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第24屆台灣同志大遊行前一天，台北市警局萬華分局日前持搜索票，突襲位於西門町的知名BDSM同志酒吧，過程中遭質疑執法過當、言語羞辱，時至今日，始終令人難以理解，口口聲聲以多元、友善為傲的台北市，竟然發生令人聯想到1969年6月28日凌晨，美國紐約「石牆酒吧」（Stonewall Inn）事件的執法爭議。
台灣在2019年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同婚專法），7年過去，時任立委的台北市長蔣萬安投下贊成票，但當蔣萬安成為台北市長後，權力濫用與歧視的陰影，卻再次成為同志族群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1969年的石牆事件，是美國同志平權運動的重要轉捩點。當時紐約警方突襲同志酒吧，長期受到警方騷擾與社會歧視的同志族群，不願再沉默，進而爆發一連串抗爭。57年後的台北，警方持搜索票進入同志酒吧，卻仍出現羞辱性言語、執法過當，雖然兩起事件的時代背景與規模不同，但公權力是否尊重同志的基本尊嚴，竟然仍是需要被追問的問題。
更荒謬的是，事件發生後，台北市警局最初的說法與後續調查結果出現落差，直到檢視執勤影像，才確認4名員警言詞不當，並核予申誡兩次等處分。台北市政府雖然道歉，卻仍有不少疑點等待釐清。
包括搜索票的範圍究竟到哪裡，警方憑什麼要求現場顧客配合搜索？是否涉及超出必要範圍的盤查？甚至利用警察身分威嚇，不配合則直言代為出櫃的言論出現。如果連這些問題都無法說清楚，市府又如何要求人民相信警察？
搜索票不是羞辱人民的通行證。警方可以依法偵辦犯罪，但不能因為一個人的性傾向、穿著打扮，或者出入同志場所，就將其視為低人一等。當警方的權力凌駕於人民尊嚴之上，再多的彩虹旗、再漂亮的性平口號，都不過是城市行銷的裝飾品。
最令人動容的，是知名主持人蔡康永29日接受王偉忠專訪時，親口證實這起同志酒吧搜索爭議，正是促使他走進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造勢場合的原因之一。
蔡康永談到，自己多年來公開同志身分，承受無數惡意與攻擊，好不容易讓社會逐漸不再將同性戀視為可以任意欺負、羞辱的族群，卻在台北看到這樣的事件。他無法接受自己有生之年，眼睜睜看著社會退回過去。他更反問，若對這些事情漠不關心，那些17、18歲的同志孩子，又該如何面對壓迫？
這段話真正令人鼻酸的，不是蔡康永選擇站在哪個政治人物身旁，而是一個公開出櫃多年的同志，至今仍必須擔心下一代是否會因為自己的性傾向，遭到社會排斥。蔡康永甚至提到，有同志朋友向父母出櫃時，會拿他作為例子，證明同性戀一樣可以活得很好。這份責任，讓他不能輕易退縮。
值得一提的是，蔡康永也曾出席蔣萬安的造勢場合，並呼籲台灣選舉不要總是透過彼此撕裂與傷害來取得勝利。這也說明，同志平權不該被簡化為藍綠之爭，更不該成為政治人物選前才拿出來展示的友善標籤。
美國同志平權運動先驅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是美國最早公開同志身分並當選公職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曾留下令人難忘的一句話：「You have to give them hope.」你必須給他們希望。米爾克所說的希望，不是政治人物在台上高喊幾句漂亮口號，而是讓那些因為性傾向而恐懼、孤獨，甚至不敢向家人坦承身分的年輕人，相信自己值得被愛，也能擁有光明的未來。
反觀今日的台北，當一群同志只是在合法營業的場所聚會，卻遭遇引發歧視爭議的警方搜索，當事人需要的不是市府事後一紙制式道歉，而是一個真正願意保護他們、讓他們不再害怕的政府。
蔣萬安當年支持同婚，值得被記住；但同樣必須被檢驗的是，他今天身為首都市長，究竟有沒有把那張贊成票，落實在警察執法、性別平等與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台北可以舉辦亞洲最具代表性的同志遊行，可以宣稱自己是多元、進步、友善的城市，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從來不是看遊行當天有多少彩虹，而是當彩虹旗收起來之後，每一位同志能不能繼續有尊嚴地生活。
57年前，石牆事件讓世界看見同志不願再接受不平等對待；57年後，台北不該還需要人民透過抗議，提醒政府最基本的尊重。
蔡康永用自己的名聲與事業承擔風險，只希望年輕同志不必再回到充滿羞辱與恐懼的年代；米爾克則用生命告訴世人，政治最重要的責任，是給人希望。
而蔣萬安所領導的台北市政府，面對這起事件，究竟給了同志市民多少安全感、多少尊嚴，又給了多少希望與愛？如果連一個讓人民安心做自己的城市都無法實現，那麼蔣萬安口中的友善台北，究竟還剩下什麼？
You have to give them hope.
蔣萬安，這句話不該只留在歷史裡，更應該成為你身為台北市長，必須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