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原慶

投書選戰硝煙已告停息 毋忘民主選舉的風度與高度

近幾個月來，台灣無處不壟罩在一片意識形態對立的愁雲慘霧之下，從百里侯名單的定奪，至10項考驗著台灣民眾智商與情商的公投大考，我們總和所有身在各自同溫層之中的彼此相同，一個模樣、一股腦兒的說服自己：這些都是民主憲政底下，必經的道路，必經的課題，必經的討論與意見分歧。即便有再多的衝突、再多矛盾，時勢也將因而帶領起我們，迎向更嶄新的未來。於是，我們厭惡的忍受著意識與立場迥然相異的彼此，忍受著將選票投入票匭前，與對方共同生產惡意、謾罵與爭執的苦難日子。    起初，那些各式各樣的問題與選擇，促使我們全部人有了一次機會，一同激烈而互相排斥的思考著，在未來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應該何去何從的所有重大決定。這無疑推使了台灣社會不論如何的向前邁進了不少——從治理與監督的角色重新分配的議題，到價值與生活政策在支持與反對上的抉擇問題，我們著實都朝向「釐清自己到底想怎樣接著過生活」的方向，前進了好一大步；在抉擇與辯論（更多是與彼此爭執）的過程，我們卻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因著所有的問題與選擇，與一部份親密的家人、朋友，甚至敦厚互助的鄰里居民們，漸漸走岔了道路。    然問題抉擇的終局性結果，早已隨附我們起先相信並沿襲至今的民主規範與程序，都塵埃落定的停待在一處明亮的角落裡，久候我們去面對它們多時了。爾後，我們實在得再快一些，停息掉過多的口舌之爭，開始尊重由群體所確立的遊戲規則、（更重要的）開始尊重由群體所運行的遊戲結果。這才是使民主不至失其「帶領社群向前進」之目的的最好作法。就像看著選情大勢已去的高雄市長參選人陳其邁，在預期自己即將敗選的當晚（24日），現身競選總部時，對著數以萬計支持聲浪仍居高不下的群眾們，所發表的系列感性喊話：「作為高雄的子弟，這塊孕育我長大的地方，我永遠忘不了！所以，請大家跟著其邁走，我們共同來替高雄加油，來支持韓國瑜市長。」    陳其邁候選人在此番情境的此段話，想要教給高雄市民深深明白的一項大道理，也是關於民主社會運作的一句大實話：選舉應為使人民走向更嶄新之將來的必經道路，而非僅為政黨或特定群體，實現任何自利性目的的高昂手段。即便，選舉已然造成了多少立場與意識形態間的激烈對立，我們此刻仍然必須即時的團結一心，並肩生活下去。因為，面對彼此一起選擇的將來，才是目的，而非再造更多界線深刻的分裂與對立。    我們都應該要記得，停止再多與彼此無謂的爭執與謾罵，專注眼下由大眾所抉擇的道路，開始細心的規劃與著手執行，才是我們起先選擇開啟爭論不休的生活；一起忍受了好一陣子活在雞犬不寧的視聽環境裡的真正目的啊！別忘了我們是為了甚麼，而曾不遠千里的將選票投入家鄉的票匭之中——正是那些更美好的生活——用再多的口水也堆疊不出來的你我的將來！    2018年九合一選舉併公投，無論在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乃至公民共同參與的投票案上，皆有為數不少的人們，正為自己歷經了在倡議理念之路上的重大失敗，而悲憤的怨天、怨地、怨嘆如今世道中的龐大「惡意」。然而，莫忘這些也實實在在為當今「民意」所向，包含了可能被視為助長萬惡滋長的「共犯」群眾：不願前赴表態的、不願事前詳細知悉問題選項的——都是同根本生的自己人，對抉擇性議題所做出的反應。往後，前方道路已然在某些堅定立場的人們眼前，發生了改變，不變的事實是，我們仍要依靠因立場不同而對立起來的彼此，才能成就所有的將來。    切莫讓抉擇的過程，徹底分裂了台灣社會的群體性，致使我們停止了前進。就像高雄韓國瑜市長在與陳其邁候選人通完電話後，面對聚積於自己競選總部前的支持群眾，看著他們興高采烈的吶喊市長好的同時，自己卻面色凝重地發表講話：「你看我的表情，我的表情，跟票數多票數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這個表情，無比的沉重，我很清楚，高雄已經不能再等待了，我們一定要立刻挽起袖子、立刻輕裝上陣、立刻上下一心，全部要團結起來，為我們高雄未來打拼！」    兩位承攬大局和民意期待的競選者，都明白台灣民主機制運作的善意目的。因此，比起讓母黨在直轄市選舉中失利後，可憐著必須扛起究責的自已之外，更加深怕的是，部分群眾仍然深陷於仇恨與對立的泥淖裡，拖著所有人在政治與經濟往前拓展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忘了選舉的硝煙早已暫告消停，忘了唯有秉持民主選舉的風度與高度，大家才得以持續前進的民主的善意目的。

投書「暴走的」社會，使我們逐漸遠離真相

在傳播媒體與生活連結的領域當中，談到「暴走社會」一詞，其指涉的是：普遍大眾對於一部分進入到公開領域中的訊息，進行輿論施壓後，最終使其受到遮蔽的負面現象。這種現代社會現象的產生，起先大多只是因為某部分人接觸到一份公開的訊息之後，訴諸於一時情緒——非理性思考的過度反應，從而致使公共平台將該訊息——可能是公共議題、公開評論、商業產品，甚或影視作品等等，受迫性的進行刪改、下架甚至完全去除、遮蔽其內容；然而，某部分人看似義正嚴詞地對訊息提出反對與批評的理由，卻可能完全不是基於理性所形成，而僅只是在對於自己「經驗上所不喜歡的」事物，採取一種主動積極的、全面排斥的不合理反應。    如是現代大眾傳媒中的現象，使我不經回想起，自己在幾個月前，所觀看過的兩段內容連貫的Youtube視頻——由Youtube「速食電影」頻道於2017年8月所發布——內容主要為講解電影《惡魔的崛起》（希特勒與納粹黨的發展史）上、下集的簡扼劇情，並加入了一些頻道作者基於史料蒐集而做成的歷史推論、假設與分析。    該兩段視頻目前合算累計的重複性瀏覽人次（已確定）突破一百四十四萬次。其中，第一段視頻「細講希特勒的真實成長史 I 《惡魔的崛起》」的觀看次數，就是一百四十四萬次；第二段視頻「細講希特勒的真實成長史 Il 《惡魔的崛起》」則顯示不明，因為日前Youtube官方已停用部分功能，所以在該段視頻頁面裡，無法使用留言版、好惡評價、查看觀賞人次，也禁止使用分享以及推薦影片等推廣功能。並且，在觀賞完第一段視頻後，除非閱聽人主動搜尋，點進頻道主為此部電影介紹所專設的系列合集裡，否則不會顯示相關電影介紹的第二段視頻。    依據Youtube官方在閱聽人點擊進該視頻（第二部視頻）專頁之前，所提出的警告標語，告示該段內容涉及以下事由而不推薦觀賞：    「注意：影片內容可能不適合闔家觀賞。Youtube社群認為下列內容不當或可能令部分觀眾反感。（並於彈出視窗裡提供「取消」與「確認」兩個選項。點選前者為跳回前頁；後者為繼續觀賞）」    「（點選「確認」後，系統於專頁內容顯示）根據使用者提出的檢舉，這部影片可能含有不當或令部分觀眾反感的內容，因此我們停用了部分功能（例如留言、分享和推薦影片）。」    依據筆者本人實際觀賞完兩部歷時共約33分鐘左右的視頻內容後。起先發現，兩部視頻雖然皆在對於同一部電影內容的上下集，進行簡介與分析，但卻可能因為電影本身在史料採用上的不同——電影上、下集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史料來源的差異——而使得第二部視頻相較第一部視頻，在內容呈現上更具爭議性。    《惡魔的崛起》電影本身對於史料採用上的明顯差異，來自於電影在下集是嘗試以更為「多元的」角度，來呈現史實，而所謂更多元的角度，便是電影內容部分參照了「野史」，來對於後半段的故事進行鋪墊。事實上，視頻作者本身在第二部視頻內容開始前，即明確說明了該部電影下集可能有失歷史公正的原因。在於《惡魔的崛起》上集，將希特勒發跡的整個故事時間軸帶到了1924年，也就是希特勒入獄撰寫自傳《我的奮鬥》之前便作結，下集的內容則由1924年後的時間線接續開始。於是乎，作者在第二段視頻開頭聲稱：「由於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內容為希特勒自述其本人的發展史）在1923年完結（內容寫到1923年即完稿），所以後半段《惡魔的崛起》所刻劃的歷史不再有唯一參考標準。導演可在故事中調用不一定可靠的野史讓電影變得有失公正......我盡力以我的眼光和知識量為大家還原真實歷史......」    作者在第二段視頻當中，有一部份的時間，都在嘗試還原電影內容中被提及的野史，並對這些野史的內容展開「基於自身知識量」的分析；電影中加入了野史以填充故事內容的部分，在於史實上1923年直至1926年（希特勒於納粹黨內發表演講宣布回歸前）的三年間，外界並沒有任何關於希特勒在這段時間裡，究竟做了些甚麼的歷史證據與實情。於歷時18分鐘左右的第二部視頻當中，視頻作者花費了近三分之一的時間，透過分析其餘各類野史來帶出希特勒在此三年間的花邊情史。    其後視頻的內容，則接續談到希特勒和納粹黨在競選總統與爭奪國會席次上的「登頂歷史」。當視頻在講述該段時，介紹到了許多政治與選舉宣傳上的壟斷技巧，並且，還包含有作者基於彼時德國國會內部席次轉變的史實，所進行一些「推論」。於是，筆者本人猜想，正可能是因為這些推論，使得部分觀眾感到二戰前德國政治是如此「真實」與「險惡」——使其在感覺上，有一種驚覺那一段歷史原來是「如此」（如作者所推測的政治局勢）成就了希特勒——這個後來的殺人魔、興戰者；這些推論也可能讓觀眾持續為著一個後來的殺人魔——希特勒是基於如此看似如魚得水的時勢而掌權上台的，而轉過頭去開始對著歷史時局發出無可奈何的憤慨。    在視頻的最後段，當作者依據彼時德國在經濟上的史實資訊，提出了最後一段推論（一種僅只能算作假設性的因果推論），說：「希特勒實現了競選承諾，讓彼時的德國冉冉升起」等等類似於美言吹捧的話時，則可能徹底地使閱聽人感到了十足的「不舒服」。於是觀眾便將這份從頭憋到尾無可奈何的情緒，轉嫁到了僅只是為了嘗試討論電影與歷史的視頻上，認為此段影片不宜呈現於Youtube此種公開的平台。    筆者本人認為，這些觀眾會對於這些視頻中「歷史的講述」（即便它們可能既不是實情，而只是另一種客觀的推論）產生如此地高的敏感度，以至於最終官方決定停止該視頻部分的使用權限，皆是源自於，大眾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裡，某種程度上都在對可稱作「實情」的明白闡述，本能地依據自身的既有認知而排拒著；變得相當容易過度反應情緒，拒絕許多嘗試對於史實進行再探究的「假設性論述」；另一方面，像Youtube此種網路公開的平台相當（或者可以說是過度）在乎閱聽人的「感受」。所以，最終要被抹殺掉的，就是本應可以進入公開領域接受公評的事實與話題。如此一來，我們其實是十足地在將自己永遠地阻隔於發現某些真理的道路上。    這說明了，如今，我們確實生在一個「暴走的」社會之中。可能有用的資訊，甚或是待挖掘的真相，都會隨著人們非理性的情緒，而被厭棄在某個待銷毀的角落。因此，我們必須了解到，有越來越多閱聽人，在公共領域裡接收訊息時，因為缺乏一定的理性思辨能力而直接地將情緒反應出來，卻不知道此舉可能造成平台基於對閱聽人的「保障」（其實只是在留住平台的財源），而屏蔽了某些可供公共「議論」的事物，最終致使這些事物無法在理性思辨的人之間，被公開的進行溝通與辯論。    事實上，「真實歷史」與「實情」，甚或是大膽的假設性論述，一點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深知這些事物的存在，卻始終過度反應著不去面對它，只因其可能與自我對於歷史、現實的認知或感受不同，便本能地排拒它。到頭來甚至也不曾嘗試透過正面而激烈的辯論去找到真正的它。

投書蔣月惠效應！勝過大張旗鼓的競選策略

蔣月惠議員近日深陷咬警案風波，由起先網友留言一面倒的訕笑聲中，那種戲精、活寶的形象，如今一夕逆轉為渾身發散「為民挺身」光環的患難勇者。短時傾瀉而出的正面討論和平反論調，可說是將蔣議員推送至了一定高度的民意浪頭之上，與此同時，其實也可能正為同要和其競逐年底議員選舉的同選區候選者，築立新一道競選難關。  如今情勢至此，或許能使該區候選者靈敏地知悉，打出再漂亮、費用昂貴的芭樂支票，恐怕都不敵目前這位弱勢大姊肯為「所有民眾」衝鋒陷陣、隻身不懼金權政治而橫勁向前的正義形象；可以說，筆者認為這是蔣議員在2018年底選戰前，扎實擊出的一顆逆風高飛的政治「紅不讓」。  往後，台灣的民代選舉，也許能夠漸漸以此打破過往認知「競選就是要砸大錢」的選舉迷思；比起陣容浩大的遊街花車、胭脂抹粉的競選肖像，一個站在簡破遮陽傘下，立紙板彈琴為弱勢募捐的身影、一位孤立而廉潔的獨行者，或許將更為選民所擁戴。有一天，選舉事務若果真至此，那該是為我國民主制度所樂見的現象才是。民眾也不用成天只得在一堆光講究包裝、行銷的爛水果堆裡，挑著早已被蟲子蛀光的青蘋果吃。

投書左右選情的「中間選民」，到底是誰？

隋附今年台南市長選仗，策略交鋒得如火如荼，部分媒體紛紛預言式的協力報導著，左右市長選舉最終結果的「中間選民」，將是藍、綠陣營人馬在保住「區域基本盤」後，接下去該盡心竭力擄獲其偏好的重要目標。面對這些在媒體傳聞中，聽似可將台南選戰局勢一瞬間扭轉180度的選舉人口，各方記者報導乃至候選者憑藉我們無從考究的民調方法所得知的分析資料，有的保守宣稱，這些人口實佔台南總選舉人口的百分之四十、有的說接近四成五，更有甚者分析後宣稱最少有五成。並且，不少候選者皆是依循如是差異顯著的分析資料，作為各自擬定選舉戰略的基礎依據。但在「事實只有一個」的現實情形之下，我們可以得知，也許實有候選者正在嚴重地錯估情勢，而將細心策畫的競選步調逐漸導向終將迎來敗選的結局之中。  然而，這些我們慣常在大小選舉當中，盡信(抑或無意忽略)其準確性的民意調查，以及該些調查結果所推導而來的「中間選民」人口，極可能只是所謂調查研究中的「項目無反應者」，意即在接受研究人員以電訪、面訪、問卷調查來詢問：針對此次市長選舉候選人支持傾向之類題時，選擇以中性選項回應(回答：都可以、都不喜歡)，甚至拒絕答應的地區選民樣本。  在此類政治科學的研究當中，所有嘗試以「問問題」來檢視真實民意的研究方法，都有可能因為存在測量工具上的差異，而直接導致研究所呈現之結果至終大相逕庭的情況，例如面訪或電訪當中，訪員所使用之語言(國、台、客語)、甚至題項本身的用字以及表達語氣，都有可能是影響受訪者選擇答題方向的影響因素。再者，當我們論及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實際互動狀態時，也能進一步回頭向民意調查方法提出質疑的基點，在於受訪者究竟是否誠實地回答了問題？以及，針對受訪者本身，到底存在甚麼樣的解釋理由能證明其如實回答了問題？此些，都是簡單、但近乎無從考究真實答案，卻深深影響調查結果的重大因素。  綜上所述，我們即可回過頭再提問，台南市長選舉的候選人究竟是要抓住「誰」的胃口、「誰」的選票，抑或他們都只是蒙著頭，又依循著可能在測量工具上存在錯誤而顯示與事實相悖的民調結果，在花車上奮力舉臂抬首，卻始終只是在選情告急時原地踏步呢？    文/朱原慶  (台南市永康區選民)

投書中正大學畢典風波》和平的表意自由，到底影響了甚麼「權益」？

六月九日，在中正大學畢業典禮上，不少在席的畢業生，紛紛響應了一場由「同袍」發起的抗議活動，以靜默舉手的方式，對於校方在議定部分關乎學生權益的決策進程中，未能充分採納學生意見的情況，明示最沉重的表意決心，隨即在馮展華校長向媒體表態將以「寬容、包容的心」面對後，一切情勢似乎告一段落。直至十三日，中正大學學務處即在官網上以快訊公告提出五點聲明，其中第一、四點內容提及，『(抗議活動)影響會場中家長之參與其子女「榮耀時刻的權益」』，並且校方「均以大多數畢業生及參與家長之權益為最大考量」等，質疑學生在畢典上抗議的正當性尚容有檢討空間。  對此，本人以後續幾點進行反駁：一、畢典參與者的權益到底是甚麼？它除了被校方闡釋為，參加「榮耀時刻」而不被抗議活動之肅穆氣氛影響心情的權益以外，是否也可以被解讀為畢典參與者(除了家長之外的主角)——學生，確保自身意見是可以被充分表達，並被確實採納的權益？  二、抗議活動是否確實有損參與者的「權益」？我們可以由學生進行抗議活動時的現場情況來看，去掉校方在官網公告後半部同時備註的一段不具名文字，且單方面指稱該段文字源自一位畢業學生家長的來信之外，除非校方可以從其他畢典參與者(學生或家長)的表情與外在舉措，就能辨識(並證明)其主觀感受上受到了負面影響，從而沒能有好的心情享受「榮耀時刻」，否則何以能宣稱抗議活動已經使得會場中該人等的「權益」受損。  三、和平抗議的表意自由權利與參與者的權益是否相斥？這個問題基於前述討論，我們得知其實參與者的權益，可能不只存在著單一種的詮釋意涵，且只要依循不同角度就能找出不同的意涵，然而就算窮盡各種詮釋的角度，找出了數種不同的代表意涵，這其中是否就真的存在與表意自由權利行使時相互衝突的部分？若暫時都沒能找到，並證明其權益本身確實存在，且深受影響。那麼回過頭來省思，則校方到底何以這項模糊的「權益」概念為基礎，譴責這次的抗議活動。  (作者為中正大學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