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佳穎 | 關於記者 | Newtalk新聞

「民主」二字，寫來輕鬆，做來卻千鈞重負。 根據牛津字典的定義，「民主」，是「最高權力屬於人民、由人民支配，並由人民直接行使或經由選舉制度產生之人民代理人行使意志的政體」，也是「社會平等的實踐和原則」。也因此，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提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林肯(Abraham Lincoln)於1863年蓋茲堡演說中言明，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 我相信多數讀者對於上面這段宛如公民課文的文字都相當熟悉。「民主」在台灣，雖然最早是以如此美麗的文字出現在各級學制的課程/課本裡，卻只是一黨專政政權下的傳說。但在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社會透過各級選舉的操演和街頭抗爭的拼鬥，逐漸將傳說的「民主」轉化為實質的「民主」。在從小就參與經歷的各種模擬選舉練習中、在見證每一次街頭運動中、在經驗日常生活點滴中，我們學習「民主」。於是當我們走過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野百合學運、國會全面改選和2000年的政黨輪替後，我們學會尊重來自不同立場的多元意見，也學會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情境。 「民主」，在台灣好似已經是我們呼吸的一部份，已經成為一個永恆的存在。 但近年來一件又一件招致輿論非議和社會譁然的粗暴施政，暴露了這個政府的顢頇，也引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民運動，反媒體壟斷、全國關廠工人抗爭、大埔農地拆遷案、核四爭議、洪仲丘案，讓參與運動的公民和學生們疲於奔命，只為拚搏每一個「不是本該如此」的原則 －「民主」政體的政府「不是本該」防範單一財團/媒體壟斷新聞資訊、保障人民的工作權、守護人民的身家財產、讓人民免於受到輻災威脅、保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嗎?在多數的抗爭未果中，參與運動的人們和台灣社會終於理解到，多年來建立的「民主」價值和「人民做主」的社會信仰，及基本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已經淪為政客的演說辭令，幾乎被沖刷殆盡了。 3月17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全民一陣錯愕的程序不正義中強渡關山，一字未審逕送立法院會。此事成為衝破台灣社會忍耐臨界點的關鍵事件，引爆一場鋪天蓋地的學生與公民運動。3月18日夜，反黑箱服貿學生與公民團體衝入並佔領立國會議場，抗議服貿決議過程的草率，並爭取他們自己的未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學期我在研究所開的社會學理論課剛好上到Antonio Gramsci，而Gramsci筆下以公民社會作為基地挑戰國家威權的「機動戰」、「游擊戰」和「陣地戰」，此刻竟在我們眼前上演。於是，我和同學們帶著課本將教室移到國會前，共同見證這台灣歷史美麗的一頁。 這幾日，每個參與反服貿學運的學生和公民，正是在實踐Gramsci的理論。臉書上的許多朋友們，或是積極熱情地投入運動，或是在現場傳回即時畫面和文字，或是轉貼相關文章和新聞，讓我看到台灣公民社會所展現的驚人力量（見：「瞿欣怡：不要害怕，外面的人會守護我們──318學生佔領議場側記」和「焦點評論：在台陸生的公民課（蔡博藝）」等）。而同時，我也看到另一群朋友們，把自己安放在一個寧靜的角落，依照日常生活步調，將自拍照片、正在享受的美食、正在考慮購買的衣飾上傳到臉書，彷彿她/他所身處的世界，是一個沒有政治紛擾的純淨地方。 一個網路，兩個世界。 我再次意識到，原來，在每個台灣人的心裡，「民主」並不是個等重的概念。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他為世人所熟知的文學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對於「輕」與「重」的生命悖論有著深刻的描繪。藉著生命的存在「究竟是舉足輕重，還是無足輕重」的提問，他反思了「輕」與「重」在生命情狀中矛盾共存的狀態。 「民主」，在台灣人心底也是個既輕且重的矛盾概念，更在台灣社會中以各種形式被實踐著。 2000年的政黨輪替是台灣民主化過程重要的里程碑，在那之後，我們以為「民主」已經在這個社會生了根，而這次主導反服貿學運的1990年前後出生的這個世代，更是在這樣一個社會氛圍成長的－「民主」以如此「輕盈」的姿態、如空氣般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實踐中，讓我們一度以為那過去幾十年血汗拚搏來的一切，已經成為永遠的存在。但沒想到，在無感政客手中，原來「民主」是這麼「輕賤」的概念，讓他們可以在任意破壞憲政體制後，再將「民主」、「法治」掛在嘴邊，用以詆毀學生運動初衷、規避全民提問和蔑視學運訴求。在名嘴口中，「民主」與1小時3000元的通告等值，被日復一日論述得越來越「輕薄」。而在扭曲失焦的媒體報導中，「民主」被放入衝突、二元、內鬨等新聞框架中呈現，如此「輕浮」而不堪。 但曾幾何時，民主變得如此「沉重」，迫使我那些成天四處打工兼差為了還學貸的學生們下班之後仍舊得打起精神到立法院前，在寒冷的雨夜裡爭取自己的未來。民主這麼「笨重」，讓失靈的政府和失控的代議政治拖垮了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和對憲政的信任。然而，民主也是個「珍重」的概念，我們看到年輕人為了單純的信念，為了理想、為了一個抽象的「台灣的未來」，連日來在國會議場內外挑戰自己身體和精神極限，守護這個社會得來不易、即將失去的價值。 我看到，在「輕」與「重」之間，眼淚，於國會議場內外年輕人的臉龐滑落。 或許正因為「民主」被我們視為輕飄飄而理所當然的存在，在面對「民主」的即將逝去、面對「民有、民治、民享」基本價值的即將崩解、面對無感無能的政府時，我們才會感到無比沉重，幾乎被壓得快喘不過氣來了。可是轉念一想，或許當身上擔子越千斤萬鼎、越壓迫得我們爬不起來，或許當我們越疲累越挫折，「民主」的價值和對於我們的意義才越能被清晰地感受到。 野百合學運風起雲湧時我年紀尚小未能參與，也因此我總是以一種仰望的眼神看著野百合世代。但是，今天的反服貿學運，讓我除了敬仰、不捨之外，更有許多讚嘆（見「莊豐嘉：他們一舉淘汰好幾個世代」和「一場忘了野百合的學運（何明修）」等）。與其說這是一場對於服貿黑箱決策的抗爭，不如說這是一場這個世代年輕人以他們的方式突破重圍，對積累已久的政府無能、政策失當、政黨失格、資本主義無限擴張、土地與世代不正義等問題的全面逆襲。他們所代表的不只是他們自己，還有台灣無數勞工、孩童、農民和弱勢者。他們或偶有路線上的爭執，但調整步伐後，朝向的是共同的目標。 他們體現的是台灣「民主」的真諦 － 「民主」可以很輕，是台灣人鼻息間如同真理一般的存在；「民主」也可以很重，倘若有力量要奪走這台灣人奮鬥數十年的成果，將有千千萬萬個力微任重的台灣人牽起彼此的手，為每個人心底無可撼動的信念投入一次又一次的戰鬥中。 （作者：莊佳穎／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純真」和「滄桑」是兩個相對的概念。就美學與情感的意義而言，「純真」是停駐在潔淨天然的簡單自在，「滄桑」是飽經千錘百鍊後的深沉洞徹。而就時間與空間的意義而言，「純真」與「滄桑」，如同旅程必經的出發與抵達兩端，落在旅人的眉間刻在離人的手心。 對我而言，電影〈KANO〉，是一抹澄淨的單純與天真。 台灣社會目前正駝著一股積重難返、擺脫不去的滄桑。在裹足不前的經濟頹勢及政治紛擾中，台灣人只能以一個個微小虛幻的小確幸來催眠自己，暫時忘卻眼前這灰濛濛的無奈。「都這樣了，時局還能再壞嗎？」我們常這樣安慰自己，以和眼前一個個不斷發生的荒腔走板共存。但這些不勝枚舉、或大或小的一誤再誤，卻已日積月累為一樁樁指鹿為馬的主流口味：譬如，任意扭曲甚至銷毀一段歷史的蠻橫、隨意抹消任一族群共同記憶的輕忽、恣意掠奪人民身家財產的粗暴；又譬如，在沒有走進電影院去閱讀〈KANO〉之前，就開始以粗糙的二元框架評議電影的傲慢。 我認真看完電影了，而且從上映至今已經看了三次。所以以下關於這部電影的討論，是在一個對讀者和這部電影最基本的負責態度下所寫的。但我想先跟各位讀者說明，這篇小文不做電影本身的分析，也不做電影內外所書寫再現之複雜台日情結的剖析。（詳細的電影討論可參考【KANO 觀後心得 － 後勁超強的一杯雞尾酒 痞客邦 ；而關於電影所書寫的殖民現代性可參考【KANO熱血野球外的歷史扣問（上）：殖民現代性的人本辯證】這篇精彩長文）。這篇小文只有一個單純的企望，一個認識那個年代的時代精神與年輕人，這樣的角度，來看這部電影。 由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電影〈KANO〉，以精湛的敘事手法、細緻的音像配置及精準演員調度，向台灣觀眾說了一個曾經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好故事 –1931年，由原住民、漢人和日本人組成的嘉義農林棒球隊，在鐵血訓練與持續失敗的磨練下，成為全台冠軍並挺進甲子園獲得亞軍的傳奇故事。電影是在明快的敘事節奏與細膩的音像處理中行進著的，而導演馬志翔也因為大膽起用素人球員擔綱演出及融合自身的棒球校隊經驗，將電影中每顆被投出的球、撲接的球、傳遞在各壘包間的球及打擊出去的球都紮實地處理，建造了一部超越以往、名符其實的「台灣棒球電影」。 「好熱…。」看著〈KANO〉裡每一個球員每一次全力以赴的「投、打、傳、接、跑」，一股溫熱，從我心底湧現。 從〈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到〈KANO〉，魏德聖所導演和監製的電影作品裡，總滿溢著熱誠、熱血、和熱情。魏德聖曾經為自己監製的〈KANO〉下了這樣的一個註解：「〈KANO〉…（希望和觀眾）一起找回最純真的台灣棒球年代。」 我不是個棒球專家，大約就是個可以看得懂規則和基本戰術這樣程度的球迷而已。但是，我是個愛棒球的人。我想，我或許在出生前，就愛上棒球了吧。和許多人一樣，我自小和家人朋友們一起看棒球、一起為球員吶喊、一起經歷每一場球賽的歡笑與淚水。棒球給予台灣人的，那種自然而然和不可言喻的力量，就如同「家」給我們的情感支持一樣，永遠都在。如果說棒球在今天的台灣是一個已經被耕耘了很久而開花結果的運動，那麼嘉農棒球隊的故事，就是那顆深埋在台灣棒球文化最溫暖底部的種籽。 但〈KANO〉不只是帶我們回歸到歷史現場去見證嘉農棒球隊所締造的光輝而已。在〈KANO〉中，我看到一群在球場上跨越種族、超越語言、只為榮耀拼鬥的高中生。而他們，同時也是在黃金稻田裡鑽研陽光、泥土、肥料、種子、水，為結實纍纍而努力的農人們。作為一個棒球員和農人，他們的全世界就是他們最親近的泥巴和土地。電影最令人動容的地方，並不是嘉農得到甲子園冠軍，而是嘉農球員們對於自己隊員的絕對信任、為彼此的夢想奮戰不懈的堅持、和在落敗之中仍全力以赴的身影。那是做為人類的最高尚價值的展現；是一個超越輸贏、或說在輸和贏之間自我揚升的絕美。嘉農所追求到的，不僅是在甲子園球場裡被觀眾喊得震天嘎響的「天下嘉農」，也是一個在人生哲學意義上的滿壘全壘打，更是一個最令人尊敬的至高無上的亞軍。而如此璀璨的靈魂，絕對不是任何「殖民vs.被殖民」、「壓迫vs.被壓迫」等粗糙的二元框架所能夠輕易評斷的。 〈KANO〉將這種1930年代獨有的「時代精神」（Zeitgeist），「純真」，詮釋得淋漓盡致。1930年代的台灣年輕人，經歷了嘉南大圳的完工，也見證了電燈、電話、自來水、飛機、電影、留聲機與唱片等文明的到來。那來自現代性的蓬勃，倒映為他/她們眼中的晶瑩光芒，更驅策他/她們一直向前。也因此，他/她們有的打造了台灣棒球的光榮基石，有的建造了台灣文學音樂美術的華麗源起。 我在外公的眼睛裡，也看到過那樣的光芒。 一生開拓台灣劍道文化、奉獻給教育的外公袁埏烽，有著一種典雅溫暖而自在的氣質。和外公說著不同語言、接受另一套教育機制的我，無法用外公最嫻熟的日文了解他口中的青春歲月，也無從理解他所經歷的、和課本所講述的版本不盡相同的歷史。做為他疼愛的孫女，我只能為外公伴奏他最喜愛演唱的舒伯特，試著進入他世界裡的一隅。今年春節，高齡92歲、一向硬朗的外公驟逝。在幫忙整理他過去的著作時，我才發現，自己多麼想再見到他深邃雙眼中的晶瑩光彩。 〈KANO〉的上映，讓我有機會再次與年輕的外公相遇，重溫外公溫暖的微笑和眼中的光芒，更讓我真切地看到屬於他/她們的青春歲月與時代精神。 倘若歷史是了解自己的一把鑰匙，那麼〈KANO〉給了我這樣一個珍貴的寶物，讓我這個對自己父執輩的人生只有片段理解、只能在歷史課本斷簡殘篇中拼湊他/她們人生故事、在碎片中拼貼一個不完全的自己的傢伙，看到她/他們的曾經。 如果有人問我在〈KANO〉裡看到什麼，我會說，是一種「純真」的奧義 – 是來自幼小國度的巨大精神，是不斷超越自我的豪邁，是在輸贏間優雅的身段。 （本文作者：莊佳穎／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