面貌。 對告密動機的分類中，「真誠信仰者」視告密為維護高尚價值，老年時可能有自豪感，亦可能遭遇社會誤解；「被迫者」受外力壓迫，晚年常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抑鬱影響，感到無助與羞恥；「機會主義者」以私利為誘因，老年面臨嚴重道德困境與罪疚，社會排斥加重其心理負擔。 告密者在晚年心理面臨四種可能境況：一為社會排斥與孤立，導致抑鬱與絕望；二是悔恨與持久內疚，影響生活品質；三為否認辯解，短期心理防衛長期阻礙和解；四是持續創傷及心理健康問題，受恐懼與道德掙扎所苦。 威權時代的台灣，有人為了自保、政治信仰或響應號召，不僅告發可疑之生人，告發親友或師長亦所在皆有。但目前在台灣幾乎所有的告密者選擇對過去的行為保持沉默，不願提及或面對。這種心理逃避可能導致內心的衝突和未解決的創傷，尤其是道德譴責更影響其晚年的心理健康。在台灣更少有告密者在晚年選擇公開懺悔，試圖與受害者或其家屬和解，導致他們在老死之前仍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社會也少有主張告密者要懺悔；懺悔行為雖然艱難，但對於告密者自身的心理救贖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他們在晚年獲得內心的平靜。在少有告密者選擇公開下，許多歷史的真相也就難以大白，隨著告密者之埋進棺材裡化為腐土或點火焚燒化為一渺輕煙，悵然消失。總之，告密者在老年時期的心理狀態是一個複雜而多維度的議題，受到告密動機、社會環境、歷史背景以及個人應對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他們可能經歷從悔恨、內疚、創傷到否認、辯解，甚至尋求懺悔與和解的各種心理歷程。理解這些心理狀態，不僅有助於我們對歷史事件的深刻反思，也為當代社會如何處理告密行為及其後果提供了借鑒。對於告密者而言，面對過去、尋求內心和解，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獲得社會的理解與寬恕，是其晚年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1] [Confessions and the Stasi Files in Post-Communist Germany](https://australianhumanitiesreview.org/2016/08/14/confessions-and-the-stasi-files-in-post-communist-germany-the-modest-scales-of-memory-and-justice-in-traitor-to-the-fatherland/)[2]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Legacy of the Stasi and its impact on ...](https://discovery.ucl.ac.uk/10040339/3/Neuendorf_10040339_thesis.pdf)[3] [Why people choose deliberate ignorance in times of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0027722002359)[4] [Psychologists' Involvement in Repressive “Stasi” Secre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710867_Psychologists'_Involvement_in_Repressive_Stasi_Secret_Police_Activities_in_Former_East_Germany)[5] [赵越胜：反思文革中的告密与忏悔——文革五十周年（10）](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69635)[6] [文革受难者](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victim_ebook_070505.pdf)[7] [王克明编撰“文革”忏悔回忆录32个花甲老人写下罪行](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3_07/24/27847541_0.shtml)[8]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Historical Trauma in Asian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170877/)

絕大部分的老師剛開始任教時，總是充滿熱情與使命感，但隨著時間推移，不管小學、中學或大學，有些老師就逐漸感到疲憊而失去動力，開始得過且過，怠惰起來。為什麼一個老師會從起初充滿熱情的狀態，逐漸變得慵懶和怠惰呢？會造成這種現象，往往是多種因素一起作用的結果。老師長時間反覆教授相同內容，加上繁重的行政工作，容易讓人心理上感到疲倦，漸漸削弱了對教學的熱情。如果工作環境缺少支持、獎勵或有效的回饋，老師的成就感和自我價值感也會逐漸下降。再者，當學生在課堂上表現出冷淡或缺乏學習意願，學習動力不足時，老師常會感受到挫敗，開始懷疑自己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人生價值。同時，外在的壓力也不容忽視，例如上級過高的績效要求、不合理的教育政策、學生家長不食人間煙火的挑剔和苛責，以及社會對教育工作的低評價或和工商業者薪酬的差距，此等因素都可能讓老師難以維持投入的熱情。不可諱言，老師個人的生活因素也會影響工作態度，像是家庭責任、健康狀況或工作以外的心理壓力過大，都有可能慢慢改變老師持續付出的意願。總而言之，一個老師從積極投入到逐漸懈怠，通常是各種原因疊加、漸次發生的結果，這不只是外在環境的影響，也與老師自身的因應機制和心理韌性狀態密不可分。在面對這些困難時，適當的支持和資源若能到位，不僅能幫助減緩壓力，更有助於老師重新找回對教育的信心和熱情。

隨著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與功能日益強大，傳統圖書館正在面臨角色轉變的挑戰。過去以借書、閱覽為核心的圖書館運作模式，逐漸無法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導致來館人流減少，許多圖書館僅成為跑外務業務員短暫停留的休息站或少數學生上網需求的替代場所。因此現代圖書館該怎麼改變自己，轉型提供服務呢？首先，現代圖書館不應該只是提供書本借還、看報、自修空間的簡單功能，它需要變成一個多功能的空間，結合數位科技，讓人們能方便地查找和借閱資源。積極支援個人終身學習需求，提供閱覽空間、講座及工作坊，成為人們終身學習基地，以促進全民閱讀能力與資訊素養的提升。再來，圖書館也可以成為社區的交流中心，舉辦各種活動來吸引不同年齡層的民眾，讓大家除了借書之外，也能學習新技能或發展興趣。透過舉辦展覽、演講、電影放映等活動，使圖書館也成為社區居民滋潤心靈、享受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間。此外，隨著網路資訊爆炸，圖書館也可以幫助人們判斷資訊的真偽，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指導讀者如何有效利用資訊，提高公眾的媒體素養。總而言之，現代圖書館要和時代接軌，從傳統的藏書室轉變成集教育、學習、研究和社交功能於一身的場所。幸運的是，國內某些地方性、地區性的圖書館已意識到變革的重要性，開始跳脫舊有框架，推出多樣化的服務內容。例如社區走讀、歷史文物介紹、親子講座、烹飪與保健課程、數位工具教學等，這些新型服務正成為吸引民眾的重要吸引力，使圖書館恢復其在社會中的活力和地位，並且大有承擔著扮演保存和傳承地方文化與知識的角色；政府相關單位應大力加以協助深化轉型，使之成長、茁壯，以因應時代變遷中的多樣化需求。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因涉嫌違法，初審遭到判有期徒刑17年，於民眾黨3月29日下午2時凱道集結聲援會中，咬牙切齒指著總統府，將「賴清德」怒喊為「賴祥德」，引發不少網友們笑問：「賴祥德是誰？」對於柯文哲而言，賴清德是「很熟的仇人」，可是卻叫錯名字，這種情況可以從情緒、記憶與潛意識三個層面來共同看待。首先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即使是「很熟的仇人」，大腦中名字的提取仍然是一種記憶的搜尋。當情緒強烈，例如厭惡或憤怒時，大腦有時會優先處理情緒，而不是優先確認資訊，所以會導致「叫錯名字」。換句話說，柯文哲記得「這個人讓他自己不爽」，但大腦不一定在那一刻立刻優先調出正確的名字。在大腦運作的同時，情緒也會干擾記憶的精確性，強烈的情緒（尤其是負面的情緒）會讓認知變得「粗糙」，亦即只記住印象或「感覺」，而忽略其中具體的細節，例如你記得他做過什麼，或是他長得什麼樣子（視覺與情節記憶），但名字這種屬於語義記憶的細節反而會在激動中變得很模糊，這種模糊可能導致大腦一時想不起來正確的音節，或者為了配合當下急促的語速與高昂的情緒，大腦迅速「急就章」地抓取一個音韻相似的詞彙來填補空缺，從而應付輸出的需求，卻犧牲了精確性。除了生理與認知的限制，叫錯名字往往蘊含著更深層的心理意義。人類的生活中，有意的對人不叫正確名字常是被設計過，例如綽號常是一種直球式的公開褒獎或羞辱，但有些時候隨口而出的叫錯名字則是一種無意識的潛意識心理作用，這可以被視為一種企圖「貶低或去個人化」的行為，即是把對方當成「某一類討厭的人」，而在潛意識裡「不想記住他」，這種情況常見於覺得對方不值得被認真對待，或內心直想拒之於千里之外。從柯文哲叫錯名字的「當下語氣」，可以研判柯文哲當時的「叫錯名字」，不是單純的口誤，更不是代表與政治仇人不熟；叫出錯誤名字的當下那一刻，是潛意識想用來羞辱或表達不尊重的展現，這反映出一個心理事實：他記得的仇恨情緒，無疑比記得「賴清德總統」這個人的具體符號還要深。 這也是一時很難排解或移除的情緒，或許這種深刻的負面連結，將會跟隨著柯文哲一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