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高市早苗去年11月7日在該國眾議院答詢時，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使用武力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可能觸發「集體防衛」。《日本經濟新聞》稍早指出，1年之後的今天，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政冷經熱」情形已經不復存在，不只政治緊張，經濟往來也不再活躍。
報導指出，2005年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的小泉純一郎拜靖國神社後，日中關係一度降溫。當時兩國之間就曾出現「政冷經熱」的現象。時任日本經團聯會長豐田汽車公司前社長奥田碩便曾秘密訪問中國，會見了當時擔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奥田碩利用自己在商界的人脈，試探對方的真實意圖。
報導指出，自1975年以來，除新冠疫情期間外，由經團聯高層官員組成的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幾乎每年都會訪問中國，與重要人物會面。但因日中關係惡化，代表團推遲了原定於今年1月的訪問。 2026年之內前往訪問似乎不太可能，他們目前正在探討2027年春季的訪問。
報導指出，溝通減少源自於日中兩國經濟相互重要性平衡的轉變。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在2010年超過了日本，目前是日本的四倍多。
對日本而言，中國仍然是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2005年，日中貿易額佔日本貿易總額的17%，自2009年以來維持在20%左右或更高。同時，2005年日中貿易額佔中國貿易總額的13%，預計2025年將下降至5%。
報導指出，經濟與安全問題的密不可分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必須避免過度依賴必需品供應鏈，而日本和中國的公眾輿論對「經濟過度依賴」的批評日益加劇。根據帝國資料庫統計，截至6月，在華經營的日本企業數量為10118家，較兩年前的調查結果下降了22%。
習近平政府將國家安全置於經濟發展之上，自2014年《反間諜法》實施以來，至少有17名日本公民被逮捕。被拘留的風險促使日本企業縮減在華業務。此外，高市早苗首相近期的回應給日本帶來了壓力，其影響也波及到企業活動。
九州大學益尾知佐子教授指出：「中國的目標是在亞洲構建以自身為中心的新國際秩序，這也是其政權得以延續的原因。」她指出，這構成了一個結構性挑戰，並表示：「日本如果抵制這種局面，可能繼續成為攻擊目標。」
報導指出，對於日本企業而言，中國市場仍然是一個強勁的市場。中國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為醫療保健和護理等領域帶來了商機。也有一些日本企業與中國企業合作，拓展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業務。日本經濟產業省一位高級官員認為，對中國投資減少「可能會影響第三國的業務發展」。
日本在對中關係中還有什麼籌碼嗎？益尾知佐子教授指出，中國面臨經濟困境，正尋求在包括日本在內的貿易框架內取得成果，例如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他表示：「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國，又可以對其加以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