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九末年的課綱亂調開始，從來就不是新聞話題的台灣史，尤其是日治時期台灣史，瞬間爆紅起來。大選前夕，相關的書籍與紀錄片紛紛登場，《阿罩霧風雲II─落子》被我這烏鴉嘴推薦了，我想再撐不了多久就會下片了。悲哀啊！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也就是台灣文史工作者的宿命。
自日本福島災變後，國人超熱心的傾囊相助，加上對岸僵化官僚化的對台工作，讓台日關係進入了空前未有的融洽。近來賈彎彎回家熱已燒到了台南，台文館館長翁誌聰與副館長蕭淑貞，台南大學副校長莊陽德，都已同台助陣。現在連台北的柯P也加入工商服務，金馬獎也將登場；即使小英陣營裡還有些幕僚很警醒，但賈彎彎回家熱的蔓延全島，早已勢不可擋。
天橋下說書的宅男管大，向來不說官場現形記，大官要捧誰我不管；但賈彎彎回家熱燒進了網路，偏偏這裡尚書大人又超多，我擔心鄉民健忘，讓督割事件重演，只好也來逗鬧熱一下，鍵…盤…小五郎……變身。
網路上四、五年級的資深鄉民們，成長中一定與我有共同經驗，就是我們讀書當兵時，身邊一定有一個以上叫「台生」的同學或同袍。這些「台生」的父親保證是外省人，因為本省人絕無可能給孩子取名叫「台生」。
那麼回頭想一想，從1949年算起，外省人來台早已超過50年，都到了第二、第三代，他們去對岸照樣要拿「台胞證」，對岸政府也視這些人為「台灣人」了。日本人在台灣也是50年啊！有這麼多的「台生」（不過他們叫「灣生」），各位有沒有想過他們與台灣人怎麼相處嗎？日本人有可能像魔戒裡「半獸人」一樣，天天拿鞭子在後面鞭打台灣人嗎？
日本殖民台灣時有很多面向，有棒子，當然也有胡蘿蔔，還有更多超越政治、種族的單純人際交往。但戒嚴時代的課本裡，只教棒子的故事，用意就在要將中國人的仇日恨日意識，移植到台灣這島上與本地民眾連結，讓國民黨政府的「低效率獨裁」不被人民看穿。所以對日本政府的胡蘿蔔很少提，至於俗民歷史方面，更是草繩穿豆腐－－提也不敢提。
可是這種個人或家族式的集體記憶，即使教科書隻字不提，還是會被長輩們口耳相傳下來。當年灣生引揚前，台灣同學哭著送到火車站，家境好一點的台灣同學還送到基隆碼頭。灣生引揚後，還是和台灣的同學保持聯絡，退休以後幾乎每年開一次「同窗會」（日本人比我們更愛開同學會）。
還有少數灣生歐里桑，厭倦自己祖國那種虛偽的禮節規範，老了退休以後，又回台灣買了房子。因為簽證的關係，他們必須像候鳥一樣，半年往返一次。他們有的還會說一點台語，搞不好還吃檳榔、簽六合彩。不告訴你，你還以為那就是鄰居的阿伯，誰會猜到眼前歐里桑是日本人？
日本與兩蔣同樣是殖民者，但灣生與台生本質上卻迥然不同。1949年來台的，固然有權貴階級的高級外省人，卻也有一大堆被拉伕綁來的老芋伯。然而灣生家庭少有貧困者，他們在台就讀的小學校，裡面的台灣小孩都出身國語家庭，跟公學校裡的台籍工農子弟不同。若是到了中學、師範甚至高校，台籍同學更是出身仕紳家庭，不像台生裡有將軍、有議長，卻也有混幫派、當保全，什麼階層都有。
1960年代起，只要是日治時代就有的學校開同學會，連不是灣生的日本老師都能來台，更何況是灣生？就算在日本真有很窮的灣生，他們在日本的灣生同學不窮啊！他們在台灣的同學也不可能窮啊！
日治時代灣生家庭都是統治階層，受過教育的人，戰後要回台很容易。尤其1960年代起，日本工資上漲，就將耗費人工的生產線或不夠自動化的機具移往東南亞，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更是投資的第一選擇，就跟1990年代台商對中國的投資一樣。
由於工廠使用的機具，大多是日本淘汰的二手貨，台灣工商業極度依賴日本，有台灣經驗的日本家庭，尤其是會說一點台語的日本人，比會說國語的日本人更實用，在日本就被各大商社爭聘，全家派駐台灣很簡單的。
至於台灣本地的大小公司，對日本顧問更是奉若神明，灣生為什麼要苦等70年才回台？是經濟困窘？他們的同學為何不幫忙？1980年代我還在電腦公司與大同公司裡上班時，見識到的日本顧問，氣質與劇中男主角那種路倒遊民完全兩個樣，簡單說灣生就是有貴氣，即使窮，貴氣依舊。
現在身分懸疑、說詞反覆，問及個人經歷總以亞斯伯格症推託，當年還沒搞彎彎熱，尚以mika為名行走於台文界的代言人，對於她在媒體上所說，為何祖母灣生，父親卻是高雄人？前男友在東京騎機車死掉，跟現任男友要結婚等個人隱私問題，暫時擱置不理。
但若如她所說，奶奶在日本請得起管家，這就是超有錢的家庭了。10月17日她牽著男主角富永勝在台南造勢時，不經意仰頭大笑時，右上第一第二大臼齒竟是缺的，這會是日本上層社會女性的樣子嗎？她受訪時說什麼自己一幅畫三、五十萬，台灣畫壇誰有這種行情？去花蓮拍片要從台北搬幾百萬現金坐火車，因為花蓮沒花旗銀行，這不能轉帳嗎？
對於她說的台語罰5元，說日語罰10元，更是令我不解。我52年次，小時候學校裡是說台語罰1元，但那年代小朋友不可能會說日語（台語裡夾雜些日文單字是有的），到說台語罰5元的年代，比我要小10歲以上，學校裡怎麼可能還有小孩說日語？更離譜的是什麼學校會去罰日語？尤其《壹週刊》專訪裡這樣寫的：
「奶奶和她拜訪高雄岡山一啞巴農婦，南臺灣鄉間有優雅和服婦人現身，村民皆以為罕事，紛紛圍觀，老婦人以日語問啞巴農婦：『美紀，好久不見，好嗎? 』啞巴農婦竟開口以日語應答：『這些年，妳好嗎？一定很辛苦吧？』1949年，美紀雙親知道遣返日本必然艱辛，故把女兒嫁給佃農之子，非法居留的美紀為避免口音洩漏來歷，只得裝聾作啞45年。」
台灣民間並不仇日，我們北投這裡日本人一大堆，連白團的幾位老先生也都自由自在。日治時期台灣的戶政資料就很完備，怕女兒回日本很辛苦，所以就把她留在台灣，又留在台灣還怕被遣送所以裝啞巴，這段情節是在開玩笑嗎？
我以前文經社同事徐邦男先生（福島邦男），他媽媽就是日本人，住在桃園，不用隱瞞身分啊？愛愛寮的創辦人施乾醫師的夫人施照子女士，不也是日本人嗎？總統府資政廖了以的母親廖節（婚前原名佐藤節子），祖母田中春子，不也都是日本人嗎？台灣人家裡若討了日本婆，全家上下都會遷就她，在她面前講著生疏不流暢的日語。日本人不用裝啞巴，是台灣人要裝小學生。
台灣文史工作者大多跟我一樣，是些不通世務的宅男腐女，只能提醒同好們各自小心。我主要研究戒嚴史，相對於其他專攻日治史，尤其是研究過吉野村的前輩們，鍵盤小五郎說完要昏迷了，請鍵盤小蘭、鍵盤新一們趕快登場。套句《玫瑰捅屁眼》裡聖竹如說的：「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