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當我們討論人工智慧(AI)與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交集時,戰略語境大多聚焦於高度硬核的軍事科技——從無人機蜂群戰術(Swarm Robotics)、自動化目標識別(ATR),到演算法優化的 C4ISR(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及監視)系統。亦或是聚焦於敵對勢力利用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進行的 Deepfake 假訊息攻擊與自動化網軍認知作戰。
然而,國安的維度遠不止於前線的槍炮與社群平台上的輿論交鋒。
特別是在台灣積極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Whole-of-Society Defense Resilience)」的當下,我們面臨著一個核心挑戰:當極端災害、灰色地帶衝突(Grey-zone Conflicts),乃至於潛在的封鎖或軍事危機爆發時,國家要如何確保民政、消防、治安與後勤體系不會在第一時間被巨量的「資訊海嘯」淹沒而癱瘓?
近期,民進黨沈伯洋團隊利用 AI 大數據模型,針對台北市民 1999 陳情系統以及「市長,你給我聽好了」等平台上的龐大非結構化民意,進行系統化整理與語意集群分析。這個看似屬於「地方市政與選民服務」的科技應用案例,實則為台灣的國家安全架構提供了一個極具戰略啟發性的原型(Prototype):將 AI 自然語言處理(NLP)與巨量資料整合技術,轉化為國安防衛中的「動態態勢感知」與「民防指揮神經網路」。
危機時的資訊海嘯:傳統民防與應變體系的結構性瓶頸
要理解 AI 在國安與民防上的價值,必須先檢視傳統國家應變體系在面對「複合式危機」時的致命弱點。
假設海峽局勢緊張,或是台灣遭遇規模 8.0 的強烈地震與臨界基礎設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遭網路攻擊。在危機發生後的前 72 小時內,政府的 119 報案中心、1999 熱線、數位陳情平台以及社群網路,將會在短時間內湧入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則求救訊號、災情回報與恐慌情緒。
在過去體系中,這些資料全依賴「人工接收與處理」。這將導致三大國安危機:
神經中樞瞬間癱瘓:線路爆滿導致真正危急的訊號(如關鍵設施毀損、大量傷患)被淹沒在次要或重複的訊息中。
認知戰的精準穿透:敵對勢力可利用 AI 自動化帳號,發起「DoS(阻斷服務)式的虛假報案與災情造謠」,製造全台多處同時發生重大災害的假象,引發社會系統性恐慌與資源錯置。
戰略決策的「戰場迷霧(Fog of War)」:中央應變中心與國安單位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取真實、結構化的全景圖,只能被動地「見樹不見林」,喪失黃金應變時機。
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將目光從「傳統行政管理」轉向「AI 驅動的國安韌性」。
從市政到國安韌性:AI 巨量資料處理的三大戰略轉化
沈伯洋團隊在整理市政提案時所使用的技術邏輯——將龐大、混亂、非結構化的文字與語音,轉化為清晰的議題熱區與情緒指標——若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能在以下三個核心維度發揮關鍵作用:
一、 危機時的「1999 訊號巨量過濾與精準資源調度」
在平時,AI 可以幫助市長看清哪個行政區的交通與公托問題最嚴峻;在戰時或大災難時,同樣的語意理解與自動集群(Topic Clustering)演算法,能在一秒鐘之內處理數萬筆報案訊息。
透過 AI 的進階過濾,系統能迅速執行:
地理與語意熱圖繪製:自動將分散在不同管道(語音、簡訊、通訊軟體)的求救訊息歸類,在地圖上精準標註出「高濃度受災區」。
優先級動態排序(Triage):自動區分「一般物資匱乏」、「結構性災害」與「生命垂危求救」,讓有限的消防、國軍與民防資源能夠優先派往最關鍵的節點,避免人為判斷延遲帶來的傷亡。
二、 開源情報(OSINT)與全社會動態態勢感知(COP)
現代國家安全強調「全民國防」與「全社會參與」。但在實務上,如何將民間龐大的自發力量與政府的指揮系統對接,始終是個難題。
透過 open-source(開源)大數據平台的建構,公民在危機時刻透過手機回報的道路中斷、物資短缺或異常狀況,能透過 AI 即時彙整為「共通作戰圖(Common Operating Picture, COP)」。
國安與防衛部門不再只是單向頒布指令,而是能即時掌握底層社會的韌性狀態,達成真正的「全民動態情報協同」。
三、 認知作戰的「民意異常波幅預警」與防衛
敵對勢力對台灣發動的認知作戰,往往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挾持真實的社會不滿」。例如利用特定的物資短缺或地方治安事件,透過演算法放大為「政府無能、民主失能」的敘事。
若國安單位能建立如「市政民意大數據」般的常態性基線(Baseline),AI 就能在日常運行中捕捉到「異常的情緒波幅與議題偏離」。
當某個特定區域或議題在短時間內出現非自然的恐慌情緒爆發時,系統能第一時間發出警訊,提醒政府這可能是精心調配的心理戰攻擊,進而能在假訊息全面擴散前,進行精準的事實查證與政策溝通,阻斷敵方的認知滲透。
民主國家的雙重考驗:效能與人權的平衡點
將 AI 大數據技術運用於國安與民防,無疑能大幅提升國家的抗韌性,但這也同時對台灣這座民主燈塔提出了嚴肅的倫理與法治考驗。
專制國家(如中國)運用 AI 進行國家安全管理時,走的是「數位權威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透過全天候的全民監控、人臉識別與言論審查來維持「穩定」。
台灣作為民主國家,在建構 AI 國安韌性時,絕不能掉入「以專制手段捍衛民主」的陷阱。我們必須明確劃定技術的邊界:
隱私保護與去識別化:民意分析與災情彙整必須嚴格建立在「去識別化(Anonymization)」與零知識證明等加密技術之上,確保 AI 處理的是「總體趨勢與災情脈絡」,而非監控「個人政治立面與隱私」。
開源與演算法透明度:國安民防 AI 的邏輯與數據處理標準,應接受立法院與第三方獨立倫理委員會的監督,避免演算法被政黨私用或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
人權優先的輔助定位:AI 的角色是「資訊整理者」與「預警提供者」,最終的資源調度、軍民指揮與政策決策,依然必須由具備民主授權與法律責任的人類官員進行(Human-in-the-loop)。
結語:科技是民主與國安的加倍器
沈伯洋團隊利用 AI 將台北市民提案做總整理的實踐,看似是一次地方治理的創新,但其背後所代表的「巨量非結構化數據處理能力」,恰恰是台灣在面對未來複雜地緣政治威脅時,最迫切需要的「科技韌性」。
面對強大的外部威脅與 AI 時代的資訊浪潮,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被動防禦 AI 攻擊」的被害者思維。我們必須主動出擊,將先進的大數據與生成式 AI 技術,深植於我們的公共治理、民防體系與國家安全架構中。
當我們能將民間最零碎的聲音,轉化為精準的市政改革;將危機時最混亂的求救,轉化為高效的救援指揮——這種由科技賦能、由公民參與、由民主運作所凝聚出的強大韌性,就是台灣面對任何強權威脅時的國家安全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