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四前廠長王伯輝近期談核能公投時提出一個值得討論的觀點:美國在三哩島事故後,並沒有因為重大核安事故就全面放棄核電,而是透過監管改革、同業評估與事故經驗回饋,持續修正核安制度。這個觀點確實有其道理,但也少了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專業,究竟誰來監督專業?

三哩島事故後,美國核安體系確實進行了深刻改革。卡特總統成立由約翰・柯梅尼(John Kemeny)主持的總統委員會調查事故,之後美國強化核能監管、操作員訓練、人因工程、緊急應變與事故經驗回饋等制度。NRC的歷史資料也指出,三哩島事故使核能安全監管出現重大轉變。

核能產業本身也建立了新的安全機制。INPO就是三哩島事故後於1979年12月正式成立的產業組織,透過同業評估、經驗交流與績效比較,提升核電業者的安全文化與營運標準。

這些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也正因如此,更應該把問題問到底:INPO不是政府監管機關,產業自律也不能取代獨立監管。真正值得台灣學習的,不是「美國有專家,所以人民應該放心」,而是當事故證明原有制度存在漏洞時,制度有沒有能力承認錯誤,並且改變。這也是核安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個問題:專業本身究竟由誰監督?

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專業本身,而是當專業形成封閉的判斷圈,卻缺乏足以挑戰它的外部力量。核安從來不是只有一層防線,而是政府監管、產業自律、同業評估、事故經驗回饋、緊急應變與法規改革等多重制度共同構成。換句話說,核安真正需要的不是「相信一個專家」,而是建立一套即使不相信專家,也可以檢驗專家的制度。

福島事故更突顯了這一點。它帶給世界的教訓之一,不是「只要專業夠強,就不必擔心」,而是即使一個國家自認擁有成熟的技術與監管制度,極端事件仍可能暴露原先沒有看見的系統性漏洞。福島事故後的國際核安檢討,也特別強調極端自然災害風險的重新評估,以及核安監管獨立性與外部專家檢驗的重要性。

因此,真正成熟的核安文化,從來不是不斷強調「我們已經有專家,所以請相信」,而是承認專家也可能看錯、制度也可能失靈,並建立足夠多的外部檢驗機制,讓錯誤有機會在釀成事故之前被發現。

制度真正的力量,不是保證永遠不犯錯,而是讓錯誤能夠被發現、被挑戰、被修正。這才是台灣今天重新討論核電時,最應該先回答的問題。我們不能只問:「台灣有沒有INPO或WANO式的同業評估?」更應該問的是:台灣整套核安治理,是否經得起那些不相信它的人來檢驗?

評估報告是否充分公開、缺失改善是否可以追蹤、監管機關是否具有足夠獨立性、地方居民能否取得與自身風險相關的完整資訊?當核電廠申請延役或重啟時,老化管理、耐震能力、設備狀態與事故風險,能否接受獨立重新檢驗?如果不同專業之間出現重大分歧,又有誰能夠公開挑戰主流判斷?這些問題,才是「信心」真正的來源。

民主社會中的信任,從來不是專家要求人民相信自己,而是人民知道:即使自己不懂核工學,也有制度讓不同專業彼此挑戰;即使監管機關犯錯,也有人可以追究;即使產業不願公開,也有法律與公共監督要求它說明。這才叫制度性信任。

也因此,台灣幾次核能公投的結果,更值得放在同一張制度地圖上理解。2018年「以核養綠」公投通過,廢除的是《電業法》第95條第1項有關核能發電設備應於114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的規定;但這並不意味任何特定核電廠因此取得繼續運轉或重新運轉的資格。2021年核四啟封商轉公投,則以380萬4689票同意、426萬2517票不同意而未通過。2025年核三重啟公投,雖有434萬1432票同意、151萬1693票不同意,同意票仍未達投票權人總數四分之一的500萬523票門檻,因此同樣不通過。

三次公投的不同結果,其實說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民主可以決定政策方向,但不能取代安全判斷;同樣地,安全判斷也不能取代民主對政策方向的選擇。這也是為什麼「人民相信不相信核電」不應成為核安治理的全部。

核能政策可以透過民主程序決定,但一旦進入具體核電廠的延役、重啟或運轉問題,就必須回到專業審查與監管程序。反過來,專業機關可以判定一座機組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卻不能因此要求社會停止討論能源政策的方向。民主與專業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相制衡。

更何況,美國「沒有全面停核」也不能簡化成「美國一直對核電有信心」。三哩島事故後,美國是透過監管改革、設備改善、人因訓練與緊急應變等制度變革降低風險;福島事故之後,也持續要求核電廠針對事故暴露出的問題進行改善。NRC的相關資料顯示,三哩島事故後,美國核安監管確實增加了對人因、操作、緊急應變與事故風險的重視。

因此,美國經驗真正值得台灣學習的,不是「事故後仍然繼續使用核電」,而是:事故之後,制度有沒有能力變得更嚴格?這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台灣今天討論的已經不是1980年代的核電環境,而是經歷福島事故、機組老化、極端氣候、能源轉型與社會高度分歧之後的新環境。

如果核電真的要重新成為台灣能源政策的一部分,核安制度就不能只證明「這座機組符合過去的標準」,而必須回答「它是否經得起今天的風險」。更重要的是,這套制度不能只在安全審查完成後才要求社會相信,而應該從審查開始,就讓社會知道:判斷依據是什麼、有哪些爭議、哪些風險仍然存在,以及誰對最後決定負責。

因為核安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人民對專家的信仰,而是人民對制度的信任。前者可以靠宣傳建立一時的認同;後者只能靠一次又一次經得起檢驗的程序累積。所以,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有了同業評估,人民為什麼還不放心?」而應該反過來問: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專業,為什麼不讓專業接受更獨立、更透明、更公開的檢驗?核安不怕監督,真正應該害怕的,是把「專業」變成要求人民停止提問的理由。

對台灣而言,未來若真的要重新面對核電,最重要的不是先決定「人民應該相信什麼」,而是先回答三個問題:誰有權說它安全?誰可以挑戰這個判斷?如果判斷錯誤,誰真正負責?這才是核安治理。也是比任何一句「相信專業」,更值得台灣在重新面對核能之前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