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統戰鎖定選舉 資訊操弄走向精準化
九合一選舉將於11月28日舉行,台灣面對的選舉風險,已不只是傳統政治宣傳與假訊息,而是中共可能結合人工智慧(AI)、虛假帳號及受眾分析,針對不同群體進行精準的資訊操弄。中央社報導,國安人士指出,中國可能運用AI大量製造虛假帳號,依不同受眾的特性客製化投放訊息,企圖激化陣營內部矛盾、加深社會對立,甚至降低選民投票意願。這項警訊顯示,中共對台認知作戰可能朝向更精準、更難辨識的方向發展,台灣不能再只靠事後闢謠應對。
降低操弄成本 日常資訊也可能成為統戰入口
AI帶來的風險,在於大幅降低內容生產與帳號經營的成本。操作者可以快速生成文字、圖片、聲音與影片,建立不同人設,再透過大量帳號擴散訊息。當政治宣傳披上養生、育兒或地方生活資訊的外衣,先藉由日常內容累積信任,再逐步導入對政府的不滿,就可能讓民生議題成為操弄社會情緒的切入點。例如,長期經營健康資訊的帳號,可能在選舉期間轉而散播「政府不關心人民健康」等訊息,將個別政策爭議擴大為對整體治理的不信任。這是需要防範的操作模式,但個別帳號是否受到境外勢力控制,仍須依據傳播行為、資金來源及組織關係等證據判斷,不能僅憑政治立場或內容變化就下定論。
境外操作不等於成功 反制必須建立在證據上
台灣過去已有境外資訊操弄的公開調查案例。調查局曾公布涉及境外資訊操作的案件,揭露相關操作可能利用網路帳號、社群平台及深偽技術散播爭議內容。這些案例顯示,AI可能成為資訊操弄的工具,但技術的出現不等於操弄必然成功。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針對2024年總統大選的研究指出,當時觀察到的生成式AI資訊操弄案例,並未對公眾意見造成顯著影響;然而,生成式AI降低了資訊操弄的門檻,也增加內容查核與應對的負擔。政府因此不能只計算假訊息數量,就宣稱認知作戰已經得逞,而應進一步分析操作網絡、傳播範圍及實際影響。
操弄社會分歧 不必然以改變投票對象為目的
中共的資訊操作也未必以說服選民支持特定政黨為目標。針對不同群體投放相異甚至互相矛盾的敘事,可能放大原有的政治分歧;向政治冷感者散播「投票沒有用」,則可能削弱其參與意願。即使無法直接改變選民的支持對象,只要能使公共討論陷入對立、削弱社會互信,就可能增加台灣民主治理的成本。不過,這類影響仍須透過可靠的調查與證據評估,不能將所有社會爭議都歸因於境外介入。
建立跨部門機制 政府不能只停留在示警
面對這項威脅,政府不能只發布警告,更應建立分工明確、流程清楚且可受監督的反制機制。數位發展部可協調社群平台、研究機構與民間查核組織,強化異常帳號及跨平台協同行為的通報與分析;中央選舉委員會應依職權處理選務資訊查證及相關案件轉介;警政署、調查局與檢察機關則應依各自法定職權,調查涉及境外指揮、違法資金、詐欺或選舉犯罪的行為。行政院也應研議定期公布可公開的案件統計、處理進度與跨部門合作成果,並接受立法院監督,讓反制成效有具體指標,而非停留在口頭示警。
社群平台也必須負起相應責任。政府可透過法制及合作機制,推動政治廣告出資者、投放方式與觸及規模的透明揭露,並研議要求平台建立處理冒充候選人、偽造選務公告及協同不實行為的通報程序。對AI生成的政治影音,可研議適當的來源標示與揭露規範;對涉及違法的操作網絡,則應依法保存必要紀錄並配合調查。相關措施必須具備明確法律依據,同時保障隱私、比例原則與申訴救濟權利,避免反制假訊息成為不當限制言論的藉口。
政府也應將媒體識讀納入長期防衛工作。教育部、公共媒體與民間組織應協助民眾查核消息來源、比對原始資料,並辨識影像、聲音可能遭到合成或剪輯的情況。當重大爭議訊息出現,政府應迅速提供可供查證的資料與完整脈絡,而不是只用「假訊息」標籤取代說明。人民能否取得可靠資訊,直接關係民主社會抵抗外部操弄的能力。
守住言論自由 以制度韌性捍衛選舉安全
台灣是民主社會,人民有權批評政府、質疑政策及支持不同政黨。若政府將所有不利於執政者的言論都視為境外操弄,不但可能侵害民主權利,也會削弱社會對真正國安警訊的信任。判斷標準應建立在可查證的行為與證據,而不是言論是否符合政府立場。
中共若企圖利用AI放大台灣既有的社會分歧,台灣就必須以更透明的制度、更可靠的查證及更嚴謹的執法予以因應。不能因威脅來自中國就放棄證據標準,也不能因擔心爭議而忽視境外資訊操弄的風險。政府必須把警訊轉化為具體行動,讓各機關、平台與違法操作者都受到制度檢驗。守護選舉安全,不是要求人民相信政府的每一句話,而是確保選民能在資訊透明、自由且公平的環境中,自主決定台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