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高等法院今天(16日)開庭審理民眾黨前主席、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涉嫌侵占政治獻金、背信等案件。柯文哲在臉書發表逾4000字長篇陳述,逐一說明並駁斥檢察官起訴的各項理由,強調司法的目的是追求真相、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非羅織罪名;檢察官必須負起舉證責任,不能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罪。他表示,將針對起訴理由一一說明、一一駁斥,並呼籲高等法院正視偵查程序瑕疵與司法雙標問題。

柯文哲開場即指出,刑事司法最重要的原則是「無罪推定」。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必須提出足以證明犯罪的證據;法院應根據證據認定事實,而非先有結論再挑選有利資料。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本案所有事情都往對他最不利的方向解釋:沒有記帳就認定侵占、沒有參與卻認定有責任、商業活動曲解為政治獻金、行政管理爭議認定刑事背信。先認定有罪,再把所有事情往有罪方向解釋。

一、600萬政治獻金侵占部分

針對周王美文、林命群、謝林曼麗捐贈的600萬元政治獻金,柯文哲說明,當時正值2022年全國地方選舉,他一個人輔選全國,認知這些政治獻金是要給他統籌運用在全國選舉,也全部用於選舉,沒有將任何一塊錢佔為己有。他質疑,檢察官認定侵占,卻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些錢進入他的口袋。時間久遠,他也沒有記帳,難道這樣就要被誣賴?他反問,台灣的司法已經可以縱容檢察官不用負起舉證責任,而是有罪推定、要求被告證明自己無罪,而且只對柯文哲採用這個標準?

二、侵占木可政治獻金部分,共五項罪名

(一)侵占選舉賸餘款1,241,036元用以支付木可公司員工薪資及勞健保費用。柯文哲表示,根據他的理解與現行法規,選舉賸餘款可以用在「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使用」的工資、勞保等人事費用支出。總統大選結束,競選總部必須停止,但後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收尾,這些員工除了薪水還要支付勞健保,所以把他們改掛到木可公司,以選舉剩餘款代支代付薪水及勞健保。這是問過監察院的,完全沒有問題;法務部調查局也出具「研析意見」說不違法。結果檢方起訴、一審還判有罪,他完全無法理解。

(二)以肖像權名義侵占政治獻金專戶政治獻金1500萬元部分。柯文哲說明,木可公司成立是為了解決他的肖像權授權問題,並非為了選舉而設。木可公司成立之後,有幾筆買賣、授權,之後才開始總統大選。起訴書說木可公司收了1500萬的費用,依據的合約是由李文宗自己擬定,競選財務他完全信賴李文宗,沒有參與。律師事後研究這份合約,木可向競總收費的理由是包含「肖像權暨著作財產權」授權費以及「管理服務費」,並非單指「肖像權暨著作財產權」費用。這些細節他都是在被起訴後才知道。他重申,自己是總統候選人,時間都放在提出政見、辯論、競選活動,財務都交給財務長和總幹事分工,真的沒有參與。

木可公司匯款450萬元「授權金」給他的部分,當時忙於競選根本也不知道。帳戶號碼是助理給的,沒有經過他,而且那些費用是來自「木可公司」販賣KP小物的收入,是有開發票的。依法論法,應該檢視其商業交易性質與金流,而不是只要涉及他的名字,就全部推論成侵占政治獻金。但檢察官和一審法官就是這樣做。

(三)將銷售競選小物的41,335,588元,全部視為木可公司侵占政治獻金。柯文哲再重申,木可公司賣KP小物、木可小物是商業行為,不是政治獻金。木可向競總收取的只有「肖像權暨著作財產權」授權費以及「管理服務費」,總計1500萬元,沒有其他。木可公司所販賣的KP小物、木可小物是要開立發票的,無論是之前的小英商號、賴桑小舖也都是同樣的作法。小英商號當時還吸引到中國觀光客去購買,新聞都有報導。如果小英商號賣的小物也算政治獻金,那就違反政治獻金法——外國人不得捐款的規範。扁帽工廠、小英商號、賴桑小舖賣的東西都算是政治獻金嗎?還是:綠能你不能?司法不可以雙標。

(四)侵占KP SHOW盈餘770,166元部分。柯文哲說明,KP SHOW完全是商業行為,因為競選總部不能有營利行為,也無法處理演唱會涉及的複雜票務,因此當時委由木可公司辦理。這個模式是由執業多年的律師、也是他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做出的評估。黃珊珊不認為有違法,檢察官和法官卻有獨樹一格的法律見解。

KP SHOW的所得扣掉成本,只有77萬收入,這個成本還沒有把所有人力、時間的成本算進去,而且這77萬都留在委辦的木可公司,沒有一塊錢進入到他的口袋。他無償表演,只是希望用音樂與輕鬆的方式和支持者互動,感謝他們的支持。KP SHOW有繳稅、有票卷,結果檢察官還是認為政治獻金,原因是票賣太貴「顯不相當」。如果柯文哲一場表演,還要租音響、設備、請老師、舞群、場地、籌備好幾個月,一張票8800,檢察官認為「顯不相當」所以KP SHOW要算成募款和政治獻金,那麼蔡英文、賴清德一個一萬塊的便當餐券,就合情合理?

檢察官認為,政治人物完全不能有任何政治獻金以外的收入,包含出書版稅、上節目通告費,或像他這種表演所得,就算沒有進到口袋也不行,就是犯罪。他覺得這完全脫離現實,根本是羅織罪名。

(五)侵占採風公司300萬元政治獻金捐款部分。同樣地,採風公司不是跟他接洽,是直接找黃珊珊,他完全沒參與。實物捐贈也是選舉時非常常見,但碰到柯文哲全部都要負面解釋、窮盡一切可能,不只要定他的罪,還要把他汙名化、關到死。

三、挪用眾望基金會827萬1095元支付競選總部員工薪資涉嫌背信部分

柯文哲強調,他是眾望基金會的代言人,不是董事,也不是執行長,他們的會議一次也沒有參加,也沒有指示。他完全沒有從眾望基金會拿到任何金錢。

眾望基金會不只是公益團體,章程就明定目的包括公益或學術性活動:宣導服及教育訓練、社會福利短中長期政策研究、社會關懷議題研討、刊物、影音資料、媒體節目、公益廣告、培育優秀人才等等。基本上眾望基金會是和民眾黨有關的智庫,參考民進黨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蔡英文的小英教育基金會、蘇貞昌的超越文創教育基金會、謝長廷的新文化基金會等而設立。宗旨也與政治難以切割,許多基金會都希望能夠改革現在的社會環境,所以加強和政黨往來,在選舉時也會化為對政治人物的支持。

至於眾望人事費是否過高,則是主管的社會局在行政上可以去檢討的事情,包含用行政裁罰,而不是因此就當成刑事背信來判刑。難道法官要逐一清查以上提到的各個基金會的人事費?只要檢察官跟法官認為「過高」就構成背信?刑事背信必須證明行為人具有違背任務的行為、主觀犯意,以及造成財產損害等構成要件,不能只因為基金會支付了某些人事費用,就認定有人犯罪。他請問,檢察官到底有沒有證據他因此獲得私人利益?為什麼把基金會的行政管理,變成他個人的刑事責任?

四、檢察官偽造文書與偵查程序問題

柯文哲指出,這個案件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檢察官在偵查過程中的不正訊問與偽造文書。一審法院已經認定,彭振聲認罪筆錄存在不正訊問情形,所以不具證據能力。彭振聲在延押庭也表示,自己一直很努力配合,甚至是勉強作成檢方所要求的訊問資料。另外,黃景茂的筆錄也被一審法院認定與實際訊問內容不符,因此不具證據能力。

還有很多其他的,為何北檢沒有依法告發林俊言偽造筆錄?北檢護短不告發,連北院也不敢告發。既然法院已經認定相關筆錄存在問題,為什麼沒有進一步釐清究竟是誰製作、誰修改、誰負責、誰涉及違法?如果司法機關的筆錄與實際訊問內容不符,甚至有不正訊問的情形,這不是小事,這是直接影響刑事證據可信度與被告訴訟權益的重大問題。他不要求法院預設檢察官有罪,但至少應該用同樣的標準,要求檢察官接受法律檢驗。

他希望高等法院能夠正視這些問題,這是牽涉到司法改革與人民權利的議題。如果涉及違法,就應該依法移送或告發,讓人民看到司法不會護短、司法沒有唾面自乾、司法有檢驗自己人的勇氣。司法的標準,不可因被調查的人有不同的政黨、不同的背景就有不同的標準。北院護短,如果連高等法院不敢告發移送,怎麼期待能秉公審理這個案件?

五、關於一審與司法透明

柯文哲提到,北院在一審宣判後五天,播放了雙方結辯的錄影,但那不是全部的審理過程,交互詰問的過程都沒有對外公開。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法官從頭到尾都不會說話,也不問問題。但事實上法官確實在長達三十幾個全天的交互詰問程序,幾乎什麼問題也沒問。他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寫出判決書的?還是說判決書「鏡周刊」已經替法官寫好了。

法官有獨立審判的權力,但獨立審判不代表不需要說明理由,更不代表不必接受社會檢驗。他希望法庭全程直播,自己都願意直播接受全民檢驗,為何檢察官、法官不敢?法院可以做出判決,但判決必須提出可以接受檢驗的理由。司法的權威不是來自人民不敢質疑,而是來自人民相信它經得起質疑。司法不是對上級負責,不是對政治權力負責,而是對證據與人民負責。

六、結語:司法應該是無罪推定,而不是羅織罪名

柯文哲最後表示,想談的不只是個人案件,而是台灣司法應該堅守的基本價值。刑事司法最重要的原則是「無罪推定」。無罪推定是整個刑事訴訟制度必須遵守的基本精神。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必須提出足以證明犯罪的證據;法院必須根據證據認定事實,而不是先有結論,再從各種資料中挑選可以支持結論的部分。檢察官不可以要求被告從重重羅織的罪名中,證明自己沒有犯罪。

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在這個案件中,所有的事情都往對他最不利的方向解釋。沒有記帳,就認定侵占;沒有參與,卻認定有責任;商業活動,曲解為政治獻金;行政管理爭議,就認定刑事背信。先認定一個人有罪,再把所有事情往有罪的方向解釋。

司法的目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司法必須被人民信任。更重要的,司法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一旦司法被人民視為是雙標,而不被人民信任,民主政治已經崩壞。

以他的案件為例,他直接被不當的司法手段剝奪參選資格,選舉籌募經費可以變成種種罪名、任何活動創意都被當作犯罪。當司法掌握在當權者手中,結合媒體肆意攻擊在野黨,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崩壞。

今天,他站在這個法庭上,必須為自己辯護。他的案件,可以成為司法改革的契機。我們應該一起思考:台灣究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司法制度?

搜索他家、他的辦公室、他眾多助理的家、甚至臺灣民眾黨中央黨部的那一張搜索票,上面寫的東西後來沒有一樣出現在起訴書,更不用說判決書。這個案子從第一步就走錯了。這是騙票搜索,扣押手機、電腦、USB,再從其中拼湊資料羅織罪名。司法可以判一個人有罪,但不能為了判一個人有罪,而扭曲證據、犧牲程序正義,更不能把國家公權力變成摧毀政敵的工具。

他更要舉同學李文宗的例子。李文宗被羈押是因為京華城案,但他當時根本不在台北市政府,也沒有碰到京華城案,最後一審法官也不敢判他有罪,他卻被羈押了整整一年。李文宗的案子證明,為了對付柯文哲,傷害多少無辜的人。

柯文哲的案件,不只關乎台灣司法能不能被人民相信,更關乎台灣民主政治未來的發展。請不要讓人民認為,台灣的司法是當權者的政治工具;請不要讓台灣人民認為司法判決可以背離現實;請讓司法回到證據上,讓被告有公平的防禦權。

司法的價值,不在於能夠把多少人定罪,而在於能夠確保無辜的人不被國家機器折磨。他擔心的不是個人的案子,而是台灣的民主政治不再被人民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