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期在聯合國大會審議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年度報告時主張,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既已到期,IAEA就應停止審議伊朗核問題;中國也持續質疑美、英、澳核動力潛艇合作的核不擴散風險。兩項爭議涉及不同的法律架構,卻共同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當核能技術同時具有能源、科技與戰略價值,國際社會如何確保規則不因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到選擇性適用?

這不是遙遠的外交爭端。台灣正面臨核電是否重啟、人工智慧與半導體如何取得穩定電力,以及能源安全如何與國家安全接軌等政策選擇。若只計算核電能增加多少電力、減少多少碳排,卻忽略燃料供應、核安審查、核廢料管理與事故責任,就可能高估技術效益,低估制度成本。

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於2015年通過,支持伊朗核協議,並規範相關制裁安排與後續程序。2025年,英、法、德啟動恢復制裁程序;聯合國安理會網站記載,相關舊制裁措施自同年9月27日起重新適用。然而,中國、俄羅斯與伊朗反對該程序的合法性,並主張第2231號決議已於10月18日到期。爭議的核心,不只是決議期限,更在於恢復制裁程序是否有效,以及後續國際監督應依據何種法律安排進行。

但第2231號決議的期限與效力存在爭議,不代表伊朗依《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及其保障監督協定承擔的義務,就因此當然終止。IAEA對特定核材料、設施與活動具有哪些查核權限,仍須依NPT、伊朗與IAEA生效中的保障監督協定,以及其他適用的法律安排逐一判斷。不能把不同法源混為一談,也不能僅憑政治宣示,就決定國際監督應否繼續。

因此,真正需要釐清的是:哪些義務仍然有效?IAEA的查核權限依據何在?當各國對法律解釋存在分歧時,又應透過什麼程序處理?法律爭議可以存在,國家也可以提出不同解釋,但必須提出法源、程序與可供檢驗的證據。否則,國際監督的公信力便可能遭政治分歧侵蝕。

中國一方面主張應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另一方面對美、英、澳核動力潛艇合作提出核不擴散疑慮。這些主張都應接受檢驗,但不能因為提出者是中國,就認定其法律論述必然正確;也不能因合作方是民主國家或安全夥伴,就認為相關安排可以免受檢驗。核不擴散原則若要具有普遍性,就不能因國家身分或政治陣營而改變標準。

然而,伊朗核問題與AUKUS合作不能直接畫上等號。民用核電、核動力潛艇與核武器並非同一回事;核動力潛艇也不等於核武裝潛艇。AUKUS所涉及的是常規武裝、核動力潛艇,其核材料用途與監督安排,與伊朗核計畫所涉及的法律問題並不相同。真正應比較的,不是不同國家是否使用核技術,而是相關活動是否符合適用的國際義務、監督安排是否具有明確法源,以及核材料能否受到有效管理,避免轉用於禁止用途。

美、英、澳已公開表示,將遵守既有國際防擴散義務,並與IAEA研議相關保障監督安排。澳洲與IAEA正就保障監督協定第14條的適用進行技術協商;但IAEA也指出,核潛艇保障監督是缺乏既有實務經驗、仍有重要技術挑戰的領域。這意味著政治承諾固然重要,卻不能取代具體制度。核材料如何管理、監督如何執行、查核權限如何安排,以及如何防止材料轉用,都需要透過可驗證的設計與執行成果接受檢驗。

國際法可以因不同用途與法律情境而採取不同規則,但差異必須有明確法源,並接受適當監督;差異不能成為免除監督的理由。核治理也不意味所有敏感資訊都必須毫無保留地公開,而是必須在保護正當機密的同時,建立足以驗證承諾、追蹤核材料與釐清責任的制度。不能對對手要求最高標準,對自己卻只要求外界相信。

這對台灣尤其重要。當社會討論核電是否能支撐AI、半導體與未來經濟成長時,不能只問核電可以增加多少供電,也要問燃料供應是否穩定、關鍵設備與技術是否受制於外部、事故應變是否充分,以及遭遇地緣政治衝擊時,整體電力系統能否維持運作。能源安全不是單純的發電量競賽。一項能源方案即使在平時的價格與供電表現上看似有利,若未充分評估戰爭、供應鏈中斷、設施受損與緊急應變,其表面優勢就未必反映真正的系統風險。能源韌性不只取決於發電設備的數量,也取決於燃料與設備來源、電網、備援能力及危機應變制度能否共同運作。因此,台灣需要的不是依循大國立場選擇核能政策,而是一套公開、可檢驗且能適用於不同能源選項的共同標準。

首先,核能政策必須區分政治決策與專業審查。政府可以決定能源發展方向,但核電延役、重啟或採用新型反應爐,都必須以安全證據、設備狀況、法定程序及獨立審查為基礎。政治支持不能取代核安證明,公投結果也不能直接等同技術許可。

其次,能源評估必須納入地緣政治與系統韌性。比較核能、天然氣、再生能源、儲能與需求管理時,除了成本、碳排與供電可靠度,還應評估燃料來源、關鍵設備的外部依賴、建置時程、電網與備援能力,以及供應中斷時的應變安排。所有方案都應在一致假設下接受比較,而不是只挑選有利於特定政策的數字。

最後,能源帳本必須完整。核電成本不能只計算建設與發電費用,也須納入核安、核廢料、除役及長期管理;其他能源同樣要計入電網、儲能、土地使用、燃料依賴與系統備援成本。不同方案應採用可比較的成本範圍、評估期間與供電可靠度假設,並公開說明成本如何計算、風險如何分配,以及發生事故或供應中斷時由誰承擔責任。

IAEA並非能裁決所有國際爭端的全能機構,其職權仍受相關條約、保障監督協定及適用法律安排所規範。各國可以對法律解釋提出異議,但異議仍須透過有法源依據、可供檢驗的程序處理,而不能只憑政治宣示決定監督機制應如何運作。

核能可以是台灣的能源選項,但任何選項都不能免於安全審查、成本揭露與責任追究。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把核能視為解決缺電、減碳與產業競爭力的萬靈丹,也不是因國際核能治理存在爭議,就拒絕討論核能;而是建立一套即使政治立場不同,仍能公開證據、獨立審查並追究責任的制度。當技術承諾與政治宣示發生衝突時,誰負責查核?誰有權決定?誰承擔風險?這些問題不能只靠國家承諾回答,而必須有明確法源、適當監督與可追究的責任機制。

一個國家的能源韌性,不只取決於擁有多少發電設備,更取決於利益衝突與風險升高時,能否仍然遵守規則、公開證據並承擔後果。這才是伊朗核問題與大國核競逐帶給台灣最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