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與死刑犯的相遇
他是邱和順，這是他因為冤錯案在台北看守所的第32年。 今年的1月，我寄出了一封信，一封使我們相遇的信。 (詳見 牆內與牆外，那天我收到了死刑犯的回信) 5封信的往來之後，我決定去台北看守所拜訪他。 翻過高牆的信，到了他的手中，而我們之間就這樣透過筆和墨串聯。於是在彼此粗淺的認識後，我決定去台北看守所見他。 1988年，他被控犯下柯洪玉蘭女保險員分屍案，及學童陸正綁架案。儘管案件有許多瑕疵，自白不一外，其他證據亦有瑕疵，在11次更審之後，2011年他仍遭死刑定讞。 至今，邱和順仍在台北看守所，等待隨時可能的死刑執行。堅守了31年，他還沒有等到正義。 邱和順大哥會給每個去監獄接見他的人一個編號。在第一封給我的回信，信封上收件人姓名下面寫著361，當時的我並不知道361的意義。本以為要親自接見才會獲得這個編號，我卻在第一封信得到了一個號碼。 「我希望361這個數字不是只有寫在信紙上。如果這是你給每個去拜訪你的人的編號，在我還沒見你之前，我認為這個數字背後沒有實質的意義。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到北所親自拜訪你。」 其中一封信的最後，我是這麼寫的。我就這樣給出了與他見面的承諾。 春節後，我決定去北所拜訪他。 在網路上看了很多接見相關的文章，把所有關於接見的規定幾乎看完了，我仍然沒有辦法想像當天接見的樣子。很多人說，邱大哥總是笑笑的，會面的時候都會唱歌，總有說不完的話。 在我下定決心去拜訪他之後，離真正拜訪的日子還有幾天。在這之間，腦中浮現的問題很多。 「我需要帶東西過去嗎?如果要帶東西甚麼能帶甚麼不能帶?如果他不想見我怎麼辦?如果我見到他不知道要說甚麼話怎麼辦?會不會跟他會面的時候隔著玻璃窗大眼瞪小眼?」 我是個不會開話題的人，害怕沉默凝結了氣氛。 接見的前一天，腦中跑過了各種見面時的情況。混亂的腦袋打消了所有睡意，就這樣一直到隔天早上。這樣的心情不知道是期待、害怕、緊張、開心還是焦慮。 接見當天早上，是個寒冷的禮拜二，我打電話至台北看守所確認邱大哥是否能接見。 「麻煩幫我查詢7026今天能不能接見。」 「這禮拜目前還沒有人來過喔，如果是朋友一個星期只能見面兩次喔，所以是看誰先來誰就先接見。」 掛了電話，聽到這句話我十分緊張，深怕有人搶在我前面接見他，好不容易準備好見面的情緒會被打亂。帶上了剛切好的蘋果、剝好的橘子，還有媽媽臨時炒的蘆筍蝦仁和雞肉，用透明塑膠袋把他們分裝好便匆忙地跑出門。 我開始跟時間賽跑，深怕我會錯過今天。 2月4日，我來到了北所接見室。接見室和醫院一樣會叫號，看著號碼機的數字跳著，我也跟著其他民眾抽了號碼牌。輪到我時，才發現辦理重刑犯接見是例外免抽號碼牌獨立的窗口。對於這種「特權」我不禁感慨，這才赫然意識到，我即將見面的是已經被司法推定為壞人，並且死刑定讞的「罪犯」。 重刑犯接見室和其他受刑人接見處不一樣，我必須穿過北所的大門，穿過戒護區來到裡面才能接見。經過了三道戒護門，戒護區內的標語寫著「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看起來格外諷刺。 監所管理員打開了門，我進了門，在三號窗口坐著。裡面空無一人，時間如同那天的天氣被凍結，獨自一人被關在空無一人的房間數分鐘，卻好像過了一輩子。我想著，邱大哥在獄中的心情是不是也如此恐懼? 隔著玻璃窗的對面鐵門被推開了，這才打斷了我的思緒。原本以為我會很緊張、心跳快到說不出話，我卻意外地平靜。 邱大哥用笑容打破了沉默，他就如同大家形容的那樣親切，叫了我的名字之後，我們開始了這場談話。 「我以為你會元宵節過後才來呢，沒想到你那麼快就來了」他笑著說。 剛開始的我不多話，只是笑笑地聽著大哥講話。 「你有甚麼問題要問嗎?」 「沒有阿，我要問甚麼問題?」 「麥一直笑只有聽我共啦，哩法律系餒。」 眼前的這個人，我明明從未看過，卻有種莫名的熟悉感。 後來大哥唱了三首歌。從他的話語裡可以聽出他的期望和樂觀，歌聲卻不是這麼回事。渾厚的嗓音穿過話筒，坐在對面的我還能聽到房間的回音。那個聲音，是31年的歲月和滄桑。從他專注唱歌的眼神，能看出對於自由的渴望和對家人的思念。 歌聲總是騙不了人，言語能夠藏起悲傷，但音樂卻直接反映出情緒。 「通話時間還有三分鐘」 話筒傳來了即將結束對話的提醒，時間很殘酷，即將切斷這場談話。 稍微對於今天的對話做了個總結，邱大哥用他熱情的笑容對我說加油，順便請我代替他向其他人問好。 「通話時間還有一分鐘」 心臟隨著消逝的60秒跳著，我的心情很複雜。我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恣意的言論必須被限制在20分鐘。 「大哥你也要加油。」 「我已經沒有油了啦!」 話筒頓時沒有了聲音，監所管理員進來把邱大哥又帶了回去。 鐵門關了。 關上了這段談話，關上了這個早晨，關上了我對正義的想像。 如果可以，連署聲援邱和順，一起實現遲來31的自由
留言0喜歡投書外役監是否能成為回歸社會的橋樑？
許多人說，對於受刑人，外役監是離家最近的距離，不但有週休二日，還可以面對面接見與返家探親。外役監無圍牆，擁有高度自由，白天能夠出去工作，也相對普通監獄享有更多自由。而對於外役監的定位，究竟是著重在高自由度，低人力戒護著重於信賴關係的「開放處遇」，或是一座橋樑，作為從監所回家的「中間監獄」？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外役監如果被定位在中間監獄，是讓受刑人回歸社會前的最後一站，那這是不是能夠幫助受刑人從封閉和體制化的監獄進而逐漸習慣即將恢復自由人的身份？ 在現行情況下，外役監的遴選消極排除特殊犯罪種類，而且能夠遴選至外役監是受刑人的少數。那假使外役監的定位是中間監獄，成為每個受刑人出獄前的最後一站，不論犯罪種類，只要服刑達到一定時間一律轉到外役監工作，是不是可以成為受刑人復歸社會的橋樑？ 筆者認為外役監如果定位為具開放性色彩的中間監獄，某種程度上對於教化與回歸社會有蠻大的幫助。從封閉體制下的普通監獄欲回歸社會，若是長時間待在監獄裡，內部環境和現實生活上許多層面都有極大的落差。例如，科技和交通的演變，與人溝通上的話題與時事等等。 可能有些人會說，透過報紙或是圖書還有家屬溝通之下，使受刑人與社會接軌，也可以知道外面的世界發展趨勢。 但筆者認為，在監獄與實際生活當中仍有許多落差不是言語能夠傳遞的。而外役監有許多的制度，像是定時到工廠工作，可以接觸比較多勞作方面生存技能，放假回家的時候可以跟家人相處，並且與外界溝通還有較一般監獄受刑人更多的自由。 既然受刑人即將出獄，對於回歸社會之後的生活環境與適應，若是已經被監獄體制化而無法適應的受刑人，會不會提升再犯可能性，只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在這社會上定位自己？若外役監做為中間監獄，享有的權利或許可以減少監獄內與社會接軌的資訊不對稱，使受刑人出獄之後對生活不會有太大的衝擊。 這篇文章主要不是想討論外役監遴選的制度或是資格，而是想重新反思外役監的定位，監獄限制自由刑的目的在於教化，使一個人再社會化，並且悔改。而在服完刑期之後呢？是不是應該要有個橋樑建立在監獄與家之間，進而使受刑人逐步走回正規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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