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回家》英文片名不用Going Home，用Homebound，Bound是指向某個目的地前行，強調的是一段仍在進行中的旅程，不是抵達。這個字更精準捕捉了導演意圖深入的命題，所有人都在回家的路上，卻未必找得到真正的歸屬，回到故鄉不等於找回尊嚴，回到出生地也不代表人生可以重來，只要宗教、種姓和階級依然決定一個人的位置，「家」就不會只是安身之所，還隱含一種難以掙脫的社會身分。因此，影片描繪的不純粹是移工返鄉，還有人在制度裡，漫長尋找一個可以安放自己的所在。
相隔前作《永生之愛》（Masaan）十年，印度導演尼拉吉．蓋萬（Neeraj Ghaywan）慢工磨出第二部劇情長片《我們要回家》（Homebound），依然維持了，在內斂風格中透發著犀利，這十年，印度歷經了經濟起落、政治轉向與一場改變一切的疫情，可蓋萬的鏡頭，凝望的仍是同一群人，一群被社會結構壓在底層、耗盡力氣仍無法改變出身的人。
《我們要回家》改編自印度記者巴沙拉特．皮爾（Basharat Peer）2020年刊登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帶安利特回家〉（Taking Amrit Home）。那年疫情肆虐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全國封鎖，數百萬城市移工徒步返鄉，皮爾有感一張網傳穆斯林賽尤布懷抱因熱衰竭倒地的達利特（賤民）友人安利特的照片，這兩人，從蘇拉特徒步北返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巴斯提縣，安利特最終沒走完這段路，賽尤布堅持將他的遺體帶回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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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達利特出身的導演，沒把故事鎖在最後幾天公路悲劇上，他將時間線向前推，讓觀眾先認識這兩個人，再理解他們為何走上那條路。影片裡，一人叫修伊，一人叫前登，修伊是穆斯林，前登為達利特，從小在北方邦同個村落長大，共同夢想是考上警察，夢想聽來樸素，放在印度社會的脈絡裡，卻有完全不同的重量。警察制服在這個國家不僅代表一分穩定職業，還象徵國家公權力，更讓一個人能有機會暫時跨越宗教跟種姓劃定的界線，兩人追求的不是權力，是一個能被先當作人，再被辨認出身分的機會。
影片開場，火車站月臺上擠滿了和兩人一樣的年輕人，密密麻麻地湧向同一班列車，全印度二百五十萬人報考三千五百個警察缺額，前登望著那片人海喃喃自語，我們是去打仗嗎？這場戲沒有配樂，沒有戲劇化的升格鏡頭，只有一列老舊火車載滿考生緩緩駛出畫面。蓋萬拍的不是熱血勵志，是一場幾乎註定失敗的等待。
印度種姓制度在這個國家延續了數千年，它不是一道容易被一紙法律條文廢除的陋規，導演沒把種姓制度塑造成一個具體的敵人，片裡沒有激烈衝突，沒有刻意安排的反派人物，制度幾乎從不現身，卻像空氣，彌漫在人際之間，滲透進一句話、一個停頓、一份工作機會、一次考試報名表上的分類欄。前登填寫表格時，一度不願勾選種姓一欄，那個分類法定可以幫他加分，卻也等於在紙上承認自己生來就是個賤民，他只想像修伊一樣，被當作一個普通考生，但制度不允許他裝作標籤不存在。修伊的父親還有人脈送兒子去杜拜打工，前登的母親卻只能告訴他，她的雙腿是她唯一繼承的遺產，兩個看似相同貧窮的人，背負的歷史卻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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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刻意亮出殘酷的現實，當其中一人考上得以實現夢想，另一人落榜夢想破碎，他們還能站在同樣位置看待彼此嗎？摧毀友誼的常不是背叛，是生活本身。導演接下來用批判性諷刺社會的戲劇轉折，讓兩人重新攜手走向共同奮鬥的起點。無奈，疫情出現，疫情並非主題，卻是故事的轉捩點，封城後工廠停工，修伊和前登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依靠，他們和數百萬移工一樣，只能沿公路走回家鄉。
印度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造就了資訊科技、太空技術與龐大的中產階級，也讓世界開始相信這個國家即將成為下一個經濟強權。導演獨獨把鏡頭轉向了那些建造城市的人，當城市停擺，他們連留在原地的資格都沒有了。如果一座城市需要他們的勞動卻容不下他們的生活，現代化究竟完成了什麼？
本片由法印聯合製作，原片名為法文Une jeunesse indienne（印度青年），片名很清楚點出了潛層面，這兩人的故事不只是他們的故事，那是一整代印度青年的故事，在印度農村，確定性本身就是稀缺資源，想想兩百五十萬人搶三千五百個警察職缺，這種機率就是一道讓多數人註定失敗的判決，但所有人還是得去考，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
英文片名不用Going Home，用Homebound，Bound是指向某個目的地前行，強調的是一段仍在進行中的旅程，不是抵達。這個字更精準捕捉了導演意圖深入的命題，所有人都在回家的路上，卻未必找得到真正的歸屬，回到故鄉不等於找回尊嚴，回到出生地也不代表人生可以重來，只要宗教、種姓和階級依然決定一個人的位置，「家」就不會只是安身之所，還隱含一種難以掙脫的社會身分。由此就明白，電影描繪的不純粹是移工返鄉，還有人在制度裡，漫長尋找一個可以安放自己的所在。
導演敘事保有一種令人屏息的克制，沒有背景音樂烘托情緒，沒有刻意安排的哭點，鏡頭僅靜靜地注視著人物，這分克制反讓情感更有穿透力。修伊在公路上對著地平線嘶吼的那一幕，是整部戲少有准許情緒爆發的點，其餘時間，鏡頭只是記錄，導演拍的不是一分控訴狀，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們在制度裡掙扎、妥協，彼此傷害也彼此扶持，他們不是聖徒，也不是純粹的受害者，只是像所有人一樣，在有限的選項中，盡量做出不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回到皮爾筆下那張照片的公路，賽尤布抱著垂死的安利特，兩個年輕人在五月的高溫裡走了不知道多少天。那張照片之所以震撼印度社會，不只因為它記錄了移工返鄉潮的慘狀，更因為它呈現了兩個被社會定義為「低等」之人之間那種不肯放手的羈絆。在那個畫面裡，種姓與宗教的界線暫時消失了，只有一個人類抱著另一個人類，影片花了兩小時講述這兩個人如何走到那條公路上，但那條公路最終通往的，不是家，而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當一個人的價值從出生就被決定，他是否還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