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網頁爭議,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誰先使用AI或3D技術,而是作品如何標示來源、共同創作如何區分貢獻,以及爭議發生時,相關團隊是否願意清楚說明各自的角色與責任。
葛如鈞以較早推出的「AI2033.Taipei」為例,強調其團隊較早運用相關技術,也對對手後續採取類似形式提出質疑。然而,技術運用的先後,與作品是否具有獨特創意,仍是不同層次的問題。AI、3D與互動網頁都是可以共享的工具,不能僅憑使用相同技術,就直接認定後來者抄襲或跟進。
另一個焦點是「台北施政島」。依公開報導,該作品的提示詞曾標示互動形式參考沈伯洋的「HEART政策島」;葛如鈞則表示,作品由網友創作,競選團隊負責提供平台與整合投稿。這裡必須釐清的是,「AI2033.Taipei」、「台北施政島」與「台北安可大舞台」並非同一專案。各自的推出時間、創作過程與團隊參與程度,都應分開檢視,不能以其中一項的上線時間,直接證明另一項作品的原創性或侵權與否。
參考不必然等於抄襲,網友創作也不代表競選團隊不能展示。真正需要釐清的,是各作品的創作時間、內容差異、作者身分、團隊參與程度與參考來源。若以開源方式協作,應提供可供檢視的程式碼與版本紀錄;若屬共同創作,應標示作者及各自貢獻;若參考既有作品,也應交代參考的內容與範圍。透明不是限制創意,而是讓協作有依據、讓貢獻能被辨識,也讓責任有所歸屬。
然而,比起網頁形式之爭,更值得檢驗的是「施政島」究竟呈現了什麼。將政策與施政成果轉化為容易理解的互動資訊,確實具有公共價值;但如果平台只展示已完成的政績,卻沒有呈現政策承諾、預算配置、執行進度與尚待完成的工作,就仍只是單向的政績展示。真正有公共價值的施政資訊,應讓市民看見做了什麼、還沒做到什麼,以及承諾與成果之間存在什麼落差。
資訊展示不等於施政監督。政策是否合法、預算配置是否合理、政策受影響者的意見是否獲得回應,仍須透過政府資料公開、議會質詢、審計機制與公民參與共同檢驗。網站可以降低資訊取得門檻,卻不能取代制度監督,更不能以互動設計取代公共問責。
蔣萬安團隊若要讓「台北安可大舞台」成為市民參與政策討論的平台,就應尊重創作者,並清楚交代作品來源、策劃方式與團隊角色。作品獲得肯定時,應讓創作者與整合者的貢獻都被看見;受到質疑時,也應釐清創作者、平台管理者與競選團隊各自的責任。不能在成果受到肯定時強調團隊整合的價值,遇到爭議時卻只以「網友創作」作為說明。
AI降低了網站與互動內容的製作門檻,卻沒有降低透明與問責的要求。創意可以共創,技術可以共享;但創作來源必須清楚,施政承諾必須可查,公共責任更不能模糊。否則,再精緻的互動平台,也只是展示政績的舞台,而不是讓人民檢驗治理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