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聯近來把移工政策拉高到「台灣優先」的政治高度，從失聯移工、勞健保、工會權，一路談到本外勞基本工資與權益脫鉤。這套論述之所以容易產生政治效果，不是因為問題全是假的。失聯移工仍有相當規模，家庭看護雇主確實承受照護壓力，仲介制度與地下勞動市場也存在多年；政府在產業缺工、長照需求與移工管理之間，同樣欠缺一套足以說服社會的完整答案。

但問題是真的，不代表台聯開出的藥方就是對的。更需要檢驗的是，它如何把複雜的制度問題壓縮成幾個具有情緒張力的大數字，再從這些數字推導到降低移工權益、本外勞薪資脫鉤。近十萬失聯、九成不滿移工政策、外籍勞工領取勞保給付，每一個數字都很有震撼效果；但政策分析不能只看數字大不大，更要追問分母、時間區間、樣本來源，以及這些數字究竟能不能支撐最後的政策結論。

「近十萬失聯移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是一個多年累積、尚未查獲或尚未出境的存量數字，並不代表一年內有近十萬名移工突然失聯，更不能直接轉換成「每十個移工就有一個會逃逸」的年度風險。近年的資料反而顯示，累積失聯移工人數已從前一階段接近九萬五千人的高點下降至八萬八千多人；外籍家庭看護的失聯率，也從2022年的3.85％下降至2025年的1.81％。

八萬多人仍是一個嚴重的治理問題，政府沒有理由因此自我滿足。但「存量仍高」與「情況持續惡化」是兩回事。若把多年累積的存量包裝成當下失聯風險，再把仍待處理的治理問題敘述成一路失控的危機，就容易把統計事實轉化成政治焦慮。

更應該追問的是，新增失聯為什麼發生、集中在哪些產業、誰在非法僱用、地下仲介為什麼能持續運作。只談移工為什麼「跑掉」，卻不談失聯之後為什麼仍有人願意「用」，永遠只看見勞動市場的一半。

比「近十萬失聯」更值得質疑的，是最近被高舉的「近九成不滿移工政策」。這份調查總計2,534份有效問卷，第二階段甚至出現94.3％不滿意。數字高到幾乎可以直接成為政治口號，也正因如此，更必須檢驗它究竟代表誰。

這不是按照全國人口結構進行的隨機抽樣，而是自願填答。願意主動填寫移工政策問卷的人，本來就更可能高度關注政策、直接承受成本，甚至早已對制度存在明確不滿。這種自我選擇偏誤，不會因為樣本突破兩千份就自動消失。

2,534份問卷可以證明有2,534名填答者提供意見，卻不能只靠看似龐大的樣本數，就直接升格成「九成台灣民意」。如果樣本來源、招募管道、受訪者身分、年齡、地區、職業，以及其中有多少人本身就是移工雇主都沒有充分交代，那麼樣本數再大，也只是「很多人填」，並不等於「足以代表整體社會」。

題目的框架同樣值得檢視。當問卷詢問移工政策滿意度時，直接帶入「零付費」、「成本全由雇主負擔」等明確成本情境，受訪者還沒回答，就先被提醒自己可能要多付錢。最後得到高度不滿，到底是在測量整體政策評價，還是在測量受訪者面對特定成本訊息後的反應，本來就是兩回事。

至於第二階段不滿意度升高到94.3％，也不能草率解讀成「民怨持續上升」。如果兩階段不是同一批人接受追蹤調查，自願填答的樣本結構又可能不同，那麼第二批人更不滿，不等於第一批人的態度惡化。換了一群人填問卷，百分比變高，並不自動代表社會情緒正在惡化。

家庭雇主的不滿當然是真的，政府也必須正面處理。但正因如此，更沒有必要拿一份代表性有限、題目又可能存在框架效應的問卷，重新包裝成「九成民怨」。政策批判可以很尖銳，方法不能很隨便。

勞保爭議同樣暴露出台聯論述中的選擇性算帳。只告訴社會外籍勞工可以領取傷病、失能、家屬死亡等給付，確實很容易形成「外國人正在享受台灣人的福利」這種印象。但2025年外籍被保險人光是自己負擔的勞保保費就有63.4億元，同年度實際領取的勞保給付是22.9億元。光算移工自己繳進去的錢，就比領出去多出四十億元左右，甚至還沒有把雇主依法負擔的部分算進去。

社會保險不是國籍紅利，而是一套繳費、共同分攤風險，再依資格取得給付的制度。家庭雇主負擔是否合理，可以檢討；個別給付項目是否需要調整，也可以討論。但只談移工「領多少」，不談他們「繳多少」，就是把帳本翻到對自己最有利的那一頁，再把一套社會保險包裝成外國人的特殊福利。

爭議也不只出在數字，還包括對現行法律的理解。台聯公開主張「外勞不是公民，因此沒有組工會、上街遊行的公民權」，其實把公民身分、政治參政權與勞動結社權混為一談。現行《工會法》保障的是「勞工」組織及加入工會的權利，並沒有把一般工會權限定為中華民國公民；合法居留的外國人，依現行法律也並非一概不得請願或參與合法集會遊行。

政黨當然可以主張修法，但「希望法律改成什麼」和「現行法律怎麼規定」必須分清楚。若把自己的修法立場直接當成既有法律原則，爭議就不只是價值選擇，而是對法律現況的理解是否準確。

台聯「本外勞脫鉤」最難自圓其說的地方，也正在這裡。它一方面認為台灣缺工，可以擴大引進合法移工；另一方面主張本外勞基本工資與權益脫鉤；最後又宣稱這樣是在保護台灣勞工。三件事擺在一起，經濟邏輯其實很清楚：如果同樣一份工作，外籍勞工可以因國籍不同而合法領得更低，企業得到的市場訊號不會是「多用台灣人」，而是「外勞比較便宜」。

同樣面臨缺工壓力的日本與韓國，提供了另一種制度思路。韓國透過就業許可制度管理外籍勞工，但最低工資同樣適用；日本的特定技能制度則要求外籍勞工從事相同工作時，報酬不得低於日本勞工。兩國都透過引進資格、產業需求與雇主責任管理外籍人力，而不是以國籍作為壓低同工報酬的主要工具。

這也說明，保護本國勞工可以管數量、管資格、管產業、管企業使用條件，而不是先把外勞變便宜。台灣同樣可以透過移工總量、產業配額、本勞僱用比例、薪資門檻與就業安定費調節，也可以要求高度依賴移工的產業提高薪資、改善工作條件、加速自動化。

反過來說，企業取得低成本人力愈容易，提高本國勞工薪資的壓力就愈小；低薪產業愈容易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營運，產業升級與改善勞動條件的壓力也愈小。最後被鎖在低薪結構裡的，不會只有移工，也可能包括台灣自己的基層勞工。

失聯移工與治安問題，同樣不能靠幾起重大案件完成推論。失聯違反移民與就業管理規範，涉及殺人、毒品、詐騙、洗錢等犯罪者，當然應依法追究；但「失聯」是一種行政與就業身分，「犯罪」則是刑事行為，兩者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如果要證明失聯移工形成特殊程度的治安風險，就應提出完整犯罪率、犯罪類型，以及與合法移工、一般人口之間的比較，而不是把幾件重大刑案排列在一起，就替八萬多人完成集體定性。更需要處理的，是失聯背後始終存在的地下市場：有人失聯後仍找得到工作，就表示有人願意僱用；地下仲介可以持續媒合，就代表非法人力始終存在市場需求。只抓「跑掉的人」，卻不處理「僱用的人」，永遠治不了根。

台聯主席周倪安近期與國民黨立委王鴻薇同場聲援相關移工政策訴求，也帶來另一層政治訊號。跨黨合作本身不是問題，但對一個長期強調台灣主體性、又試圖重新建立政治辨識度的政黨而言，若在移工議題上與國民黨共享相近的問題設定，就需要更清楚交代自己的政策邊界。

問題不在於誰跟誰站在一起，而在於共同主張的內容。如果敘事逐漸集中在「外勞拿太多、雇主負擔太重」，再把失聯、治安、福利與國籍差別待遇串成一套攻防，台聯的「台灣優先」就更需要回答：它究竟是一套完整的勞動政策，還是一種對現行政府政策的政治反作用。

台灣的移工制度當然需要改革。失聯要處理，非法僱用要查，地下仲介要打擊，家庭照護雇主也需要更多公共支持。政府不能把長照不足的成本全部丟給家庭，更不能把產業缺工永遠交給增加移工名額處理。

但改革的方向，不應該是把移工權利往下壓，再期待台灣勞工待遇自然往上升。真正有助於本勞的政策，應該提高台灣產業支付合理薪資的能力，迫使企業改善工作條件與生產力，也要求政府承擔長照與勞動市場治理責任，而不是把制度失靈重新翻譯成「外國人拿太多」。

這正是台聯整套移工主張最根本的矛盾。拿錯數字，可以製造危機感；代表性有限的問卷，可以被放大成「九成民怨」；對現行法律理解不精確，也可能把勞動權重新包裝成外國人不應享有的「公民特權」。但當這些問題設定最後被轉換成本外勞薪資脫鉤與降低保障，政策效果就必須接受另一個更現實的檢驗：它究竟會提高台灣勞工的議價能力，還是反而替企業提供更便宜的人力選項？

如果保護台灣人的方法，是先讓另一群勞工變得更便宜，那麼最先得到好處的，未必是台灣勞工，而可能是使用低成本人力的企業與低薪產業。台灣勞工面對的，反而可能是一個更低的薪資競爭基準。

台聯真正需要重新計算的，不只是那幾個漂亮的大數字，而是這帖自稱「台灣優先」的藥方，最後究竟改善了誰的處境，又把成本留給了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