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近日表示,能源政策涉及科學專業與整體電力供需規劃,不應透過公民投票反覆進行政治操作。這番說法固然提醒了能源政策的專業性,卻也帶出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能源政策究竟是科學問題,還是民主問題?

能源政策既是科學問題,也是民主問題。電力供需、發電成本、碳排放與核電安全,需要科學證據支撐;但社會願意承擔多少風險、如何分配成本,以及誰應為政策後果負責,不能只靠專業模型決定。人民可以透過民主程序表達政策選擇,公投卻不能取代法定安全審查。真正的關鍵,是政府如何區分政策立場、技術評估與行政決策,又由誰為每個階段負責。

科學可以評估風險,不能替社會決定如何承擔

核電在特定電力系統條件下,能否降低碳排、增加供電穩定性,可以透過數據與情境分析檢驗;但核廢料由誰長期管理、核電廠周邊居民承擔何種風險、事故發生時由誰負責,則涉及法律、倫理與公共利益的選擇。

再生能源、天然氣與儲能同樣有成本。土地使用、環境衝擊、燃料進口依賴、電網投資及供電調度,都應在一致假設下公開比較。政府不能把科學當成排除民主討論的理由。專業不是政策決定者的防火牆,而是政府向社會提出充分說明、接受檢驗的起點。

核三再運轉計畫獲核定,不等於取得重啟許可

另一個爭議焦點,是政府對核三再運轉準備釋出訊息之際,卻由經濟部次長賴建信擔任核電公投反方代表,引發在野黨對政府政策立場是否一致的質疑。這項質疑不能只用政黨攻防帶過,政府確實有必要說明核三再運轉程序目前進展到哪個階段。

核安會於2026年9月24日核定核三再運轉計畫,是進入後續準備與審查程序的重要一步,卻不等於核三已取得重新運轉許可。台電仍須依規定完成各項檢查與評估、提出相關報告,再由核安主管機關依法審查是否符合再運轉安全要求。

政府必須清楚區分三個層次:再運轉計畫是否獲得核定、各項安全審查是否完成並取得法定許可,以及行政部門是否據此作成實際重啟的政策與執行決定。三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意義,也有不同的責任主體。政府不能把程序進展包裝成重啟成果,在野黨也不能把計畫核定直接解讀為核電已經重啟。能源政策需要的是公開證據、清楚程序與明確責任,而不是各說各話的政治攻防。

公投表達政策選擇,不能取代核安審查

第22案公投將使用核電振興經濟與廢除非核家園政策相互連結,涉及台灣未來能源方向的公共選擇。但選民必須理解,公投表達的是人民對政策方向的選擇,不是核電廠的安全證明。

即使公投通過,也不代表核三可以立即重啟,更不代表核電廠因此自動取得運轉許可;核安審查仍須依法律、技術資料及法定程序進行。反過來說,公投未通過,也不代表政府可以停止檢討能源政策、改善供電規劃或檢驗既有方案的成效。

公投不是安全審查,專業審查也不是民主授權。若把兩者混為一談,公投可能被過度解讀為技術許可,專業審查則可能被誤用為排除民意的工具。

更值得檢驗的是,公投主文將核電與振興經濟直接連結,卻未必充分呈現產業發展所需的完整能源條件。產業競爭力不只取決於電力來源,還包括供電時程、電價、電網品質、低碳電力、能源進口依賴及長期投資環境。核電可以是能源選項,卻不能因此被簡化成經濟發展的唯一答案。

政府不能躲在專業背後,在野黨也不能只談核電效益

政府最應該做的,不是反覆強調能源政策需要理性與科學,而是公開不同能源組合的完整比較,包括成本、碳排、供電可靠度、建設時程、燃料依賴、核安風險及長期廢棄物管理,並在相同假設下接受檢驗。

若政府認為核電重啟必須符合核安法規與再運轉安全要求,就應公開審查進度、尚待完成的工作及判斷標準;若認為現有能源組合足以支應未來AI與半導體產業需求,也應提出可供檢驗的供需情境,而不是只用經濟成長數字證明政策正確。

在野黨同樣不能只提出核電效益。既然主張以核電振興經濟,就必須回答核電在何種條件下、最快何時能夠提供電力,需要多少投資,核廢料如何處理,事故風險由誰承擔,以及重啟所需的法定程序能否完成。不能只談供電利益,卻把安全與成本留給未來政府處理。

民主不是反科學,科學也不能成為政治免責的盾牌

台灣的能源問題,從來不是核電與非核電的單選題,而是如何在供電穩定、減碳、成本、能源安全及社會風險之間,建立一套經得起檢驗的決策制度。政府必須公開證據、提出方案並接受監督;在野黨必須提出完整替代方案;人民則應有充分資訊,透過民主程序表達政策選擇。

科學不能替政治決定價值,公投也不能替專業承擔風險。成熟的能源治理,應讓科學證據成為民主決策的基礎,讓民主程序形成公共政策的正當性,再由政府與專業機關依法承擔各自責任。

公投可以表達人民希望政府走向何方,卻不能替政府決定如何走,更不能替任何政黨承擔走錯方向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