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為了選舉爭取不同社群支持,本來無可厚非;但政治合作不代表公共價值可以打折,更不能成為羞辱式言論進入公共政治的背書。
11月15日,台北市長蔣萬安與民眾黨主席黃國昌、網紅館長陳之漢一同前往臨江街夜市掃街拜票,引發外界對政治動員方式與公共言論尺度的討論。政治人物有權選擇合作夥伴,也有權爭取不同群體的認同;但當合作對象的公共言論風格屢屢引發爭議,政治人物就不能只計算其流量與動員能力,也應思考這樣的合作向社會傳遞了什麼價值訊號。
問題不在於政治人物能否與不同風格的人物同台,而在於是否願意為公共言論保留基本的價值判準。政治合作不必然代表認同對方所有言行,但公開站在一起,難免形成政治訊號。當政治人物只計算聲量與選票,卻對合作對象的爭議性言論不置可否,社會自然會追問:公共文明是否已被排除在選舉策略之外?
對首都市長而言,這份責任尤其不能迴避。城市治理不只是道路、建築、交通與預算,也包括公共文化與民主討論環境的維護。台北作為首都,市長的言行具有超越地方行政的示範效果。市長不必要求支持者採取相同的表達方式,但至少應展現尊重不同意見、維護理性討論的態度。
民主政治容許尖銳批評,也保障人民表達不滿的自由;但批評政策與羞辱個人,終究是兩回事。言論自由保障表達的權利,卻不等於免除公共人物對自身言論及合作選擇的責任。當政治人物為了流量而淡化這項區別,政治討論便可能從政策競爭滑向情緒動員,從說服選民轉為製造敵意。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並非單一人物或單一政黨的問題。當各方政治勢力都把網路聲量、情緒刺激與群眾動員當成選戰資產,公共語言便可能不斷向更激烈、更具羞辱性的方向傾斜。最後,政治人物不再努力提升討論品質,反而競相迎合最容易煽動情緒的表達方式。
政治人物可以爭取流量,但不能把流量等同於價值;可以跨界合作,但不能因此放棄公共責任。選舉終究會結束,政治人物留下的,不只是選票與職位,更包括他們如何形塑城市的公共文化。
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只表現在街道是否整潔、建築是否現代,更表現在公共權力如何對待不同意見,以及政治領導者願意為何種公共言論文化背書。首都市長的格局,不能只看動員多少人、創造多少流量,更要看他在選舉壓力下,是否仍願意守住尊重、理性與公共責任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