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政男批評沈伯洋談中國介入台北市長選舉，追問證據何在，又拿民調變化反問，最後嘲諷：「不應害怕？明明就開始躲在防彈玻璃後面了嘛。」這段話，既把介選與成效混為一談，也把勇敢與不要命搞混了。
看證據。十月十四日，國台辦宣布懲戒沈伯洋父親的公司VWAY，禁止其與中國組織、企業及個人交易合作，還要求沈伯洋「自證清白」，向台灣社會交代。選戰期間，中國政府對候選人家屬施加經濟制裁，再要求候選人向台灣選民交代，這難道只是商業糾紛？
國台辦自己的公告，就把沈伯洋的政治立場與家屬企業能否交易綁在一起。候選人說什麼，家人的生意就可能受懲戒；這種經濟壓力，已經越過候選人，伸進他的家庭。北京連懲戒理由都公開了，沈醫師還在問證據何在？
懲戒延伸到家人，更有政治連坐的意味。候選人的政治主張，應由選民判斷，北京卻試圖讓家屬的生意成為政治立場的代價。這種做法傳遞的訊息是：不只你會被盯上，家人也可能受牽連。受到壓力的，又豈止沈伯洋一個人？其他考慮參政、表態的人，也會看在眼裡。
沈醫師拿民調上升質疑介選，錯得更直接。民調受到政策、辯論、組織與候選人表現等因素影響，不能拿來驗證某次施壓是否存在。即使中國施壓反而增加沈伯洋的支持，也只能說明手段可能適得其反。介選有沒有發生，與介選有沒有奏效，是兩回事。難道恐嚇沒有得逞，就能當作恐嚇不存在？
至於防彈玻璃，照沈醫師的邏輯，繫上安全帶，是不是承認自己怕死？難道得先拆掉安全設備，才有資格說自己敢上路？降低風險的措施，怎麼成了欠缺勇氣的證據？
沈伯洋說明，移動中面對不特定多數人，維安較難事先掌握，因此配合防護安排。防護是否必要，要看風險與維安評估；有沒有勇氣，要看他是否因威脅而停止行動。他加裝防彈玻璃後，照樣掃街、面對選民。所謂「躲」，究竟躲掉了什麼？
恐嚇要讓人退縮，防護則讓人能繼續行動。沈政男卻把防護當成退縮的證據，彷彿只有放棄保護，才配宣稱不受恐嚇。候選人有義務接受選民檢驗，沒有義務拿性命滿足評論者對勇敢的想像。
更荒謬的是追責方向。中國憑什麼懲戒台灣候選人的家屬，不值得沈醫師追問嗎？當他把自保說成笑話，就替被威脅者多設一道關卡：退縮，是膽小；繼續參選卻加強防護，還是膽小。無論怎麼選，都得接受嘲諷，威脅者反倒不必回答。
選舉應該比較誰能治理城市，不能變成誰敢把身體暴露在危險中的比賽。沈政男這番嘲諷，無助於檢驗候選人的能力，只會讓威脅者施加的壓力，多一層來自台灣內部的羞辱。防彈玻璃擋的是子彈，又不是參選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