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柱十月二十五日在福州出席「紀念台灣光復81週年座談會」，指稱日本「皇民化遺毒」導致台灣少數人「認賊作父」，又呼籲青年找回身為中國人的驕傲，朝和平統一邁進。她要台灣人記得昔日的侵略者，卻不肯正視今天是誰在威脅台灣。
這套說法首先就有問題：台灣人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為什麼就叫「認賊作父」？拒絕北京，不等於認日本為父；與日本友好，也不等於替殖民統治辯護。台灣人可以記得日本殖民的壓迫，也可以反對今天中國的威脅。只有先認定台灣人非得找個父親不可，才會把自主生活理解成投靠別人。
日本過去的侵略與殖民，當然應受譴責。但日本的罪行，怎麼會變成中共有權統治台灣的理由？如果侵略與壓迫值得反對，判斷標準就該放在行為。難道換成中國，軍事恫嚇就成了關愛，阻撓外交就成了照顧，逼迫服從就成了民族團圓？反省殖民若是為了不再受制於強權，就不該以接受另一個政權的支配作為答案。
再看看北京如何對待它口中的「同胞」。台灣與其他國家進行官方往來，中國反對；台灣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中國反對；台灣爭取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中國同樣阻擋。從外交、經貿到公共衛生，北京都要台灣先接受它的政治前提。這些阻力不是洪秀柱口中的日本造成的，而是她勸台灣人走向統一的中國所為。
北京要掌握的，是替台灣決定能與誰往來、以什麼身分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力。台灣人明明有自己的政府，卻被要求先接受北京的管轄主張，才能取得活動空間。
這些限制背後，還有軍機、軍艦與環台軍演，以及至今不肯撤回的動武選項。一面稱呼同胞，一面以武力為後盾，這種親情究竟容不容許對方拒絕？如果所謂和平，必須以台灣接受北京統治為前提，人民拒絕之後又如何？洪秀柱不能只談團圓，卻把拒絕團圓的代價留給台灣人承擔。
既然洪秀柱用「認賊作父」指責別人，我們不妨沿著她的父子比喻追問：一個限制孩子交友、不准孩子決定自己的生活，還拿著武器逼孩子服從的「父親」，難道值得孩子投奔？孩子拒絕回家，旁人該處理的，是父親的威脅，而非責怪孩子不夠聽話。不能把威脅者的責任，轉成受威脅者的義務。
何況，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還年輕，父親架子倒擺得十足。
即使真有血緣，也不能替恐嚇與控制開脫。共同的歷史與文化，可以成為交流的基礎，卻不是一方支配另一方的許可。洪秀柱若真在乎同胞，就該要求中國停止威脅，而非要求台灣人學會服從。把恐嚇當親情，把控制當照顧，再責怪受威脅的人不肯回家，這樣的關係，早該通報社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