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長洪申翰今年6月赴歐洲參加「尊嚴勞動國際研討會」及台歐盟雙邊會議，相關費用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勞動部表示，行程涉及平台經濟、職業安全及國際供應鏈勞權，符合基金法定用途，出國報告也會依法公開。
問題是，經歷前部長許銘春任內的演唱會、形象照及辦公室裝修等爭議後，勞動部使用就安基金的標準，難道仍停留在「法規解釋得通」就可以？
雇主逐月繳的錢 不是部長出訪備用金
就安基金的主要財源，是雇主聘僱移工時按月繳納的就業安定費，目的在平衡引進外籍勞動力對國內就業市場的影響。截至今年2月底，基金餘額已超過507億元，依法可用於促進國民就業、提升勞工福祉及外國人聘僱管理。
以一般家庭聘僱一名外籍看護工為例，每月通常須繳2000元，一年就是2萬4000元。這些錢來自一個個有照顧需求的家庭及聘僱移工的企業，不是勞動部憑空取得的財源，更不是部長可以隨時取用的出訪備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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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申翰赴歐討論勞權，當然不是私人旅遊；但部長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會議，本來就是中央政府公務，為什麼不由公務預算支應，反而向就安基金伸手？
這才是爭議核心。行程與勞動政策「有關」，不代表就非得由就安基金埋單。當公務預算不足，行政部門便以特種基金填補缺口，原本用來穩定就業的安全準備，最後就可能變成首長出訪、政策宣傳及行政開支的備用帳戶。
預算就是權力的界線。編進公務預算，必須接受立法院逐項審查；放進數百億元的基金，監督密度與政治壓力自然降低。這也是就安基金一再被外界批評為勞動部「小金庫」的制度原因。
藍綠都曾伸手 問題不只出在一位部長
就安基金的支用爭議，並非從洪申翰才開始，也不能簡化成單一政黨的問題。
王如玄擔任勞委會主委期間，勞委會曾動用就安基金編列約2000萬元律師費，向關廠工人及保證人追討貸款。程序上或許有法源，卻形成以保障就業的基金追討失業勞工的荒謬景象。
潘世偉擔任勞動部長前後，就安基金每年以促進就業名義支出上百億元，職業訓練及多元就業方案也曾遭立委質疑經費龐大、成效不易檢驗，當時就有人批評這筆錢成了勞動官僚體系的「百億小金庫」。
到了許銘春任內，爭議更趨個人化。基金被用來舉辦她本人登台演唱的勞動節音樂會，並涉及服裝、形象照、三節禮品及宣傳支出；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也爆出辦公室裝修、咖啡豆及設備採購等爭議。勞動部一度準備補助高雄市政府3000萬元，舉辦「25淑女事件」50週年活動，最後在質疑聲中撤案。
根據審計部查核，109年至113年度部分宣傳及推展經費，與基金法定用途的關聯性不足，涉及金額超過7000萬元。這證明問題不只是社會觀感，而是制度把關確實出現了漏洞，簡直門戶戶洞開。
不能一表三千里 立法院必須畫出界線
洪申翰上任後宣示改革就安基金，包括刪除用途中的空白授權、限制行政與宣傳支出、加強外部稽核及資訊公開；但自己的歐洲行程仍由基金支付，難免讓人懷疑，改革究竟是改變支出邏輯，還是只換了一套說法？
就安基金不是不能支付國際勞動交流，但必須建立更嚴格的必要性原則。不能只問「與勞工有沒有關聯」，還要追問：是否直接促進就業或改善勞動權益？是否非由就安基金支應不可？如果改列公務預算，政策是否就無法推動？成果又要如何公開檢驗？
從王如玄時期追討關廠工人、潘世偉時期遭質疑成效不彰，到許銘春任內的演唱會與行政支出，再到洪申翰的歐洲行，爭議一再重演，顯示問題不只出在某一位部長，而是歷任首長都太習慣把就安基金視為可以彈性調度的財源。
立法院本會期審查預算，不能讓勞動部拿出一張用途寬泛的支出表，就「一表三千里」。只要貼上「與勞動有關」的標籤，部長出訪、宣傳活動與行政費用就都可以從基金支應，那麼專款專用還剩下多少意義？
就安基金應該接住失業者、弱勢勞工及受到產業衝擊的人，不是替部長填補公務預算缺口。洪申翰若真要改革，就應從自己開始，讓部長例行公務回歸公務預算，也讓就安基金回到就業保障。
否則，換了勞動部長，這座「小金庫」的門仍然沒有真正關上；而立委若不把用途與界線審清楚，又怎麼對得起那些為了照顧家人、按月繳納就業安定費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