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館長陳儀深30日在「延續慧命、漫長思念——李登輝先生逝世六週年」紀念演講中表示，外界普遍將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視為兩岸論述的重要分水嶺，但若回到歷史脈絡檢視，真正的起點應是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完成憲法增修。正是這場憲政改革，重新界定兩岸關係的法律與政治定位，也為後續「特殊國與國關係」奠定制度基礎。
陳儀深指出，1991年完成憲法增修後，中華民國憲法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已出現重大轉變。他引用憲法學者許宗力的觀點表示，1991年是台灣透過修憲完成憲政轉型的重要一年，中華民國相對於世界各國而言，「不僅僅是事實上的獨立，而且是法律上的獨立」；兩岸關係也逐漸脫離過去「一個中國」架構下中央與地方的思維，形成新的憲政定位。
他表示，李登輝1999年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時，曾明確指出，自1991年修憲以來，兩岸關係已定位為「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內部關係。陳儀深認為，這並非突然提出的新主張，而是建立在1991年憲政改革基礎上的歷史發展。
陳儀深也回顧，李登輝推動民主改革的同時，並未放棄兩岸溝通。根據國史館整理的史料，李登輝主政12年間，曾授權蘇志誠赴珠海、香港、澳門等地，與中國對口人士秘密接觸共27次，前9次由南懷瑾全程參與，其後18次則由雙方直接對話，相關溝通涵蓋辜汪會談、總統直選、江八點、李六條及李登輝訪美等重大議題，希望在重大事件前後維持溝通、降低誤判。
他指出，1991年公布的《國家統一綱領》，同樣反映李登輝當時的兩岸思維。綱領將自由、民主、均富列為統一前提，且未設定統一時間表，因此被部分人士形容為替統一設下「安全閥」。陳儀深認為，李登輝一方面推動民主化與國家正常化，另一方面也透過制度設計，保留兩岸互動的政策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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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透露，1999年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後，李登輝曾與黃昆輝、蘇南成、陳金讓及章孝嚴等人研議修憲方向，構想包括明確界定憲法所稱「固有領土」範圍，以及刪除增修條文序言中「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等文字，希望讓憲政體制更符合台灣實際發展。然而，當年因國民大會延任爭議，修憲議程中斷，相關構想最終未能完成。
陳儀深表示，回顧李登輝兩岸政策，不應只聚焦於1999年的一句「特殊國與國關係」，而應放回1991年民主化、修憲及憲政改革的歷史脈絡來理解。從制度改革、兩岸密使到《國家統一綱領》，都反映李登輝試圖在民主深化、國家定位與兩岸互動之間尋求平衡，也深刻影響台灣後續的憲政發展與兩岸政策。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30日發表任內最後一場館內公開演講，國史館預計9月中旬辦理新舊館長交接。 國史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