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發生時，父親鍾天福擔任《國聲報》高雄記者，3月6日本來跟《台灣新生報》記者謝有用等人約好，要一起前往高雄市政府採訪。臨行前他受託去救了一家不認識的汕頭人，延誤採訪，事後趕到高雄市政府採訪時，正好遇到大屠殺，當場命喪市府大樓前。」
鍾弘年說，家境原本不錯，但父親於228事件罹難後，家道中落；自己有一年生病，因家裡沒錢看醫生，延誤就醫，左耳因此失聰。
鍾天福，1904年12月9日生，高雄旗津人。鍾家在清治年間，為旗後三大望族之一，資產頗饒，日本時代至戰後初期，家道仍旺。
鍾天福畢業於臺北一中（建國中學前身），曾於旗津小學當過一陣子老師，18歲時跟隨大舅子到中國上海，學做票莊生意，約5年後返臺。這段中國時期的閱歷，讓他學會中國各省的語言。
事實上，鍾天福自上海返臺後，父親鍾吉祥曾出資讓他做雜貨店生意，但他沒有多大興趣，後來轉任職「千代田保險公司」，才讓他賺了不少錢。鍾弘年表示，鍾天福也曾擔任大阪《朝日新聞》記者，家裡還收藏有明治37年（1905年）《朝日新聞》25週年的紀念品。戰後，鍾天福會再度走上記者這條路，有其因緣。鍾天福在「千代田保險公司」與《朝日新聞》任職所累積的經歷與名望，讓他與高雄聞人楊金虎（前高雄市長，也曾於228事件中被捕、遭刑求）、林迦、王天賞（前省議員、《國聲報》創辦人）等人私交甚篤。
二戰末期，鍾天福一家為了躲避空襲，曾疏散到玉井，再到新營。在美軍空襲最嚴重時期，民間公司幾乎都停擺，鍾天福短暫在高雄車站附近擔任木桶公司主任，當時這家公司為了軍需需要，專門製造豆醬等戰時產品。
戰前擔任大阪《朝日新聞》記者
日治末期，鍾天福曾投資日本企業，但戰後這些股金都成為廢紙，不過因還擁有不少資本，所以曾短暫經商。國民政府接收部隊登陸高雄時，鍾天福也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到高雄車站迎接，跟很多臺灣人一樣，熱烈歡迎祖國接收大員。同時，他也出資，與林迦等人共同發起創立「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他當時投下鉅資20萬元，而那時一般人民的月薪約10元上下。
投資生意之外，鍾天福也擔任《國聲報》記者，鍾弘年說︰「父親在臺灣時，即曾與外曾祖父學過漢文，在中國時期，又進一步學習中文，閱讀文藝書籍，回臺時，買了一大堆書籍回來，加上票莊生意會接觸中國各省人士，所以除了北京話以外，也學會多種地方語言。」可能因為這樣，鍾天福日文、中文底子都不錯；回臺後，因戰前即曾擔任大阪《朝日新聞》記者，遂應聘擔任高雄《國聲報》記者，卻也因為在228事件爆發時，於高雄市政府採訪而葬送了生命。
鍾弘年說：「我父親被殺的前一日，有一位中國來臺的汕頭人，因228事件影響，在家裡被圍了3天。因為父親會說普通話，又擔任鄰長，3月5日有人來拜託請他去幫忙解危。3月6日，他原本與《新生報》謝有用、陳姓記者及同事李言等人約好，一起去市政府，因為處理汕頭人被圍之事耽誤，等忙完到了市政府，其他記者都已經採訪完先行離開，當時市政府有準備中餐給大家吃，所以就留在那裡吃中餐，等候山上協商結果，沒想到下午2點就出事了。」鍾弘年認為，他父親鍾天福是為了救那位汕頭人才喪命的。
大女兒鍾錦瓊則說，3月6日早上，父親打電話到電力公司給她，要她趕快回家。待其返家後，父親交代她說，家中有一點配米，約一布袋量，若有人來，即代為分配，隨後跟她說︰「黃市長要上山見司令，我只是要去聽消息，也沒什麼，隨後就回來。」然後掉頭就走。他在途中碰到外省人被臺灣人追打，於是上前勸說，並將之帶到憲兵隊交給一位蘇先生，之後逕往市府。結果當天下午士兵衝下山，他從市政府衝出來要跳進愛河遊到對岸逃走，但隨即被士兵射殺而死。
被殺害當天冷得好像冬天
鍾弘年轉述母親生前說法，父親被彭孟緝軍隊殺害那一天，「高雄上空突然出現上萬隻燕子，連母雞都會啼叫，雨下一整天，天氣很冷，好像冬天一樣」。天地悲淒之樣，與鍾錦瓊去市府找尋父親屍體的情景相似，甚至出殯時，一路上也都有屍體，鍾錦瓊說︰「我們將屍體收埋在林德官（公墓），見那裡有好多人來認的屍體，土公仔（墓地挖洞的人）挖好一個一個墓穴，其中一個，裡面有3、4具屍體，大人、小孩合葬一窟。雖然我們當時情況很壞，但總算是自己人送葬、收埋。」
作者：呂東熹（資深媒體人）
（編按：《二二八記者劫》是資深媒體人呂東熹2016年完成的作品，書中收錄戰後在《台灣新生報》、《國聲報》、《和平日報》、《人民導報》、《大明報》，以及臺灣廣播電台等幾家媒體任職，於228事件中遭到政府殺害或構陷入獄的媒體人及其家屬的生命故事。新頭殼特別與玉山社合作，摘錄書中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
鍾天福畢業於臺北一中（建國中學前身），曾於旗津小學當過一陣子老師，18歲時跟隨大舅子到中國上海，學做票莊生意。這段中國時期的閱歷，讓他學會中國各省的語言。 圖：玉山社提供
鍾天福保留的明治37年，《朝日新聞》創刊25年紀念幣。 圖：玉山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