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宣布強化「銳眼計畫」,在既有城市監控系統中增加人臉辨識功能,並逐步連接商場監視器。警方指出,系統已協助偵破超過兩千宗案件,未來可用於追緝嫌犯與尋找失蹤人士。從治安管理角度而言,科技確實能提高調查效率,但當監控能力持續擴張,社會更需要討論個人隱私與政府權力的界線。
人臉辨識不同於一般監視器,它不只是記錄影像,更可能將個人的身分、活動地點及行動軌跡相互連結。這項技術若缺乏明確的法律授權、使用限制與獨立監督,即使最初目的只是預防犯罪,也可能逐漸擴大到其他用途。
香港警方強調,相關影像將於一個月內自動銷毀,符合隱私規定。然而,資料保存期限只是治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誰有權查詢、何種情況可以啟動辨識,以及人民遭到錯誤辨識時能否獲得有效救濟。
國際社會對公共場所使用生物辨識技術已有不同監管模式,民主法治的重要原則是要求政府證明使用的必要性與比例性,而非讓人民自行證明監控措施有害。尤其香港近年政治環境出現重大變化,公民社會對監控權力的疑慮,更需要透過透明制度回應。
這並不代表所有科技執法都應被否定。尋找失蹤者、偵辦重大犯罪確有公共利益,但有效率的警政工具,也必須具備防止濫用的安全設計。
對臺灣而言,香港經驗值得作為科技治理的警示。未來政府若擴大運用人工智慧與生物辨識,應同步建立法律界線、獨立稽核及民眾救濟機制。
科技可以協助維護公共安全,卻不應讓人民失去對自身行蹤與個人資料的基本保障。
香港擴大人臉辨識,公共安全不能沒有隱私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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