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焚書到水晶之夜，從文化大革命到數位極權：歷史告訴我們，當國家開始害怕思想，它最終害怕的將是自由。因為歷史從來不是一連串彼此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條權力不斷擴張、治理工具持續演化的軌跡。
如果把1933年納粹焚書、1938年的「水晶之夜」、中國文化大革命、今日中國的數位治理、香港出版自由的變遷，以及北京近年透過國家安全與民族治理相關法律引發的跨境影響放在同一條歷史脈絡來觀察，我們赫然發現值得深思的歷史現象：極權治理真正追求的，往往不只是控制人民的行為，而是控制人民如何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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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納粹在德國公開焚毀數萬冊書籍。當時許多人以為，那只是政治宣傳，是一場充滿儀式感的群眾動員。但歷史證明，焚書從來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五年之後，1938年的「水晶之夜」爆發。猶太人的商店、住宅、會堂遭到大規模破壞，街道遍布碎裂的玻璃，因此被稱為「水晶之夜」。更重要的是，它象徵迫害已經從思想與文化領域，進一步演變為由國家默許甚至推動的制度性暴力。
換言之，當一個政權開始決定哪些書不能讀、哪些思想不能存在時，它下一步往往就是決定哪些人不能存在於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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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則展現了另一種極權模式。這場浩劫不只是焚毀知識，而是摧毀知識共同體；不只是改寫歷史，而是要求全民按照唯一的政治敘事理解歷史。政治忠誠凌駕於專業判斷，意識形態取代事實，社會彼此監視，知識分子遭批鬥，文化資產遭破壞。國家權力不再停留於治理，而是深入個人的思想、家庭與社會關係。
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極權並沒有停留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北京展現的是另一種治理模式。
習近平的極權帝國，不一定需要焚書，演算法可以決定什麼內容容易被看見；不一定需要派人監視，數據與人工智慧可以大幅提升監管能力；不一定需要天天發動群眾運動，平台治理與資訊審查就可能影響公共討論空間。
不少學者因此提出「數位威權」或「數位極權」等概念，討論當科技能力與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結合後，如何改變國家治理方式。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涉及資訊自由、隱私權以及公共討論空間如何受到影響。
同樣的邏輯，也反映在香港近年的發展。香港曾是華文世界重要的出版中心，獨立書店不只是販售書籍，更代表不同思想可以公開交流。近年來，出版、文化活動與公共言論受到更嚴格法律與行政環境的影響，部分書店經營者、出版人士及公民團體也因此受到執法行動或法律程序。外界關注的不只是個別案件，而是香港公共文化空間是否正在發生結構性的改變。
更值得關注的是，北京近年推動部分具有域外適用效果的法律，引發國際社會對跨境影響的討論。包括海外學者、媒體工作者、人權倡議者及評論人士，都曾公開表示擔憂，認為相關制度可能對境外言論、交流或公共參與產生寒蟬效應。
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就是近年受到高度關注的案例之一。他曾因公開評論中國相關議題，而遭中國方面公開點名批評，並被列入制裁名單，引發外界對跨境政治壓力及新聞自由的討論。支持北京立場者認為，相關措施屬於國家依法維護安全與利益；批評者則認為，若政治壓力延伸至境外評論與新聞工作，將可能對跨境言論自由與國際交流造成影響。
因此，把這些事件放在一起觀察，我們真正看到的，不是不同時代的歷史重演，而是一條清楚的權力演化路徑。
二十世紀，控制的是書本。二十世紀後期，控制的是歷史。二十一世紀，控制的是資訊流通、演算法排序，以及法律制度可能產生的域外影響。工具不斷更新，但權力追求影響公共敘事、塑造集體認同、降低不同聲音影響力的傾向，始終值得民主社會保持警覺。
歷史最大的價值，不是把納粹德國、文化大革命與今天的任何國家簡單畫上等號，而是提醒我們：當國家權力逐步縮小公共討論空間、限制資訊流通，並試圖讓社會只剩下一種可以存在的聲音時，民主社會更需要以法治、制度與公民社會來維護多元與自由。
因為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沒有批評，而是保障批評可以存在；真正穩固的國家，不是人民只能說一種話，而是不同觀點都能在公開、和平、法治的環境下接受社會檢驗。
黑格爾曾說過：「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就是不會學到教訓」。一個政權如果開始害怕一本書、一位記者、一間書店，甚至害怕境外不同立場的評論，真正需要反思的，往往不是那些發聲的人，而是權力本身對不同意見的容忍能力。這是目前中國與香港的事實，希望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永遠不被黑暗所赤化染指！
習近平的極權帝國，不一定需要焚書，演算法可以決定什麼內容容易被看見；不一定需要派人監視，數據與人工智慧可以大幅提升監管能力；不一定需要天天發動群眾運動，平台治理與資訊審查就可能影響公共討論空間。 圖：翻攝自《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