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近日公佈《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26－2030年）》，其中首次明確提出要「有效治理就業歧視、欠薪欠保、違法裁員」等問題。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中國官方在人權保障上的進一步完善；然而若從當前中國經濟環境與社會治理角度觀察，實則反應了中國經濟下行下的社會危機。
過去，中國官方談論人權時，重點往往放在脫貧、教育、醫療、住房等「發展權」議題，在勞工議題上，過去著重在「擴大就業容量」與「防範大規模失業」，此次將就業歧視、欠薪欠保與違法裁員納入國家層級人權規劃，代表這些問題已經不再是個別勞資糾紛，而是足以影響社會穩定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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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歲魔咒」反應人口紅利幻滅與階級焦慮
計劃中強調治理「就業歧視」，首要衝擊的便是惡名昭彰的「35歲魔咒」與隱性性別歧視。「35歲魔咒」是中國職場存在的一種年齡歧視現象。「35歲門檻」始於改革開放初期政府欲消除老人政治、選用年輕幹部的年齡限制，在1994年被明確寫入《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進而擴散到全社會成為普遍的招聘標準。
過去二十年，中國網際網路、金融科技與新創企業依賴大量年輕勞動力快速擴張，「996」甚至成為某些企業文化的象徵。在高速成長階段，企業願意用高薪換取員工的青春與體力；然而當經濟成長放緩、企業開始控製成本時，年齡反而成為最直接的淘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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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許多企業招聘廣告仍明示或暗示「35歲以下優先」，導致大量中年專業人才即使具備豐富經驗，一旦失業便難以重返原有職位。這不只是個人職涯問題，而是中國正在面臨的人口老化與勞動力結構矛盾。
年齡歧視與性別歧視的本質，是企業在應對經濟放緩時的「成本極小化」手段。隨著「三孩政策」推行，企業預期女性員工的生育成本上升，便在招聘端進行隱性圍堵；同時，將35歲以上、家庭負擔重、性價比低的「中年白領」排除在外。這種歧視在社會上蔓延，直接導致了結構性失業加劇，引發集體性的中年焦慮與青年「躺平」思維。在中國網路上，「35歲危機」已經成為許多中產階級最焦慮的話題之一。
欠薪問題已從工地蔓延至白領階層
長期以來，外界談到中國欠薪問題，首先想到的是建築工地上的農民工。然而今天的情況已經發生變化。隨著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地方財政壓力增加以及內需疲弱，資金鏈斷裂問題開始沿著供應鏈向各行業蔓延。欠薪現象不再侷限於傳統建築業，而逐漸擴散到餐飲、教育培訓、科技新創企業，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與事業單位。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新興的「零工經濟」。中國目前有超過8,400萬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這些網路平台企業長期利用法律灰色地帶，不與員工簽訂正式合同，惡意欠繳「五險一金」（社會保險）。在經濟景氣時，這種模式被視為提高效率與靈活性的創新；但當景氣下滑時，則迅速暴露出缺乏保障的問題，風險直接轉嫁給底層勞工。在這次計畫裡，將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列為治理重點，正說明了實體企業生存困境與平台經濟剝削，已危及到社會的最底層安全網。
北京真正擔心的並不只是欠薪本身，而是欠薪所引發的群體性抗爭。近年各地討薪事件持續增加，每到農曆年前更成為地方政府維穩工作的重點項目。當討薪從個人維權演變成群體行動時，其政治敏感性便大幅提高。
違法裁員反映企業生存壓力
與欠薪問題相伴而生的，是近年快速增加的違法裁員爭議。在中國現行法律下，企業裁員必須支付相應補償金。然而在經濟下行與利潤縮水的環境下，不少企業既想減少人力成本，又不願支付法定補償，因此出現各種變相逼退員工的手段。
從惡意調職、降薪，到無限期放假僅發放最低生活費，目的都是讓員工自行離職，以規避補償責任。結果是勞動仲裁案件數量快速上升。許多城市仲裁機構面臨案件積壓，勞工維權成本不斷提高。對政府而言，這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社會治理問題。因為當大量中產階級開始感受到失業風險與制度不公平時，對未來的預期將迅速惡化。
人權文件背後，其實是穩定工程
中共人權紀錄可說是惡名昭彰的。「自由之家」發布的最新《全球自由度報告》中，中國在滿分100分中僅獲得 9 分，持續被列為「不自由（Not Free）」國家。《經濟學人》雜誌旗下的經濟學人智庫（EIU）發布的最新全球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中，中國在167個政權中排名第145位，得分僅 2.11 分（滿分10分），被歸類為「威權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而他仍然一本正經、行禮如儀地發展所謂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26－2030年）》實為人權笑話。
然而，知微見著，我們從報告中透露出的訊息，正可以用來判斷其經濟社會的危機。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年群體面臨淘汰、底層勞工保障缺失，這三者疊加構成了當前中國最嚴峻的社會火山。如何「維穩」以安然度過經濟下行所帶來的社會矛盾，才是中共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