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韶觀點》把無人機綁在政治程序上，才是最大的國安風險

但國防建軍從來不是比誰開出的數字比較大，而是要回答三個更根本的問題：預算能不能在需要的時間到位？軍方能不能依照敵情與作戰需求迅速採購？產業能不能獲得長期、穩定而可預期的訂單？如果從這三個標準檢視，這次立法院通過的版本真正荒謬之處，就在於表面增加預算，實際增加程序；嘴巴支持國防自主，制度卻可能降低建軍速度；高喊扶植產業，卻把產業最需要的訂單穩定性重新丟回每年一次的政治攻防。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最基本的戰略概念：無人機不是一般公共建設。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科技迭代週期可能只有數月的武器系統，從飛控、通訊、抗干擾、導航、感測器、人工智慧辨識，到戰術運用，都可能在一年之內出現數次世代變化。俄烏戰爭已經證明，昨天有效的通訊方式，明天可能遭到破解；今天成熟的飛控系統，半年後可能失去優勢；今年有效的戰術，明年甚至可能全面改寫。

這也正是為什麼近年主要軍事強國都在強調快速採購、敏捷採購與大量低成本消耗型載具。因為現代戰場最大的敵人，有時不只是對手，而是自己僵化的官僚程序。台灣如果真的把無人機視為不對稱戰力的重要核心，就必須建立一套能夠快速因應敵情、技術與戰術變化的制度，而不是把它重新拖回傳統年度預算的政治週期。

行政院原先提出特別預算，核心邏輯就在於將一批具有高度急迫性的軍事需求，放在相對穩定、可預期的財務框架之內，使採購、研發與產能擴充可以連續推進。如今立法院卻改採年度預算，意味著未來六年每一年都必須重新面對預算編列、委員會審查、黨團協商與院會表決。任何一次朝野僵局、任何一次預算杯葛、任何一次政治衝突，都可能直接影響採購時程。

這正是制度設計上最嚴重的矛盾。當前國會已經證明，中央政府預算可以透過刪除、凍結與附帶決議被大量介入，那麼誰能保證未來六年每一次年度預算審查，都不會再次成為政治戰場？尤其國防部已經指出，二○二七年度實際需求就可能超過每年四百億元的原則額度。也就是說，法律才剛通過，第一年的建軍需求就可能與制度上限發生衝突。

這不是精密監督，而是用僵硬的政治數字管理快速變化的戰場。國防建軍真正需要的是彈性，不是把每年預算變成固定配額；真正需要的是根據敵情變化調整，而不是讓軍方每一年重新等待政治協商的結果。當敵情與科技以月為單位變化，制度卻以年度預算為節奏，最後付出的代價不只是行政效率，而是戰力形成的時間差。

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是立法院把「產業政策」與「軍事建軍」刻意綁成同一套制度。台灣當然需要無人機產業政策，而且必須加速推動。從晶片、通訊、飛控、光電、電池、馬達、複合材料到系統整合，台灣如果能建立完整的非紅供應鏈，不只是國防安全的一環，更可能形成下一階段重要的戰略產業。

但產業發展與軍事採購雖然彼此關聯，制度邏輯卻完全不同。產業政策追求的是技術擴散、市場規模、研發補助、民間投資與供應鏈韌性；軍事採購考量的則是敵情判斷、作戰需求、戰力整建、戰術保密與部署方式。前者可以透過公開政策工具推動，後者則必須遵守高度專業化與資訊分級原則。如果把兩套邏輯全部塞進同一個政治架構，最後不是彼此加乘，而可能彼此牽制。

這也是為什麼三讀版本另設「國家無人載具產業發展戰略特別委員會」值得高度警戒。依照通過版本，行政院必須成立相關委員會，而其中相當比例的委員由立法院各黨團推薦專家學者參與。問題不在於專家能不能提供意見，而在於政黨為什麼要透過制度化安排，進入行政院的國防與產業戰略決策鏈。

立法院的憲政角色，是審查法律、審查預算、監督行政機關，而不是把自己的政治代表延伸到行政部門內部，成為政策形成機制的一部分。當國會一方面審查行政院，一方面又透過推薦委員進入行政決策架構，權力分立的界線就開始模糊。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文化政策、觀光政策，而是涉及無人機建軍、供應鏈與國防產業的高度敏感領域。

無人機建軍所涉及的資訊，包括採購數量、性能規格、部署構想、產能規劃、通訊能力、抗干擾需求、供應鏈來源，甚至可能進一步涉及作戰概念與戰時消耗模型。這些資訊單獨看來也許只是技術資料，但彼此拼湊起來，就是完整的戰力情報。真正懂國安的人，首先思考的應該不是「還可以讓多少人參與」，而是「哪些人有必要知道」。

民主監督當然不可少，但民主監督從來不等於資訊無限開放，更不代表政黨可以直接進入軍事專業決策核心。國會可以透過外交國防委員會質詢，可以審查預算，可以要求國防部提出機密報告，也可以建立嚴格的國會監督制度。但如果另外設置一個帶有政黨推薦色彩的委員會，並讓它介入產業與國防戰略規劃，風險就完全不同。

尤其台灣面對的對手不是抽象的國際競爭者，而是一個長期對台進行情報滲透、統戰、網路攻擊、認知作戰與軍事準備的中國。在這樣的安全環境中，制度設計的原則應該是「最小必要知悉」，而不是「最大政治參與」。資訊不是知道的人越多越民主，而是必須在有效監督與安全保密之間建立清楚界線。

第三個荒謬之處，是這套制度可能反過來傷害立法者口口聲聲要扶植的無人機產業。產業現在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政府宣布支持，而是長期、穩定、可預測的市場。企業要投入軍規無人機，不是買幾台設備就能完成，而是必須建立產線、招聘工程師、取得零組件、建構資安標準、完成軍規驗證，甚至準備數年的資本支出與現金流。

如果政府可以提出六年相對穩定的採購需求，企業才敢擴廠、投資研發與培養人才。反之，如果每一年的訂單規模都要重新等待預算審查，每一次政黨衝突都有可能造成刪減或凍結，企業最理性的選擇就不會是擴產，而是保守觀望。這對仍處於快速成長階段的台灣無人機供應鏈尤其致命。

因此，這部號稱「產業發展」的法律，最終可能降低產業最需要的可預期性；一部號稱「強化國防自主」的法律，卻可能讓國防採購一年一年重新暴露在政治攻防之下。這種制度反差，才是真正需要被討論的問題。

從制度分析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政治陷阱：政治人物試圖用增加程序證明自己正在監督，最後卻讓制度本身失去效率。程序並不是越多越民主，委員會也不是越多越安全。成熟的民主制度，真正重要的是權責清楚，而不是所有權力都往同一個機制裡堆疊。

國防部負責敵情判斷與建軍需求，經濟部負責產業政策與供應鏈發展，行政院負責跨部會協調，立法院則負責法律與預算監督。這樣的分工不是官僚主義，而是權力分立。如果國會懷疑行政院採購不透明，可以強化監督；如果擔心弊案，可以要求審計與調查；如果擔心紅色供應鏈，可以直接把資安、原產地與非紅供應鏈規範寫進法律。可是不能因為宣稱要「監督」，就把國會的手直接伸進行政體系。

台灣真正缺的其實不是另一個委員會，而是時間。中國的無人機、無人艇、人工智慧與電子戰能力不會等待台灣完成年度預算審查，解放軍也不會因為我們的政黨協商尚未完成，就暫停軍事準備。現代戰爭的核心競爭之一，就是誰能更快完成技術迭代、量產與部署。

俄烏戰爭已經提供最清楚的教訓：戰爭科技的速度正在超越傳統官僚體系。其他國家正在想辦法縮短採購程序、增加軍方彈性、讓創新企業快速進入供應鏈；台灣如果反過來建立更多政治節點，把快速建軍重新綁回年度預算與政黨協商，方向就完全顛倒了。

所以，這部法律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從來不是二千一百億元變成二千四百億元，而是我們究竟如何理解無人機。如果它只是一項普通產業補助，那麼當然可以慢慢開會、逐年審查；但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無人機是不對稱戰力的重要核心，相信台海安全已經進入無人化、智慧化與分散化的新戰爭型態，那麼制度就必須服務戰略，而不是讓戰略服務政治。

國家安全最危險的事情，不一定是沒有預算。更危險的是預算看起來增加了，戰力形成的速度卻變慢；法律看起來更完整，真正負責建軍與生產的人反而受到更多束縛。當政治監督最後變成政治介入，當制度設計開始拖慢戰備節奏，這就不是國防自主，而是用立法權替台灣的無人機戰力裝上一具政治煞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