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台灣將舉行全國性公民投票第22案,主文是「你是否支持政府使用『核電』振興經濟,以廢除『非核家園』的能源政策?」支持者將核能與產業競爭力、電價及人工智慧發展連結,這些主張都可以公開辯論。但支持核電的政策方向,是否就等於特定機組可以重啟?經濟效益的承諾,又能否取代安全審查與公共參與?
公投可以讓人民對重大政策方向表達意見,但政策方向的改變,不等於特定核電機組已取得繼續運轉的許可,更不能免除經營者與主管機關依法應完成的安全審查及行政程序。這是理解核電公投時,首先必須釐清的制度界線。
依現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運轉執照屆期後若要繼續運轉,仍須由經營者提出申請及相關技術文件,經主管機關進行安全審查與現場查證,確認符合法規及安全要求,並同意換發運轉執照後,才能繼續運轉。以核三廠為例,核安會已於今年9月24日核定其再運轉計畫,但這不等於已完成所有審查,更不代表機組已取得繼續運轉的許可。再運轉計畫核定與運轉執照換發,是不同階段,不能混為一談。
核電在正常運轉時具有低碳、持續供電的特性,值得納入能源政策討論;但個別機組能否安全運轉,仍須依設備狀況、老化評估、必要改善、人員訓練及緊急應變能力等具體證據判斷。核安不是立場表態,而是必須接受專業審查與外部檢驗的制度責任。無論支持或反對核電,都不能以政治立場取代對安全條件的檢驗。
同樣不能以樂觀預期取代的,還有核廢料管理。核廢料涉及處置技術、場址選擇、經費、長期監測與地方社會的信任。若主張核電能為台灣帶來經濟效益,就應同時交代用過核燃料及其他放射性廢棄物如何管理、相關費用由誰負擔,以及涉及特定地方的設施如何落實資訊公開與居民參與。《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也明定,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應負擔處理、運送、貯存、最終處置及設施除役等所需費用。核廢問題不能只靠「未來科技一定能解決」帶過,更不能把尚待履行的責任留給下一代。
這是任何能源選擇都應遵守的共同標準:享受電力帶來的經濟利益,不能與承擔風險的責任完全切割。能源政策不只決定電從哪裡來,也決定成本與風險如何在產業、政府、地方居民及不同世代之間分配。若只強調核電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卻沒有同時說明風險如何管理、責任如何承擔,政策論述就仍然不完整。
人工智慧、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確實需要穩定電力,能源供應也攸關國家競爭力;但未來用電需求可能增加,並不能直接推導出必須採取某一種能源方案。政府應提出可信的需求預測與供電可靠度分析,在一致的標準下比較不同方案的建置時程、投資成本、供電能力與風險,並說明電網、儲能、需求管理及能源效率如何共同支撐未來供電。「未來可能缺電」值得認真評估,卻不能成為跳過審查的理由;核電可能有助於供電,也不代表它是唯一解方。
因此,當公投被連結到振興經濟、保護產業、降低電價與提升國家競爭力,選民更應追問:這些目標與核電之間的因果關係,有多少經過具體分析?重啟需要多少時間與投資,預計何時能提供多少電力?維護、核廢管理與除役成本如何計算?如果安全審查未能通過,或重啟時程延後,政府又有哪些替代方案?
這些問題不是刻意刁難核電,而是任何重大能源政策都應提出的基本交代。若支持核電是經過完整評估後的政策選擇,就應提出相應的數據、時程與執行方案;若政策論述只強調產業焦慮與經濟效益,卻未交代成本、供電時程及替代方案,振興經濟的承諾就仍缺乏足夠的政策依據。
重大公共政策不應把支持與反對簡化成忠誠測驗。質疑政策不等於反對發展,要求證據也不等於否定國家利益。這場公投真正需要釐清的,不只是人民是否支持改變能源政策,更是政策改變之後,哪些安全條件、法定程序與公共責任仍須履行。
核電可以討論,能源政策可以調整,科技發展也不應受到僵化口號限制。但任何改變,都必須建立在可檢驗的核安證據、可行的核廢料管理方案,以及資訊公開與社會參與的基礎上。這些條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承諾,更不能被當成公投通過後才補辦的事項。
核電公投不是核安空白支票,振興經濟也不是跳過程序正義的通行證。真正負責任的能源政策,不是先把答案寫好,再請人民背書;而是把政策效益、成本與風險說清楚,依法完成必要審查,讓人民知道自己究竟在決定什麼,也讓政府對決策的後果負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