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華的紅頂商人之路
雞年春節前夕，「金融大鱷」肖建華在香港被神秘人士帶回中國大陸。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相關人員到香港四季酒店探訪肖建華，勸其與北京合作，但沒有強逼。報導指出，肖建華事件涉及2015年有人操控中國股市，最終導致市場崩潰。另外，這次調查也涉及此前落馬的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而馬建的的後台是前國家副主席、有「造王者」之稱的曾慶紅——曾慶紅是江澤民的左右手，據說也是習近平上位的推手，但習近平執政之後，兩人的關係迅速惡化。
中共寧可踐踏香港基本法、掀起軒然大波，也要帶走肖建華，可見肖建華已經成為最高層政治鬥爭的關鍵棋子。肖建華被脅迫回到中國「協助調查」，是否標誌著習近平與曾慶紅、江澤民之間的矛盾加劇，甚至有可能在中共19大之前發生一場更大的火併？
如果抓走肖建華的是習近平的人馬，那麼是不是習近平要殺人滅口呢？據《紐約時報》報導，肖建華聯合創立的一家企業曾收購習近平姐姐和姐夫持有的一家投資公司的股份。換言之，肖建華參與習氏家族的理財，是其幕後的「錢袋子」。在黨內鬥爭劇烈之際，習近平先下手為強，將肖控制在手中，使敵對勢力無法從其口中撬出對己不利的信息。
如果抓住肖建華的是習近平對立派系的人馬，那麼至少說明習的權力並不如北韓金三胖那麼穩固。習近平的把柄若被其他派系所掌握，他在19大上的「話事權」必將大大受限，突破兩屆任期的企圖也可能受挫。
在富比世雜誌公佈的財富排行榜上，肖建華擁有41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但據說他能調動的資金超過萬億，連馬雲這個級別的人物也受其操控。肖建華的「明天系」已形成以明天科技、西水股份、華資實業、愛使股份等上市公司和交通、能源、媒體、影視、機場、飛機租賃等為核心的實體產業橫軸，以恆泰證券、新時代證券、包商銀行、哈爾濱銀行、濰坊銀行、天安財險、天安人壽、生命人壽、華夏人壽、新時代信託等為核心的金融產業縱軸，確立了產融結合的構架。據《新財富》調查，「明天系」掌控9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融機構。肖建華及「明天系」長期隱形存在，神秘而低調。
近年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和政治清洗，都是從官商勾結的線索展開：先是巨富被抓，然後是高官落馬。跟清末的胡雪巖一樣，肖建華靠官商勾結而富可敵國，常年在水邊走，不可能不濕鞋。據香港端傳媒報導，2013年傳出肖建華遭到中國相關部門通緝後，他避居日本，後來又回到香港，以50萬元的月租長期租住香港四季酒店服務式住宅四季匯單位，足不出戶，5名保鏢寸步不離。
誰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次北京動用香港黑社會，成功將肖建華帶回內地「協助調查」。消息傳開，「明天系」的股票應聲而倒，其商業帝國土崩瓦解並非聳人聽聞。如同在孤寂潦倒中慘死的胡雪巖一樣，肖建華的未來不容樂觀。
肖建華的事業始於1989年的民主運動。這名出身貧寒之家、刻苦己身、15嵗考上北大的少年人，年僅18歲即已是北大官方學生會的主席，可見其不僅成績優秀，且性格早熟、心思縝密。學運高潮期間，肖建華審時度勢、緊跟官方，受同學之唾棄，一度心灰意冷，躲入圖書館苦讀。
當鄧小平血腥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之後，全國的媒體鋪天蓋地地發佈21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他們指控的罪行是煽動反革命暴亂。位列名單之首的是跟肖建華同齡的王丹——王丹成立了一個與肖建華領導的官方學生會對立的學生自治組織，以便動員同學參與民主運動。
學運期間，王丹萬眾矚目，肖建華默默無聞。但事後肖建華卻因禍得福，其忠誠表現受到北大校方的讚賞。依照慣例，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會主席在畢業後會上調共青團中央工作，爲日後的飛黃騰踏奠定第一塊基石，胡錦濤、李克強等人的仕途就是如此展開的。然而，不知什麼原因，原本可以在仕途上順利發展的肖建華偏偏棄政從商，是不是六四屠殺的鮮血讓他深感政治的險惡？
然而，在中國經商，官商勾結是唯一的終南捷徑。中國出不了比爾•蓋茲和巴菲特這樣靠自己的技術和能力致富的商人。所以，肖建華還是無法絕緣於政治。他雖爲寒門子弟，卻成功打入太子黨集團，幫助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級的大人物的子女經營財產，自己也積攢了驚人的財富。
如同電影《無間道》中的臺詞，「出來混，總要還的」，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最後無法全身而退。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聰明如肖建華，不可能不知道這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或許他早已料到會有這一天。此時此刻，不禁讓人想起《紅樓夢》中《好了歌註》的詩句：「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孔慶東的賣身文痞之路
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四之後，那一代的北大人和所有的大學生的人生之路迥異。如果說肖建華走的是一條紅頂商人之路，那麼孔慶東走的便是一條賣身文痞之路。
我與孔慶東相識，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我在北大攻讀碩士學位，孔在北大攻讀博士學位。我聽到不少有關孔的故事：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孔曾當選北大研究生自治會主席，但很快淡出學運核心圈。在網路上還可查到一張王丹在演講、孔慶東在旁邊傾聽的照片。儘管如此，六四後孔慶東還是遭到清算，被剝奪念博士的資格，發配到北京郊區的一所中學教書。幾年後，才重新考博士、回北大。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的處女作《火與冰》幾經周折後出版，一石激起千層浪。之後，我將孔慶東的文章推薦給書商，孔的處女作隨後問世。我們成為大學生追捧的青年才俊和敢言知識分子，曾結伴赴十多所大學演講和簽名售書，在八九之後沉寂許久的中國文化界掀起幾許波瀾。
然而，我很快發現，孔慶東的身上有著強烈的功名利祿之心，民主自由只是他利用的旗幟而已。在世紀之交中國的劇烈轉型中，孔慶東猛然發現，惟有搖身一變爲左派才能將自己賣與「帝王家」。之後，我們便疏遠了。再後來，孔慶東不僅肉麻地歌頌毛澤東以及「唱紅打黑」的薄熙來，還對金正日和卡斯特羅佩服得五體投地——金正日和卡斯特羅死掉的時候，他悲痛欲絕地前去兩國駐華使館弔唁。
左派的「鬥爭對象」當然是右派。孔慶東進而攻擊倡導法治的北大教授賀衛方，穢語辱罵《南方人物週刊》記者，由此贏得「三媽教授」之綽號。他變得越來越有名，越來越有錢，職稱由講師而為教授，連妻子也換了好幾個。我痛心地寫下了給孔慶東的絕交書，如同昔日嵇康給山巨源的絕交書。
孔慶東最出格的言論是罵香港人是狗。有中國遊客在香港港鐵車廂內吃東西，幾位香港本地人警告他們違反了港鐵附例。陸客反過來辱罵港人，進而在網上引發一場罵戰。孔慶東在名為《第一視頻》的網絡電視台評論說：「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總是開口就說我們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你們不是人。」
此後，香港《明報》登載孔慶東的一篇專訪，孔修正說，他是說「香港有一部分人是狗」。他又反問，他說過不少地方的人「有一部分是狗」，都沒事，為何香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又指責說，「部分香港人擁有殖民地優越感心態」，缺乏國家意識。
這段言論已經超過了言論自由保護的範疇，是公然宣揚仇恨和歧視。雖然香港各界紛紛譴責孔慶東的言論，但他拒絕道歉，北大亦未對他作出任何處罰。這不僅因為北大校長自稱孔的忠實讀者，更因為孔的想法代表了中南海裡習近平的想法。孔慶東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幹，而是「奉旨罵人」。作為俾倪天下的中興之主，習近平對不馴服、愛搗亂、鬧獨立的香港人心存厭惡。在習心目中，港人就是英國人豢養的「走狗」，雖已被收歸中國，卻不肯為新主人服務，而眷戀舊主人，這樣的「狗」，不使勁敲打行嗎？孔慶東投其所好，說出了習近平的心裡話，應當重賞，豈能懲罰？由此，習近平原諒了此前孔慶東爲薄熙來辯護、稱薄被捕是「反革命政變」的出格言論；而孔慶東也從薄家的家丁，轉換爲習家的家丁，正如魯迅所說「城頭變幻大王旗」，奴才不愁無主人。
王丹的民主自由之路
肖建華出事之後，因為《紐約時報》在一篇報導中提及六四期間肖建華與王丹同在北大唸書，便有人找在台灣任教的王丹詢問肖建華的「塵封往事」。王丹在臉書上說：「我要說明的是：第一，我在北大的時候，肖確為學生會主席，但是我跟他是敵對雙方，素無來往。事實上，我還曾經試圖發動學生會改選，把他拉下馬，可惜功敗垂成，八九民運就爆發了；第二，事後至今，我也跟他沒有任何往來。」
中國人太重視同學、同鄉關係了，各種同學會、同鄉會數不勝數。即便身在海外的華人，也忘不了參與同學會、同鄉會。其實，同學和同鄉不是自我選擇的人際關係，而是被動的、由偶然因素形成的某種微弱的關聯性。即便北大有蔡元培開創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傳統，北大人與北大人之間，照樣天壤之別。北大畢業生中，有在共產黨體系內熬成宰相的李克強，有熬成封疆大吏的陸昊、李書磊，有肖建華式的超級富豪，也有王丹、許志永、滕彪那樣的抗爭者。
經歷過六四的學子之間的分化，以及一個人身上「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的變化，讓人眼花繚亂。當年通緝令上的21名學生領袖，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有的重新投向共產黨的懷抱，寫下悔過書，回中國淘金；有的在國內生活，長期受到打壓、監控，鬱鬱不得志；有的放棄政治理想，改爲追求學術之不朽，在書齋中其樂融融；有的轉換人生跑道，被上帝呼召成為牧師，傳揚福音；有的繼續從事民主和人道事業，捐出薪水幫助國內異議人士及其家人……他們的故事足以寫成一本精采的「合傳」。
其中，王丹是少數仍然走在民主自由之路上的天安門一代，正如他在臉書上的自我定位：「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致力於做一個溫和，堅定，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期待未來的中國，能夠重建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他逃亡、被捕、入獄、被迫離開中國，甚至連累母親也入獄，他是政治流亡者，他永不放棄。
1989年的民主運動悲慘地失敗了，但參與那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並非一無是處的失敗者。在肖建華出事之前，很多人或許會認為，如果拿肖建華與王丹相比，順從共產黨的肖建華是成功者，反抗共產黨的王丹是失敗者，當然要以成功者爲榜樣。而在肖建華出事之後，更多人猛然發現：原來，肖建華擁有的金山銀山，包括加拿大護照，都不能保有他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他在共產黨面前只是一隻隨時可以被捏死的小螞蟻；反之，王丹在中國之外的土地上，活出了精采的人生——教書育人（任教於多所大學），出版雜誌（《知識分子》），組織論壇（「中國沙龍」），運作NGO（華人民主書院）……件件都風生水起、有聲有色。王丹在帝國邊陲的台灣慢慢積蓄力量，終有一天，他和他的學生們會對中共暴政發出正義的反攻。
從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到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王丹或親臨現場，或隔海觀察。他的學生陳爲廷等人成了太陽花學運的先鋒，他也與學生們一起出現在被佔領的台灣立法院的議場之內。我想，在王丹和他的同道人心目中，六四不是過去式，當年那些死難的學生和市民仍未瞑目，繼續爲民主自由而奮鬥，是唯一可以告慰死難者的好消息。而比王丹稍稍年輕兩歲的我和王丹都堅信，民主和自由之花必將在中國綻放。
最近幾年，我每年都有機會到台灣訪問，王丹通常會邀請我去他的課堂上給學生們講課，來聽課的大部分是台灣學生，也有少許陸生。我們跟年輕學子之間，有坦誠的辯論，思想火花的碰撞。我相信，啓蒙的種子由此播下，我們的努力不會白費。
3名當時北大學生的不同選擇，亦象徵著那一代中國青年以及此後更多的中國青年的不同選擇。肖建華的紅頂商人之路遭逢了滅頂之災，孔慶東的賣文爲奴之路宛如漆黑的隧道，而王丹的自由民主之路即將迎來燦爛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