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無數的天然美景、深厚的歷史文化，以及現代化而便利的基礎建設，再加上地理位置鄰近與飲食習慣接近，日本一向是台灣人出國旅遊的首選國家，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國人都有赴日旅遊的經驗。只是，不曉得有多少國人曾注意過，在日本，從超商店員、餐廳服務生到車站管理員，越來越多的工作職缺聘用越來越多的銀髮族。
日本作為東亞地區最早現代化、工業化的國家，其人口結構的變化也領先於其他東亞國家，早一步跟著歐美國家的腳步，踏入高齡化。甚至因為其國民平均壽命全球名列前茅，出生率卻敬陪末座，高齡化速度比起西歐先進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高齡化除了帶來長照需求急遽擴張，多半同時也伴隨著勞動力短缺，進而影響到經濟成長，甚至是企業投資意願及產業穩定發展，乃至於國家安全。
早在1970年代，日本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就已經突破7%，進入所謂的「高齡化社會」，日本政府在1976年便已推出「高齡者雇用率制度」，要求私人企業雇用一定比例的55歲以上勞工，1986年更一舉將法定退休年齡延後至60歲。到了1995年進入老齡人口超過14%的高齡社會時，日本政府宣布從1997年起，強制退休年齡不得低於60歲。步入二十一世紀，日本政府更開始呼籲將退休年齡再延後到65歲。而現任的安倍內閣，更計畫在2020年時，進一步增加到70歲。
回過頭來，台灣在1994年進入高齡化社會，並在今年3月底進入高齡社會，而政府在2008年業已修訂《勞基法》，將最低強制退休年齡從60歲延後到65歲。相較之下，日本在進入高齡社會後才將退休年齡延至65歲，台灣的因應動作乍看似乎不算太慢。
然而，倘若仔細探究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率，台灣在50歲後便快速下降，在55歲到59歲間僅有約55%，60歲到64歲更只有36%，相反地，日本在55歲到59歲這一年齡層尚有超過8成，即使到60歲到65歲仍有近6成5，甚至在65歲以上還有2成餘的勞參率。
如果比較與台灣現代化、工業化進程較為接近的韓國，會發現韓國的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參與率也遠高於台灣。在50歲至54歲、55歲至59歲及60歲至64歲三組中，依序也分別約有8成、7成及6成，在65歲以上的勞參率更有3成，反而還超過日本。
由此可見，要將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勞參率提高，並不是僅透過延後退休年齡便可達成。
事實上，除了延後退休年齡，日本與韓國也實行許多措施，一方面鼓勵或強制雇主聘用一定比例的中高齡及高齡者，並給予其合理的待遇，另一方面也透過年金系統的設計，敦促勞動者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減少提前退休的誘因。換句話說，要減緩高齡化產生的勞動力短缺衝擊，制度上必須棍子與蘿蔔齊下，而且必須同時兼顧雇主的意願及勞工的權益，既不能強迫雇主付出過高的勞動成本，也必須保護銀髮勞工免於接受苛刻的勞動條件，在本質上已相當敏感的勞資議題中，更需要小心翼翼地規劃。
日前，勞動部公布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的草案，針對年滿四十五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以及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規劃促進其勞動參與、保護其勞動權益的法規。這可說是台灣面對高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踏出的第一大步。綜觀本草案，不乏參考日韓的制度規劃、吸收他人的成功經驗，但絕大多數的條文仍屬於大方向的政策規範，以及就特定情況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實行制度。也就是說，假使草案未來順利三讀通過，實施成效如何，仍有賴行政機關制定的各種細則而定。不過無論如何，政府願意開始重視中高齡及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確實只得肯定，而這個議題，也需要社會更多的關注。
/洪志學
（台大校友，在科技部專案計畫等各種基層學術工作，亦曾任國會助理，現任職於私人產業研究機構）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