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天欽事件發生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一直籠罩在「東廠說」的陰影中，而兩波公告撤銷有罪判決儀式後，又出現前主委黃煌雄堅辭和首度為文籲該會全面改組，讓剛爬起來一點的促轉會又被打趴了，曾一度拒絕賴揆邀求代理主委的楊翠說，未來會更加努力的讓社會知道什麼是轉型正義，因為促轉會不應該一直被當成「有特殊政黨意識形態」的獨立機關。
楊翠接受新頭殼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初促轉會正、副主委都辭職了，行政院長賴清德親自打電話給她希望代理主委一職，她大聲的說「不要」，感覺當時賴清德有點嚇到，因為她給人的感覺是不會大聲講話的，但後來發現會中只有3位專任委員可以代理，除了她就只有葉虹靈和彭仁郁，但他們都沒有意願，擔心台灣「轉型正義」工程再遭到延宕，而促轉條例又明文規定兩年的期限，最後她才承諾接任代理主委一職。
楊翠坦承，我們一直被當成有特殊政黨意識形態的機關，「我真的要說，我有政治意識形態但沒有政黨意識形態，這是不一樣的」，民主國家每個人都有政治意識形態，不然你怎麼決定、你怎麼判斷。「我自然有我的選擇，可是我的選擇不影響我今天在這裡工作，就像我也跟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當朋友，包括統派在內，當然也可以成為好朋友。」促轉會是超越黨派的，但是並非超越意識形態，「沒有這種東西存在」，不會因為國民黨說要追究，也不會因為民進黨說不追究。
記者提問「張天欽事件對促轉會的傷害很大，你覺得要怎麼樣挽回社會的公信力？」楊翠表示，應該先回頭說「為什麼張天欽這件事情會對促轉會影響這麼大？」那個原因最主要是，因為除了媒體外，大家或是各方對促轉會的誤解，再加上有些人藉此炒作，「我想，確實民間社會普遍對轉型正義不瞭解，他不完全那麼的政治操作，但確實有政治操作在裡頭，可是大家會因此認為促轉會就是一個很差的機關」，因為大家對「轉型正義」四個字有很多誤解。「我覺得，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更加努力的讓社會知道什麼是轉型正義」。
楊翠舉例指出，為什麼我們現在要不斷的去說「為什麼要除罪？」對於白色恐怖期間的政治受害者和其家屬，時間過了那麼久，他們也都領到了補賠償，「除罪」重要嗎？我們要去訴說這樣一件事情，就是為什麼它是重要的，「公告」絕對是必要的，因為透過公告，相關單位如警政、司法、國防等所留下的紀錄，才可以藉此去塗銷他們的罪名。
至於公告為什麼還要弄一些公開儀式？楊翠說，舉辦公開儀式包括兩件事，第一，讓這些當事人，特別是還健在的當事人和我們找得到的家屬，我們都盡量打電話一直找，希望邀請他們到現場，確實有家屬剛開始就跟我說，他跟他媽媽都覺得事情過那麼久了，現在參加公開儀式有意義嗎？但後來他們還是來了，之後，他跟我分享當場看到自己父親的名字出現時的激動。公開儀式對於當事人跟家屬來說，是那麼真實。所以促轉會在9日舉行第二批撤銷有罪判刑公告的公開儀式時，就有長輩在台上還有人唱歌時，就急於找除罪名單布條上的名字，你難以想像「他一刻也等不得，他就是想要去看。」然後真的有個長輩就找到他的名字想拍照，「我剛好走過去，然後他走過來，我看到他哭得眼睛都紅了！」有一個公開的儀式讓這些當事人和家屬面對社會大眾展現「他們是無罪的，然後他們是清白的。」你說它是儀式，它同時也是事實。
其次，因此社會大眾才會知道，我們是面向社會大眾，就像你看到新聞中的白恐政治受難者高白蘭拿著麥克風然後一直抖，她其實私底下是很健談的，但是她太激動了，現場只給她幾分鐘，所以她說什麼內容並不重要，因為無法說得完整，最主要的是，你看見她那一種激動，看見她那一種無法說出來的感覺才是最真實的，這就是過去幾十年他們所不能說的，「我覺得，她到了公告儀式現場說不出來的，反而是她過去幾十年歷史經驗的投射」，而不是說她怎麼怯場了，另外一層的意義是他們過去幾十年面對公眾，就是無法講出「我的父親是這樣最好的，我的先生也是這樣被抓進去，然後我過什麼生活。」
楊翠認為，如果一般社會大眾滑臉書新聞，看到這段畫面，閱讀一下這則新聞，就會有感覺「原來轉型正義是這樣，讓這些人能夠說出話，讓這些人能夠面對大眾，總不會覺得大家都在恥笑他。當場能夠哭得出來。」因為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是連哭出來這件事情都不敢的，不敢當眾哭的，都在家裡，自己哭給自己聽的，有些母親是連跟孩子哭都不敢的，怕他們知道。
楊翠說，「我想，如果你今天問我說，後不後悔進促轉會，我不會非常虛假的告訴你『我從不後悔』，但其實我每時每刻都在後悔，因為它不像我所想像的。」可是，「我不能因為這樣就退縮了，當時為什麼會進來的意志，和我現在為何沒離開，還願意接下代理主委職務，其實是一樣的，因為我認同台灣要趕快做轉型正義。」不然，好多長輩都一個一個凋零了。
因此，楊翠強調，台灣進行「轉型正義」工程起步太晚，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當年那些受難者很多過世了、就算在世也都相當高齡，而他們的家屬也一直等不到政府幫他們把加害者找出來，一定要捉緊時間趕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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