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演員黃逸豪曾諷刺習近平,先是演出場所遭潑糞、潑漆,後來連自己也遭車撞傷。新北地檢署指控,一名中國人士以四十五萬元為報酬,委託台灣在地協力者跟監、策劃假車禍,企圖讓他斷手斷腳,無法登台。一段相聲,竟要用演員的身體來付帳。

這讓人想起《魔鬼詩篇》。作家魯西迪因小說被指褻瀆伊斯蘭,遭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發布追殺敕令,長年活在威脅之下。二○二二年,他在公開活動中遇刺,失去右眼視力。法國《查理周刊》也因刊登宗教諷刺漫畫成為攻擊目標,二○一五年的恐攻造成十二人死亡。

對於文字,可以用文字反駁;對於笑話,可以用笑話回敬。你可以認為作品低俗、惡意,甚至毫無藝術價值,也可以拒絕買票、公開批評。但以身體傷害乃至死亡回應創作,已經踐踏最基本的文明底線。受到冒犯,不會讓任何人取得傷害他人的權利。我們也不必先證明每一個笑話都高明,才有資格反對暴力。

這個道理,中國領導人並非不懂。《查理周刊》遇襲後,習近平曾向法國總統致慰問電,強烈譴責襲擊,宣稱中國「一貫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既然如此,當諷刺的對象換成習近平,同樣的原則還算不算數?當年不能用來報復漫畫家的暴力,今天難道就能用來阻止相聲演員登台?

更值得追問的,是中國官方如何看待這些威脅。卡米地遭潑糞、潑漆後,國台辦一面表示不了解具體情況,一面又稱「台獨是絕路」,說這是「民意的表達」。如果連事情都還不了解,憑什麼先替暴力找到民意的名義?不滿演出,可以表達;把糞便與油漆潑進演出場所,難道也只是另一種意見?

把領袖供上神壇,便容易把諷刺當成褻瀆,把批評者當成應受懲罰的人。作品是否有道理,反而讓位給另一個問題:你怎麼敢這樣說領袖?然而,政治領袖掌握公共權力,施政影響所有人的生活,本來就應接受質疑與嘲笑。領袖的威望,不能靠創作者的傷口來維護。

暴力要製造的,也不只是黃逸豪一人的恐懼。不必打斷所有人的手腳,只要讓其他人相信,自己可能是下一個。演員寫稿時,可能開始考慮哪一句會惹禍;場地方安排節目時,也可能開始衡量能否承擔風險。當每一次創作都得先估算人身安全,審查便不必送到門口,恐懼已經替它進了門。

台灣不能讓境外勢力透過在地協力者,替我們決定什麼可以說、什麼可以笑。無論被冒犯的是宗教信仰,還是政治領袖,創作者的身體都不該成為報復對象。中國當年譴責的,究竟是以暴力懲罰諷刺,還是只有別人這樣做,才值得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