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然可以研究SMR,也可以研究MMR。問題從來不是「新核能能不能談」,而是當我們開始談新核能時,究竟是要建立更成熟、更精確的核安治理制度,還是因為反應器變小,就期待安全、環評與責任要求也跟著縮小?這兩件事情,不能混為一談。

近期一篇討論台灣引進SMR、MMR的報導,將核安管制、電業法與環評列為新型反應器進入台灣所面臨的問題,並引用學者說法指出,新型反應器具有被動式或本質安全設計,事故風險可能低於傳統大型核電廠,因此現行環評要求是否需要調整,值得重新討論。這些問題確實值得討論。但如果新核能真的要進入台灣,最需要的恐怕不是把制度變得更寬鬆,而是讓制度變得更精確。

新核能正在進步,但「正在進步」不是「已經商轉」

SMR與MMR不是科幻。美國、加拿大與歐洲都有新型反應器研發計畫,部分設計已進入測試與驗證階段。以Westinghouse的eVinci微型反應器為例,2026年9月完成零功率高溫臨界度測試,這是重要的研發里程碑,但仍屬設計驗證與商業化路徑中的一環,而不是正式商轉。

國際上確實已有部分業者提出2028、2029或2030年前後的示範與部署目標,但「開發商設定的時程」,與取得監管許可、完成示範並證明商業可行,仍是不同層次的事情。台灣過去向立法院說明SMR發展時,也曾引用國際資料指出最快可能在2030年前後出現商轉機組;這類資訊可以作為技術發展觀察,卻不能直接變成台灣的能源部署時程。

因此,台灣可以提前研究,但不能把「可能在2030年前後商轉」直接寫成「2030年台灣就可以使用成熟的新核能」。這是能源政策最需要避免的時間表偷換。

清華研究MMR,是科研選項,不是能源政策答案

清華大學目前確實關注Westinghouse的eVinci微型反應器,公開資料指出,校方希望以5MW MMR作為教學研究用途,並投入相關數位雙生與運轉模擬研究。這類研究具有科研、人才培育與產業示範價值,值得觀察。

但一座校園研究型反應器,與支撐台灣AI、半導體產業的能源系統,是完全不同尺度的問題。一座5MW的微型反應器對校園可能具有意義,台灣大型資料中心、半導體廠乃至整體電網面對的,卻是GW級的供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MMR可以自發自用,就直接把它連接到台灣整體能源安全。能源政策最需要避免的,是把局部可行的科研案例,直接放大成全國性的能源解方。

被動安全值得肯定,但不能把「被動」變成「不用監管」

新型反應器的重要技術特色之一,確實是被動安全設計。部分設計利用自然循環、熱傳導、重力等機制,在特定事故條件下減少對主動設備與外部電源的依賴,這是值得研究的技術進步。

但「被動安全」不等於「沒有風險」。國際原子能總署及SMR監管論壇持續研究被動安全系統、多模組設計、嚴重事故分析與緊急應變區域等監管問題,正因為新技術的安全性必須透過安全分析、測試與監管審查加以證明,而不能只靠設計理念宣告。

如果未來真的有MMR進入台灣,核安主管機關真正需要知道的,不是「它號稱多安全」,而是:發生事故時會怎麼反應?最壞情境是什麼?燃料失效怎麼辦?多模組運轉是否存在共同原因故障?廠外是否仍需要緊急應變?地震、海嘯、極端氣候與人為威脅如何評估?燃料從哪裡來?用過燃料最後去哪裡?這些問題,一個都不能因為反應器變小而消失。

廠界變小,不代表環境影響可以忽略

如果新型反應器具有較小的廠址或事故影響範圍,環評制度當然可以討論如何調整;但環評從來不只是計算一座設施占多少土地。現行核能開發環評規範已涉及正常與事故輻射影響、事故型態與緊急應變、核燃料運送、放射性核廢料儲存處理,以及除役與除役後環境影響等事項。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MMR比較小,所以環評是不是可以少一點」,而是傳統大型核電廠的環評方法,哪些可以直接適用SMR、MMR?哪些必須依新技術重新設計?這才是科學治理。

如果新反應器真的具有較小的事故影響範圍,就應該用數據證明其風險範圍,再據此建立相稱的管制制度,而不是先決定放寬,再尋找理由。

電業法也不是唯一問題

現行《電業法》確實已有自用發電設備制度,企業並非完全沒有自發自用的法律空間;但「自用發電設備」的法律概念,不能直接等同於「企業可以自行設置核反應器」。核反應器涉及核安、核材料管理、輻射防護、核廢料、事故應變、除役以及長期監管,其責任範圍遠超過一般自用發電設備。

因此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電業法要不要開放企業自己蓋核電」,而是如果企業真的設置核反應器,誰負責核安?誰負擔事故風險?誰支付除役與核廢料成本?誰接受國家長期監管?這才是制度改革的核心。

台灣真正需要的是「新核能治理」,而不是「新核能捷徑」

如果台灣真的準備迎接SMR與MMR,現在最值得做的,至少有四件事。第一,建立新型反應器的預審制度,讓開發商在正式申請前,就能與核安主管機關確認安全資料、審查要求與監管路徑。第二,依不同技術建立相稱的核安、環評與緊急應變制度。不能把所有SMR一律套進大型核電廠,也不能因為它叫「微型」就自動降低要求。國際監管討論本身也強調,SMR應依設計、模組數量、場址與事故後果等條件採取相稱的監管方法。第三,把核廢料與除役成本一起算進商業模式。小型反應器,不等於小型責任。第四,把SMR、MMR放進國家能源情境分析,而不是把它當成一張可以隨時打出的能源王牌。

如果一座MMR只能提供5 MW,它適合什麼場景?如果企業需要100 MW,需要多少模組?如果資料中心需要500 MW,又需要多少座?建置成本、燃料成本、核廢料與除役成本是多少?如果事故風險降低,緊急應變區域是否可以縮小?這些都應該成為未來政策必須公開回答的問題。

新核能真正值得期待的地方,不是它可以讓台灣跳過核安、環評與社會溝通,而是它可能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核能治理能不能更精準、更科學,也更符合不同技術的風險特性。因此,台灣可以擁抱新核能研究,卻不能擁抱「新核能捷徑」。

反應器可以小型化,安全風險可以降低,廠址可以縮小;但治理責任不能微型化。能源科技可以快速迭代,核安制度卻不能快轉。因為真正成熟的能源治理,不是看到新技術就急著問「何時可以用」,而是先把幾個最基本的問題問清楚:誰負責?誰付錢?誰承擔風險?出了問題,誰必須負責?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再小的反應器,也不會自動變成成熟的能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