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交流長期以來建立在經貿往來、探親旅遊、學術合作及文化互動之上,然而,當一個地方的法律制度逐漸將國家安全、產業安全與政治安全納入日常出入境管理,原本單純的跨境往來便可能成為個人必須承擔的法律風險。中國自2026年9月15日起實施《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近期更傳出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赴中後遭限制出境的案例。陸委會主委邱垂正11月12日在立法院答詢時證實,今年2月至今已有3名臺灣高科技人才赴中後遭限制出境。這不僅是個別人員的行動自由問題,也讓外界重新檢視兩岸交流所面臨的制度性風險:當中共不斷擴張國家安全的適用範圍,臺灣民眾是否還能確信,自己赴中之後能夠自由返臺?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出入境新規所呈現的法律變化。中國國務院公布的規定共19條,其中第三條明定,移民管理機構及簽證機關在核實出入境人員身分與申請事由時,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及電子數據;第四條則將涉及國家安全與利益,以及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的情形,納入限制中國公民出境的範圍,部分情況限制期間可達六個月至三年。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六條,雖然原則上要求主管機關書面告知限制出境的事實、理由、依據及救濟途徑,但若涉及國家安全或刑事案件偵查,則可以不告知當事人。這意味著,在特定情況下,個人可能面臨出境受限,卻無法即時取得完整理由及救濟資訊的處境。

中共官方將新規定位為完善出入境管理、保障合法權益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但問題在於,當法律將產業安全、技術安全及國家安全納入出境限制的判斷依據,相關概念又缺乏足夠明確的界定時,行政機關便可能取得相當大的執法裁量空間。尤其第三條涉及電子資料的查核,使個人的手機、電腦及其他數位資訊可能成為邊境審查的一部分。對一般旅客而言,這涉及個人隱私;對企業經營者及科技從業人員而言,則可能進一步牽涉商業機密、智慧財產權及企業核心技術。當個人資料與國家安全的界線不夠清楚,赴中交流所承擔的風險便不再只是旅遊安全,而是涉及個人與企業權益的制度問題。

其次,新規對臺灣民眾的影響,還涉及兩岸特殊的法律定位。中共長期透過其國內法將臺灣居民納入中國公民的法律範疇,持有臺胞證的臺灣民眾也因此面臨與一般外國旅客不同的法律待遇。換言之,臺灣民眾進入中國後,可能被中方依其國內法及政治定位進行管理,而臺灣方面對兩岸關係及國民身分的法律認定,與北京並不相同。這種法律定位的落差,使臺灣民眾在中國境內遭遇行政調查、限制出境或其他法律措施時,容易產生管轄權與權益保障上的爭議。尤其當中共將境外言行與國家安全、產業安全相互連結,臺灣民眾即使在臺灣從事合法的工作、研究或公共活動,也可能因其專業背景或過往經歷,在赴中時面臨額外審查。

陸委會近期提出的五類高風險族群,更凸顯這項制度可能影響的範圍。包括在中國經商的臺商、臺企幹部、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人才、基層公務人員,以及特定宗教界人士。這些群體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卻有一項共同特徵:其工作、專業或社會活動,可能與中共所界定的國家安全、產業安全及政治安全產生交集。尤其臺灣半導體及高科技產業人才,掌握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資訊具有高度經濟及戰略價值,一旦赴中遭遇調查,不僅可能影響個人行動自由,也可能使企業面臨商業機密外洩及技術資訊遭取得的風險。對臺商與企業幹部而言,則必須重新評估赴中投資、商務談判及人員派遣所涉及的法律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風險並非完全停留在制度推測。從陸委會公布的案例來看,臺灣民眾赴中後遭盤查、留置或疑似限制人身自由的情況,已經涉及公務人員、專業人士及一般民眾。近期陸委會更證實,已有三名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赴中後遭限制出境。當然,這三起案件自今年2月起累計,早於9月15日新規正式施行的時間,因此不能直接將其全部歸因於新法;但這些案例至少顯示,臺灣專業人士赴中所面臨的出境限制風險並非新規上路後才突然出現,而新規的實施,則進一步使相關管理措施取得更明確的行政法規依據。

這也帶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當中共不斷強調兩岸交流、融合發展及增進兩岸同胞情誼時,為何在法律制度上,卻持續強化對臺灣民眾的身分查核、資訊審查及出入境管制?兩岸交流不應只是政治口號,更需要穩定且可預期的制度環境。無論是臺商投資、科技產業合作,或是學術、宗教及民間團體往來,都必須建立在基本人身自由與法律保障之上。如果赴中人員可能因為過往的工作經歷、專業背景或境外言行,而面臨不確定的行政調查與出境限制,勢必使企業及民間團體重新評估交流成本,甚至產生自我審查與降低往來意願的效果。長期而言,受影響的不只是個別人員,更可能是兩岸社會互動的信任基礎。

對臺灣政府而言,面對這項變化,除了持續發布赴中安全提醒,也應強化個案通報、法律諮詢及緊急協處機制,並針對高科技產業、企業管理階層及公務人員建立更具體的風險指引。對企業而言,則應重新檢視赴中差旅制度、資訊設備管理及核心技術保護措施,避免員工因個人赴中行程而使企業承擔不必要的風險。至於一般民眾,也應充分理解中國法律制度與臺灣存在的差異,出發前做好行程登錄及風險評估。這些措施並非否定兩岸交流的必要性,而是讓交流建立在資訊充分與風險可控的前提之上。

兩岸交流的價值,在於透過人員往來、經濟合作與文化互動,逐步累積彼此理解與信任。然而,交流從來不應成為個人必須承擔不可預期法律風險的理由。當中共將國家安全的概念延伸至產業技術、境外言行及個人資訊,甚至使出境限制成為行政管理手段,臺灣社會就必須重新思考兩岸交流的制度基礎。真正健康的交流,應建立在尊重彼此法律制度、保障個人基本權益及維持合理可預期性的前提之上。若一趟原本正常的商務、學術或探親行程,可能因不透明的法律認定而演變成無法返臺的困境,那麼兩岸交流所需要的,就不只是更多的往來機會,更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與制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