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自由民主出了什麼問題？阿西莫格魯「勞工階級自由主義」能解經濟困局嗎

諾貝爾獎得主的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在《自由民主主義發生了什麼事？（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Democracy）》（2026）一書中指出，自由民主主義正陷入危機，原因在於進步派自由主義忽視了勞工階級，過度偏重身分政治與社會工程。他提出「勞工階級自由主義」作為解方，主張重建共享繁榮、保障言論自由，並以勞工友善的科技（如AI）支持基層。這本書的內容可分述如下：

■經濟不平等加劇

他指出：「戰後三十年間，美國經濟高速成長……勞工獲得的利益與企業主相當，低學歷群體的薪資上漲速度甚至快於大學畢業者。」，至其後，「體力勞動者與非大學畢業勞工的薪資下降，但專業職、管理職、技術職的薪資卻持續快速增加……198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半收入不及父母。」
以上的引文是比較了1960～70年代與2000年代的美國，正好概括了本書的問題意識。

■自由主義退化：進步派自由主義轉向身分政治與「思想警察」，忽視階級矛盾

他認為傳統上，美國民主黨是勞工的政治歸屬。例如1970年代，約六成非大學畢業者投票支持民主黨，而大學畢業者僅有44％支持。但進步派自由主義轉向身分政治與「思想警察」，忽視階級矛盾。美國民主黨是本代表性的西歐中道左派，卻沉溺於身分政治與能力主義，忽視經濟與階級矛盾，這一點早已多次被批評。他指出，取消文化（認為某些言行違反社會或道德標準，進而攻擊相關人士或組織）與去平台化（阻止特定個人或群體在公開平台分享意見）等威脅言論自由的行為，在2012年前主要來自保守派，但此後卻在左派與進步派中更為活躍被行使。

■自由主義危機

所謂的菁英與高學歷群體壟斷了民主黨，勞工階級轉向共和黨，導致政治極化。如今，非大學畢業者支持民主黨的比例降至48％，而大學畢業者支持率則升至六成。1940～70年代，共和黨眾議員中約三成來自常春藤名校，民主黨則不到兩成；如今民主黨常春藤出身比例超過三成，共和黨卻僅剩個位數。這顯示民主黨逐漸成為高學歷菁英政黨，而共和黨則靠近白人勞工並獲得支持，最終催生了川普政權。

■言論自由不可退讓：

作者認為「言論自由必須是自由主義絕不可退讓的紅線。」，言論自由是自由主義最核心的價值之一。他強調：「即使是不寬容或無知的觀點，也必須尊重其言論自由。」例如，若有人反對同性戀，只要其態度停留在言語層面，未煽動暴力或侵害他人基本自由，「自由民主主義就應該容忍這種令人不快或難以同意的言論」。這種立場源於對言論自由的信念，也基於「符合自由主義的觀點最終必將勝出」的確信。

■勞工階級自由主義

阿西莫格魯認為，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與自由主義的正常運作密切相關，而當前的困境則難以與自由主義的退化或變質切割開來。這本書共十章，作者追溯自由主義的哲學起源與歷史，分析當前自由主義面臨危機的背景，並提出在後工業與數位時代復興自由主義的理由與具體替代方案。他的結論以「勞工階級自由主義」一詞概括。

■勞工友善型AI

他認為自蘇聯等現實社會主義崩潰以來，自由民主主義以共同繁榮、公共服務、自治與民主保障為承諾，成為全球重要選項。但是，不平等惡化、製造業衰退、全球化、地方社群瓦解等現實，顯示勞工階級未能享有共同繁榮的承諾。作者因此提出「勞工階級自由主義」，主張必須重建自由主義才能維持其根基。勞工尤其受到自動化與人工智慧（AI）的衝擊，但作者認為「AI有可能朝有利於勞工的方向發展」，並提出「勞工友善型AI」的概念：AI不應取代勞工，而應補充並提升勞工的能力，這既必要也可行。

■作者的核心主張

1、勞工階級自由主義：重建自由主義，使其回到保障勞工、共享繁榮的初衷。
2、言論自由不可退讓：即使不受歡迎或偏激的言論，也必須被容忍，因為自由主義的核心是保障表達。
2、社群與自治：鼓勵地方社群決策，借鑑愛爾蘭公民大會等模式，強化民主參與。
4、勞工友善型AI：人工智慧應補充而非取代勞工，透過合理規範促進知識共享與生產力提升。
他在書中建議在經濟政策上要簡化過度管制，促進就業與成長。在社會媒體責任上，要求平台承擔出版者責任，避免煽動性內容破壞民主。在重建共享繁榮上，透過政策設計，讓技術創新與經濟成長再次惠及基層。

■這本書被批判的重點如下：

1. 過度的文化戰爭化：《衛報》評論指出，阿西莫格魯批評左派沉迷於「社會工程」與「思想警察」，但他自己也使用文化戰爭的語言，容易加深對立。有評論認為，他將取消文化與去平台化視為自由主義危機的核心，卻忽略了經濟結構性問題的更深層影響。

2. 經濟政策過於簡化：《華盛頓郵報》評論指出，他提出的解方如「簡化管制、促進就業」過於理想化，對全球化與自動化的衝擊缺乏具體應對策略。批評者認為，他雖強調「勞工友善型AI」，但對如何落實監管與分配利益仍不清晰。

3. 忽視氣候危機：多篇評論提到，本書對氣候變遷的討論過於粗略，僅以「經濟成長不會太傷環境」帶過，顯得與當前全球最大威脅脫節。

4. 自由主義的「自我傷害」論：《Library Journal》評論此書而認為說，他將自由主義的危機歸因於菁英的「作為與不作為」：1、其不作為：未能回應自動化、全球化造成的工資停滯。2、至於在作為上：推動過度的社會工程與思想審查。批評者指出，這種框架雖有啟發性，但過於二分化，忽略了制度演變的複雜性。

面臨美國所發生的問題，美國學者勇於提出各種見解，這是我們台灣人必須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