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11月3日召開核能公投記者會,並同步推出公投資訊網站,從天然氣進口依賴、國家安全、AI產業用電、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再生能源發展,到台電與中油財務問題,試圖建構一套支持重啟核電的政策論述。乍看之下,這些問題環環相扣,彷彿只要重新擁抱核能,台灣的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與財務困境便能迎刃而解。

然而,能源政策最怕的不是提出不同選項,而是將不同層次的問題混為一談,再把特定政策選擇包裝成唯一答案。

核電當然可以討論,台灣能源政策也確實有檢討空間。但真正值得檢驗的是:國民黨提出的各項能源風險,是否足以證明重啟核電就是相應的政策解方?又是否願意完整揭露這項選擇的成本、風險與責任?

一、天然氣依賴是真問題,卻不能直接推導出核電是唯一解方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指出,台灣2025年天然氣發電占比達50%、核電歸零,並警告一旦天然氣運輸遭到封鎖,台灣將面臨嚴重斷電危機。這項警告並非毫無根據。台灣天然氣高度仰賴進口,海上運輸、接收站及儲存設施確實是能源安全的重要環節。面對地緣政治風險,政府有責任建立更具韌性的能源供應體系。

但李鴻源引用的能源數字並不精確。依經濟部能源署統計,2025年燃氣發電占比為47.7%,燃煤為35.3%,核能仍占1.1%,並非所稱的燃氣50%、燃煤30%、核能歸零。這並非單純的四捨五入,而是涉及不同能源占比的實質差異。

更值得追問的是,他所稱「除了產氣國,沒有國家敢讓天然氣依賴度超過20%」,究竟指天然氣占一次能源供應的比例、發電結構中的占比,還是對進口天然氣的依賴程度?若沒有一致的統計口徑與國際比較資料,這個20%的數字就不能被當成能源安全的普遍標準。

天然氣占發電量比例高,不等於對單一供應國的依賴程度高,更不代表能源安全必然失控。進口來源、船運合約、儲槽容量、接收站分布、燃料調度及電網備援,都是必須納入的變數。

依現行規劃,天然氣安全存量將由2025年的11天提高至2027年的14天,儲槽容積天數則由20天提高至24天。這些措施是否足夠,當然可以進一步檢驗,但不能只因天然氣存在風險,就認定核電能夠自動消除所有風險。

核電同樣需要燃料供應、冷卻水、電網及安全設施,也有設備老化、運轉中斷、核廢料與事故應變等問題。兩種能源的風險型態雖不相同,卻都必須納入國家安全與系統韌性的整體評估。

真正的能源安全,不是將一種依賴換成另一種依賴,而是降低單一能源、單一設施及單一供應路徑失效時,對整體社會造成的衝擊。

二、AI需要穩定低碳電力,但不等於AI只能依賴核電

李鴻源進一步將核三停役與AI產業投資連結,認為台灣低碳電力占比下降,將影響國際投資意願,甚至轉述AI投資人曾向他詢問台灣是否會發生戰爭、能源是否足夠。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政府正面回答。AI資料中心、半導體製程及高科技產業,需要的是長期、穩定、可預測且具競爭力的電力供應。低碳電力也逐漸成為國際企業評估供應鏈的重要條件。

但這並不代表AI需要核電,而是AI需要可靠的電力系統。兩者有本質上的差別。資料中心需要全天候、穩定且可調度的電力,但不代表整套供電系統必須仰賴單一發電技術。核能、太陽光電、離岸風電、水力、儲能、燃氣備援及需求管理,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共同維持系統可靠度。

同樣地,太陽光電夜間無法發電,是技術特性,不是再生能源不能支撐產業的證明。真正需要檢討的是儲能配置、電網調度、尖峰負載管理及不同電源的互補能力。

如果用夜間無法發電否定太陽能,卻不檢驗核電機組停機維修、設備故障及電網事故時的備援能力,這不是公平的能源比較。

李鴻源對歐盟CBAM的引用,也存在類似問題。CBAM確實已於2026年1月1日進入正式實施階段,但其適用對象是特定高碳排產品及相關進口活動,並非所有使用台灣電力的產品都會一律被課徵邊境碳成本。不同納管產品的直接及間接排放計算範圍並不相同,不能將所有企業的用電排放一概視為相同的邊境成本。

台灣確實需要降低電力碳排,這是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條件。但正確的政策結論應是加速建立可驗證的低碳電力供應體系,而不是直接把國際減碳壓力轉換成重啟核電的政治口號。

三、再生能源目標跳票必須檢討,但不能成為核電論述的免責理由

黃士修批評政府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20%的目標「先射箭再畫靶」,這項批評有其事實基礎。

台灣2025年再生能源實際發電占比只有13.3%,與原訂目標存在明顯落差。政府應該說明為何未能達標,並提出具體改善方案,而不是以能源轉型需要時間為由,迴避政策執行責任。

然而,政策目標未達成,不等於政策方向必然錯誤;光電開發存在生態爭議,也不等於所有再生能源都不值得發展。真正需要檢討的,是土地使用與生態保護、地方溝通、電網併聯、儲能建設,以及行政執行效率。若政府在這些方面執行不力,就應提出改革方案與明確時程。

但支持核電的人同樣必須接受相同標準。核電重啟不是零成本,也不是只要政策表態就能立即增加供電。設備老化、耐震評估、自主安全檢查、設備更新、核安監管及核廢料處置,都必須納入成本計算。

若只拿再生能源未達標的問題,要求政府承擔全部政治責任,卻不願意揭露核電重啟所需的完整成本與風險,這不是政策辯論,而是選擇性計算。

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用核電取代其他能源政策,而是比較不同能源組合在供電可靠度、碳排、建設時程及全生命週期成本上的差異。

四、台電財務困境是真問題,但累積虧損不等於即將破產

吳怡玎與黃士修均以台電、中油累計虧損高達數千億元,甚至面臨破產為由,要求民眾支持核電。

台電的財務壓力確實存在。依台電2025年財報,全年稅後盈餘729億元,但即使全數用於填補歷年虧損,累積虧損仍約3500億元。值得注意的是,729億元盈餘中包含約140億元業外收入,不能直接等同於發電本業的獲利能力。

然而,累積虧損與企業即將破產,是完全不同的財務概念。判斷企業財務狀況,還必須檢視資產負債、現金流量、償債能力及持續營運能力。中油也有自身的營運損益、資產負債及政策任務,不能將兩家公司不同年度、不同會計口徑的財務數字直接加總,再據此宣稱企業即將破產。

更重要的是,台電財務問題並非單純由廢核造成。國際燃料價格、電價調整、政府政策性任務、電力建設投資及營運成本,都會影響企業財務表現。

如果國民黨認為重啟核電可以改善台電財務,就應提出具體試算:重啟需要多少資本支出?每年可以增加多少發電量?能夠節省多少燃料成本?維護與核安支出如何計算?多久才能回收投資?如果重啟進度延宕,相關成本又由誰承擔?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單憑台電虧損就宣稱核電是財務救援方案,並沒有完成政策論證。能源政策不能只計算不重啟核電的成本,卻把重啟核電的成本留在帳本之外。

五、核三再運轉計畫獲核定,不等於已取得重新發電許可

吳怡玎質疑政府一方面向工商團體談核三重啟,另一方面卻在電力規劃中沒有納入核能,形成政策矛盾。

但這裡必須先釐清行政程序。核三二號機運轉執照於2025年5月17日屆期。核安會於2026年3月27日收到台電提出的運轉執照換發申請,並於9月24日完成再運轉計畫審查及核定。

然而,核安會已明確指出,這並不是核三取得重新發電的許可。台電仍須依核定計畫執行後續工作、提出執行結果報告,接受核安會審查與現場查證,並完成自主安全檢查及運轉執照換發所需的相關審查程序,才能取得重新運轉的資格。

這些程序不是行政障礙,而是核能安全制度存在的必要理由。如果支持核電的人認為安全審查應該加速,就更應尊重專業監管機關的獨立性,而不是將行政程序的每一步都包裝成已經確定的重啟承諾。核電可以重新評估,但不能因為公投日期逼近,就要求安全審查配合政治時程。

六、公投可以表達民意,不能代替政策責任

國民黨推出核能公投資訊網站,以科學數據、國際比較及政策分析提供民眾資訊,並援引2018年「以核養綠」公投,主張台灣社會已經支持核能。

然而,政黨設置政策網站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網站是否真正提供完整、可驗證且具有比較基礎的資訊。科學不是蒐集支持自己立場的數據,而是讓不同立場的證據接受相同標準的檢驗。

一個真正完整的核能公投資訊平台,除了說明核電的供電能力及低碳特性,也應該揭露核電重啟成本、設備老化、核廢料最終處置、事故風險、地方居民權益及安全審查時程。

2018年「以核養綠」公投通過,其法律效果是廢除《電業法》第95條第1項,取消核能發電設備須於2025年前全部停止運轉的法定期限。但這不等於人民已經全面授權所有核電廠重新運轉,更不能直接取代今天對核三、核二及其他核能政策的個別安全與經濟評估。

民主的意義,不是過去有一次公投通過,就可以把未來所有核能政策都視為已有民意背書。

尤其這次公投主文將核電與振興經濟直接連結,更應要求提案者說明:究竟能帶來多少經濟效益?需要多少公共投資?何時才能實現?可能產生哪些成本與風險?如果只有經濟願景,沒有可檢驗的政策路徑,人民投下的就不是一張充分知情的政策選擇,而是一張對未來承諾的空白支票。

能源安全需要完整帳本,不需要政治上的唯一答案

國民黨提出的問題,有些是真實的,有些值得進一步檢驗,也有些存在數據不精確與因果推論過度的情況。對於天然氣依賴、再生能源未達標、台電財務及AI產業用電等問題,政府確實不能迴避。

但同樣地,支持核電的人也不能只要求政府回答風險,卻不回答自己所提出方案的成本與責任。

台灣需要的是一套真正完整的能源帳本:比較燃煤、燃氣、核能、再生能源與儲能的建設成本、供電時程、碳排、進口依賴、系統穩定性及環境風險,也要清楚說明核廢料由誰處理、地方風險由誰承擔,以及政策失敗時由誰負責。

核電可以是選項,甚至可以在符合安全條件、經濟合理且程序正當的前提下,成為台灣未來能源組合的一部分。但核電不是解決所有能源問題的萬用答案,更不應成為政治人物轉移治理責任的工具。

11月28日的公投,人民當然有權表達對核電的支持或反對。但無論投票結果如何,政府都不能因此免除確保供電、維護核安、管理核廢料及保障產業競爭力的責任。

真正成熟的能源政策,不是先決定要核電,再尋找支持它的數據;而是先攤開所有成本、風險與責任,再決定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能源組合。這才是能源民主應有的基本要求,也是這場核能公投最不應迴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