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彥成、周思宇、陳沛佑、莊崇暉 | 關於記者 | Newtalk新聞

「好懷念在台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日子！」轉述一位回中國陸生的心聲，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王丹密切接觸來台陸生、致力推動兩岸青年交流。他相信，台灣的生活經驗對陸生有潛移默化的效果，特別是體會過台灣的言論自由、公共參與以及活躍的公民社會後，進而在內心產生正面影響。 「中國的教育就是告訴你有黨和國家，用不著你老百姓說出來。」王丹表示，中國的教育阻礙了公民意識的養成，目前中國只有「人民意識」，黨和國家的政策人民就是要執行，他們還沒有學到愛一個國家就是要批評她。 心態矛盾 陸生避正面回應 王丹指出，基本上陸生對公共議題仍會避免直接表達意見，公共參與在中國是非主流價值，黨和政府更不會允許這類的思想傾向，從小到大，不停地被灌輸反動是「危險的」。因此，有些陸生會用一種模糊的方式包裝對台灣公共生活的認同，例如「我喜歡台灣」、「我喜歡林志玲」。 到異地求學，無可避免地會拿本國作比較。王丹說，陸生通常不會去否定公民社會的價值，但是只要想到集會遊行、公共參與或是言論自由在中國都有限制，就會產生一種「道德責任」或「防衛心態」，不是挑出台灣公共參與的缺點、替中國辯護，就是批評中國的制度，兩者都是一種迴避方式。 兩岸青年邏輯思考迥異 由於社會氣氛壓抑，在思考公共議題時，陸生傾向從「政府應該怎麼做」的角度切入，而不是以公民為思考主體，王丹解釋，「這也就是為什麼陸生喜歡關注政治權力角逐，看政治八卦、十八大新聞、習近平近況等。」 台灣政黨的藍綠對立也意外提供陸生思想養分，王丹表示，每一個公共議題都會有支持與反對聲音，立場鮮明的媒體便會相互批評、指控；以反媒體壟斷為例，陸生讀過《聯合報》或《中時》後，就會認為背後是民進黨在操作，「自己沒有正面的東西，他就不許別人有，抗拒承認有青年理想主義，這就是典型的大陸思維」。 王丹指出，陸生容易接受宣傳，並試圖找出正面運動的分離因素，質疑社會運動或公共議題背後有政黨勢力介入，藉此批評台灣公共參與成效不彰。他舉例，在課堂上如果討論六四天安門事件，台灣學生會問一些關於中國發展、民主化等正面問題，但陸生就會從負面的角度提問，質疑是否有境外勢力(美國)在背後操作？ 面對中國大環境 王丹：先改變自己 王丹相當鼓勵陸生參與社團、融入台灣社會，增進彼此的認識。他形容，當前中國社會是一個「大悶鍋」，社會壓抑、自由程度仍顯不足，面對台灣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言論自由，陸生普遍會有一種「解放感」。 「浮現出台灣這個名詞，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政治。」王丹相信，自由開放的台灣社會對陸生有正面影響，促使思考公民社會的價值；他鼓勵陸生，改變社會應該從「改變自己」開始，就當前中國環境，改變社會難，但可以先改變自己，學著做負責任的公民，主動覓食資訊、積極分享，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編按：本篇專題共計訪問12名來台交換陸生，以瞭解台灣公民社會對來台陸生的影響，並以青年世代的角度檢視兩岸社會公共參與現況，進而反思當前中國政治制度。 今年4月23日晚間，華光社區居民為捍衛家園，翻越圍籬、衝破封鎖線，爆發警民衝突。首屆中國來台交換生蔡博藝當時在現場聲援，她說：「這種感覺像是中國烏坎事件，居民被迫無家可歸，相當震撼。」 中學時期來台環島，因而愛上台灣的蔡博藝，出生於甘肅，長於浙江，目前就讀淡江大學日文系。爾後，教育部開放第一屆陸生來台，她再次來到台灣。去年甫出版的《我在臺灣，我正青春》正是她在人人網被大量轉貼的台灣所見所聞。 台遊行議題多元 公共參與再思考 士林王家強拆事件、反媒體壟斷、309反核大遊行、華光社區反迫遷、江翠護樹行動、淡海二期反徵收等，細數親身參與的公共議題，短短2年，舉凡環境、人權、性別等，比起大多數來台陸生，蔡博藝多了更多直接公共參與的經驗。 另一名來自中國的交換學生宋夢澤，日前參與316樂生遊行，她說：「一開始是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參加的，但是在過程中卻產生了想要一同保護樂生的想法。」因為課程需求，「樂生」成了她的街頭遊行初體驗。她也驚訝看到許多和樂生無直接相關，卻趕來力挺的台灣人民。 她上前問參加的人，為什麼願意為了和自身無關的事走上街頭？得到的回應是，「這就是一件公民議題」，應該由公民來參與，若今天可以這樣拆他家，改天也可以拆我家。宋孟澤評論：「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公民意識吧。」蔡博藝則說：「公共參與是住民自決的最好體現。」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每個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去關心土地上發生的事情。 中國上街遊行　難和平落幕 然而，談起中國的遊行，陸生皆不約而同的提到去年9月反日大遊行，並且對中國的遊行時常造成暴力事件而感到不贊同。宋孟澤指出，部分群眾態度太過激進，也容易遭有心人士利用，導致情況惡化。因此，她即使感受過台灣的遊行活動，回國後也不會上街。 一位林同學表示，在中國，即使為了看似溫和的環保議題上街，也可能在遊行過程中，宣洩對政府的不滿，最後，演變成衝進警局、掀翻車子等暴力事件。 蔡博藝則直言，中國很難複製台灣街頭遊行模式。比起台灣丟雞蛋，去年9月中國反日遊行，抗議民眾推車砸店、打搶襲人，根本算不上公民社會的展現。 至於走上街頭究竟有沒有效？蔡博藝肯定，「透過不一樣的參與方式來爭取自身權益都算是公共參與」，不管是激進的抗議遊行，或由社會企業由下往上代為發聲，都該有機制讓人民表達意見。另外，她也指出，「台灣缺乏歷史厚度和時代性，短暫的抗議熱潮無法對議題產生長遠影響力，進而影響體制改革。」 政府權力有差 公民意識知多少? 「兩岸在公共參與上，最大的差別就是政府的權力。」來自浙江、現為政大新聞系交換生的雷震宇認為，中國政府凌駕於社會的權力，導致群眾態度消極、無力。他說，明天面對國家機器的人也許就是自己，公民意識就像人民會為了與自身無關的事情，挺身而出。 然而，談到327華光拆遷時，雷震宇卻認為，台灣學生參與方式太過「幼稚」，無法實際解決問題。至於如何才是好的參與形式？他坦言，自己也還沒有最終答案。 關心「他人」公共議題 陸生：沒必要 即使多數陸生都表示，公民意識的實踐是主動關心「他人」事務，而不是「自掃門前雪」，但是，彭小天也直言，如果想為國家好，「自己做好了就行了，真的沒必要去操那麼多的心」。勞汝潔也說，她發言的原則是不公開地評論公共議題。 「許多中國學生對公共事務沒那麼熱心。」來自廈門大學、現就讀政大法律系交換生吳思詩認為，有些議題離學生太遙遠，與切身利益無關，確實不會去思考；同樣就讀法律系的交換生彭小天則表示，公共討論「對於事情的解決沒有太大作用」，學生應該把目標放在「實現自己的夢」。 談及309反核遊行，吳思詩感到「很荒謬，意外地和平、有秩序」，甚至有提供水和毛巾，更有晚間音樂會，簡直像場大型聚會，這種參與程度與組織方式在中國是很難想像的；但同樣到現場「嚐鮮」的彭小天肯定遊行形式之餘，也對行動結果存疑，「你說遊行之後，他就不建核四了嗎？」 相較於台灣對公共參與的認知，陸生更常將公益活動納入討論，吳思詩表示，雖然中國學生不太上街，但會參加非政府組織(NGOs)舉辦的沙龍、宣講會等；她認為，參與服務、公益性的社團，替社會做點事，也是公共參與。 教育作為意識形態養成要件，陸生以此解釋兩岸社會發展的差異。就讀政大新聞系的交換生勞汝潔就覺得，在公共參與方面，台灣學生相對積極；她說，中國的教育讓異議者「有各種擔心，會先自我審查」。因此，她相當鄙視中國的教育方式，「但它還是會在你身上烙下很深的印記」。 人多嘴雜 公共參與應受限？ 比較兩岸差異，陸生也對台灣社會提出反思。就讀政大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的趙燦認為，雖然台灣的公共參與體現了自由、民主，且人民的確有權針對切身利益向政府反映、要求改變，不過「只管自個兒的事就好」。彭小天則舉例說，台灣核四廠爭議多年、備受質疑，「怎麼也建不好」，反觀中國建三峽大壩，「七十萬人，一聲令下、說遷就遷」，社會成本完全不同，他也認為意見分歧未必是好。 質疑台灣藏獨的遊行的正當性，趙燦說，藏人口中的「鎮壓」涉及文化、政治衝突和歷史問題，背後原因複雜，「不是幾個流亡藏人在各地搧火、爭取支持這麼簡單，如果台灣人也跟著搖旗吶喊，相當不明理。」 來台前，趙燦相當認同台灣自由民主的社會，但實際接觸後，反而開始思考「有限自由」的必要。他表示，公共參與本就是民主形式，但政府在這方面還是需要適當引導，許多事件背後都有「深層原因」，不該什麼事都被媒體、群眾煽動。 上街還是上網? 兩岸公共參與大不同 「公共參與難免選邊站，最重要的是事件本身能不能說服我去支持。」蔡博藝認為，在中國，多數人只在網路發表意見，相較之下，台灣議題多具地方色彩、派系分明，需要自行判斷、決定立場，最重要的是可以組織運動、親身站上街頭，引起社會關注。不過，就討論內容來說，勞汝潔覺得，中國社群網站上的意見已經非常多元，算是公共參與的有力管道。 中國上街遊行受限？不願具名的林同學表示，中國政府並非全部加以管制，而是端看「上級政府如何認定」。他舉例，廣東烏坎村的事件一開始上級政府定位為境外勢力的影響，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又回歸為內部矛盾，變成村委會與村民間的矛盾，最後，人民罷免村委會事件才落幕。 環境不需要 陸生不上街 林同學說，他會透過網路關心公共議題，也願意以協商溝通的方式解決事情，但卻不會走上街頭。「和我的價值觀有關係，我們家是經商的，這種意識型態對我來說不痛不癢。」 宋孟澤在中國的認知是「對於生活很滿足，沒有覺得被剝奪甚麼，所以從未走上街頭。」她消極地說，願意為了周遭生活改變而走上街頭，但是，目前並沒有這種需求，「所處環境不需要，就不會想走上街頭。」 她認為，台灣的遊行是以一種「迎合」的方式進行，但是在中國走上街頭卻常會出現激烈的事件，甚至會有不法份子利用遊行鬧事。對此，雷震宇描述中國的街頭運動，「大部分的時候，本身就很危險」，也不清楚是誰發起的，去的人往往包含許多「盲流」和「很偏激的人」，因此他不傾向參與。 微博發聲 網路喚醒公民社會 談起中國公共參與的途徑，陸生不約而同地說：「網路」。 「網路正影響著新世代的公共參與」蔡博藝認為，中國在社群網站「微博」出現後，變得容易集結大家的力量，公民社會也慢慢覺醒、情況好轉，越來越多人投入公共參與。林釗鵬也說，因為網路相對不好管制，中國普遍靠網路讓公共議題受到關注。 但是，林同學補充，網路參與的缺點在於「很容易造謠」，有心人士會利用網民的情緒來達成自己的私利。「以我自己而言，我在轉發時會核實。」他認為，這種假議題的流通仍然氾濫。 蔡博藝則說，中國公共參與大多在網路發聲，但是，受限於政府體制，多數內容仍被網管監控，像是2009年中國青年王帥在網路發文，披露地方政府違規爭地，兩周後，以「誹謗罪」被跨省追捕、拘留20天，導致日後網友防備心加重且發言較謹慎。

6月4日晚上，逾百名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前，頭戴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面具、手持燭火，為24年前六四事件受害者低頭默哀。這是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反省中國政治的一刻。 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認為，中國的黨國式教育阻礙了公民意識的養成，中國人民還沒有學到「愛一個國家就是要批評它。」而來台陸生親身體驗台灣的社會現況後，除了驚訝，也瞭解到，與台灣相比，中國政府與人民權力不均，進而影響公共意識的養成與行動的落實。 然而，無法否認的是，生活在資訊世代的這一批青年，對公共參與已經發展出有別於台灣、中國的一套思維，他們從文化、教育、歷史、制度等面向看待公共參與，即便態度矛盾，但是，陸生公民參與正發酵。 在台灣，為了不同的議題和理念，幾乎每星期都有人上街遊行。其中，一定有學生的聲音，甚至也有因為好奇或真正關心而參加的「來台陸生」，活絡的台灣公民社會必然帶給陸生某些衝擊，反思中國現況。 一位林同學曾在228遊行活動旁圍觀，他以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的墓誌銘描述台灣的公共參與：「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為借鏡，肯定人民關注公共議題的確促進社會發展。但他也堅定表示，若與自身利益無關，並不會站出來，「家裡經商的緣故，常以經濟價值來考量，意識型態對我們不痛不癢。」 「遊行本身是挺好的」，來自浙江大學法律系交換生彭小天親身感受遊行後，肯定和平、理性的行動，「但是你說，反核遊行之後，他就不建核四了嗎？」彭小天的提問間接質疑了遊行的效果。 來自浙大、現為政大新聞系交換生的雷震宇也認同公民社會價值，但談到華光拆遷，他則以「幼稚」形容激烈的抗爭行動，「學生如果這樣去參與，是蠻無聊的」，他說，華光「不是躺在地上可以解決的事」。 父母在中國都是公務員，交換生宋孟澤從小被警告：「上街是一件危險的事。」為撰寫學校報告，她起初不帶感情地參加樂生遊行，過程中，驚訝地發現，竟有許多無直接利害關係的民眾參與，其中，有個臺灣人告訴她：「這是公民議題，應該由公民來參與。若是我今天不來幫助他們，改天我家要被拆掉也沒有人會來幫我。」 宋夢澤認為，每位公民都有義務參與公共事務。但是，即使後來有幫助樂生居民的想法，她依然否定上街遊行；談到中國的公共事務，宋孟澤則表示，會以新媒體的方式參與。 以「大悶鍋」形容中國社會，王丹說，當前中國社會壓抑、自由程度仍不足，公民意識尚未成熟，屬於前民主階段。因此，公共參與在中國被認為是「非主流」。 王丹的論述解釋多數陸生「認同理念，否定行動」的主張，顯見中國公共參與並不健全，制度、法規上仍受限制，兩岸青年交流是否促進中國民主發展，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