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在2026年期中選舉取得比預期更強勁的全面勝利,短期市場出現避險反應,焦點集中在州層級對AI資料中心的管制風險。然而,摩根士丹利仍維持整體AI資本支出週期不變的看法,並認為行政部門政策(關稅、地緣政治、放鬆管制等)才是市場主要驅動力。該行持續超配全球股票、低配核心債券,並預期期中選舉後美股歷史上通常有不錯表現。真正關鍵變數在於:川普會如何因應民主黨掌控的國會。
美國政治歷史的重要先例:1994年柯林頓如何與共和黨合作
1994年期中選舉是美國近代政治最經典的「分裂政府」案例之一。當時民主黨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遭遇重大挫敗,共和黨在金瑞契(Newt Gingrich)帶領下,以「與美國的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為號召,一舉拿下眾議院與參議院,結束民主黨長達40年的眾議院多數地位。這次選舉被視為對柯林頓初期施政(尤其是醫療改革失敗)的強烈反彈。
面對全面失利,柯林頓並未選擇全面對抗或堅持原有路線,而是迅速調整策略,採取後來被稱為「三角定位」(triangulation)的政治手法。他刻意與國會民主黨左翼保持距離,轉而與金瑞契領導的共和黨多數尋求可妥協的議題。最重要的成果包括:
• 1996年福利改革法(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柯林頓簽署這項由共和黨主導的重大法案,結束了實施60多年的「對有依賴兒童家庭的援助」(AFDC)制度,改為限期福利並強調工作要求。此舉雖引發民主黨內部批評,卻大幅提升柯林頓的中間選民支持度。
• 1997年平衡預算協議:柯林頓與金瑞契最終達成跨黨派協議,達成聯邦預算平衡目標,並伴隨減稅與部分支出限制。這成為柯林頓第二任期的重要政績,也為1990年代後期經濟榮景與預算盈餘奠定基礎。
這段歷史充分展現「分裂政府」下總統的策略選擇空間。政治理論上,當總統所屬政黨失去國會多數時,總統若想維持執政動能與爭取連任,往往必須從「對抗」轉向「選擇性合作」。柯林頓的案例證明,願意在特定議題上妥協,不僅能化解僵局,還能重新定義自己的政治形象,從「自由派」轉向「新民主黨」中間路線,最終成功連任。
2026年的關鍵問題:川普會效法柯林頓,還是堅持「川普就是川普」?
2026年民主黨橫掃國會的結果,與1994年形成鮮明對照——這次是共和黨總統面對民主黨掌控的國會。市場與政治觀察者必須思考:川普是否會像柯林頓一樣,採取三角定位策略,尋求與民主黨在預算、特定支出項目或部分立法上達成有限合作?還是繼續強調行政命令、否決權與對抗性政治,堅持「川普就是川普」的風格?
從川普過往執政模式與政治風格來看,後者的可能性明顯較高。他更傾向於強化行政部門單邊行動,而非尋求跨黨派立法妥協。這也呼應摩根士丹利的核心觀點:真正影響市場與政策方向的,仍是總統行政部門的議程,而非國會立法本身。柯林頓的歷史先例提醒我們,分裂政府並非必然導致全面僵局,但能否轉化為合作,高度取決於總統本人的策略選擇與政治性格。
摩根士丹利的投資框架仍具參考價值,但更深層的變數在於川普如何回應這次期中選舉挫敗。1994年柯林頓與金瑞契的合作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照:總統在失去國會後,仍有空間透過選擇性妥協重塑政局。川普會否走上類似道路,將直接影響未來兩年的政策不確定性與市場定價。目前多數觀察仍傾向認為,川普更可能延續對抗與行政主導的路徑。
林彥如博士
前中華民國僑務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