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近日引用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與SpaceX執行長馬斯克談論AI競爭的發言，強調美國要維持科技領先，就必須確保電力充足，並以中國發電量約為美國三倍為例，主張全面重啟核電，為台灣未來30年的競爭力奠定基礎。

這段論述有一個無須爭辯的起點：AI、半導體與資料中心的發展，確實需要更多電力；穩定、低碳且價格合理的能源供應，也攸關台灣產業競爭力。但從「AI需要電」到「台灣必須全面重啟核電」，中間仍有一段不能省略的政策論證。電力需求增加，不會自動替一個國家選好能源組合；科技領袖強調能源的重要性，也不等於替台灣特定的核電政策背書。

如果能源政策攸關未來30年的產業競爭力，就不能只靠口號決定答案，而應比較新增供電的時程、可靠容量、系統成本、風險與責任。

黃仁勳與馬斯克談的是電力，不是替台灣選定核電

2026年9月29日，黃仁勳、馬斯克與其他科技界人士在一場對談中談到AI競爭。黃仁勳將能源視為AI運算基礎設施的重要前提；馬斯克則強調，美國必須擴大能源生產與晶片製造能力，才能在長期競爭中保持優勢。

這些觀點值得台灣重視。當AI運算、先進製程與資料中心持續擴張，電力不只是一般的生產要素，更是科技產業能否持續投資的重要基礎設施。但兩人的談話並未因此替台灣的核電政策作出選擇。他們強調的是能源供應規模與產業競爭的戰略需求，不是台灣各座核電機組的安全狀態、重啟時程或最適能源組合。

這個差別不能忽略。美國、中國與台灣的能源資源、電網結構、產業用電型態、燃料供應鏈及既有電廠條件都不相同。美國如何滿足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可以提供台灣參考，卻不能直接變成台灣必須採用的政策答案。

支持增加電力供應，也不等於支持任何一種電源無條件擴張。電力不足是真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式仍須比較不同方案的成本、時程、可靠度與風險。

中國發電量較大，不能直接證明台灣應全面重啟核電

馬斯克以中國發電量約為美國三倍，說明能源規模對AI競爭的重要性。這項比較突顯了能源供應的戰略地位，但精確數字仍應核對。依Ember的2024年電力統計，中國發電量約10,066 TWh，美國約4,401 TWh，比例約為2.3倍，而非精確的三倍。馬斯克所說的「約三倍」可視為概略描述，但不宜直接當成精確比例。

更重要的是，總發電量反映的是國家規模與電力需求，不等於AI競爭力的完整指標。中國與美國在人口、製造業、經濟規模、能源結構及用電需求上存在差異。中國發電量較大，不能單獨證明其能源政策在所有面向都更有效率，更不能直接推導出台灣應採取何種能源組合。

若要比較國家競爭力，還應檢視供電可靠度、電力成本、碳排、電網韌性，以及電力能否在需要的地點與時間送達使用者。對台灣而言，關鍵不是追求與中國相同的發電規模，而是確保足夠的可靠容量，讓半導體、AI與其他產業能在合理成本及可控風險下持續運作。

「2025非核家園」不是一句嘲諷就能說清楚

鄭麗文以「2025非核家園，原來只要那一年」嘲諷民進黨能源政策，並藉此質疑政府是否自我矛盾。但這種說法沒有充分區分政策目標與法定期限。

原先的政策規劃設定2025年為非核家園的目標年份，相關要求也曾寫入《電業法》第95條第1項。2018年「以核養綠」公投通過後，要求核能發電設備於2025年前全部停止運轉的法定期限失去效力，立法院後續並刪除相關條文；當時行政院仍表示，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不變，只是取消法定期限。

因此，2025年是原先設定的目標年份，不代表非核家園政策只存在一年。當然，政策是否成功，仍應依實際發電結構、減碳成果、供電可靠度及能源安全評估，而不能只靠政策名稱判斷。

同樣地，政府在核電機組執照屆期後重新評估再運轉，也不必然代表過去所有政策都毫無價值。能源政策可以因需求、技術與風險變化而調整，但每一次調整都應公開理由與評估依據。

真正需要追問的，不是誰能在政治攻防中嘲諷對手，而是政府能否說明能源政策為何調整、調整的條件是什麼，以及如何兼顧供電、減碳與能源安全。

核電可以納入選項，但「全面重啟」必須先回答可行性

核電的低碳與可調度發電特性值得認真評估。台灣若要重新檢視核電的角色，不應只因政治立場就排除討論；但支持核電也不能跳過安全、設備與執行條件。

以核三為例，核安會於2026年9月24日完成再運轉計畫審查，但台電仍須依核定計畫辦理後續工作、提交執行結果報告，再送核安會審查；自主安全檢查及相關安全管制也仍須依程序辦理。再運轉計畫獲得核定，不等於機組已完成所有安全檢查，更不代表後續法定程序均已完成。

因此，當政治人物提出「全面重啟核電」，就應清楚說明「全面」究竟涵蓋哪些機組、各自的設備狀況如何、需要哪些安全檢查、預期何時能上線，以及可以增加多少可靠容量。

若某座機組仍需較長時間完成必要程序，就不能把它當成短期供電缺口的即時解方；若不同機組有不同的設備與安全條件，也不能只用一個「全面重啟」的口號取代逐廠評估。核電可以是能源組合的一部分，但機組能否運轉，必須由實際安全條件與法定程序決定，而不是由選舉口號決定。

穩定、乾淨、便宜，必須同時接受成本檢驗

鄭麗文提出，台灣需要穩定、乾淨、便宜的電力。這三個目標都合理，卻不代表任何一種能源可以自動同時滿足。

核電的運轉特性與低碳優勢，確實可能對供電可靠度與減碳有所貢獻；但若要主張全面重啟可以奠定未來30年的競爭力，就必須把設備整備、維護、燃料、融資、核廢料處置、除役及安全監管等相關成本納入評估。其他電源也應接受相同標準。燃氣需要面對進口燃料與價格波動風險；再生能源需要搭配電網、儲能、需求管理與調度能力；大型集中式電源也需要評估輸配電建設、故障風險與系統備援。

能源政策不是選擇一種完美能源，而是建立一個能在不同情境下維持可靠供電、控制成本並降低風險的組合。因此，若國民黨主張全面重啟核電，就應提出與其他方案可比較的資料，包括預期發電量、可靠容量、上線時程、單位成本、碳排、燃料供應風險，以及核安與核廢料責任。只有如此，「穩定、乾淨、便宜」才不會只是政治標語。

公投可以選擇政策方向，不能替代政策證據

第22案公投主文詢問民眾，是否支持政府使用核電振興經濟，以廢除非核家園政策。但政治人物在造勢場合所說的「全面重啟核電」，並不等於公投主文本身已列出所有機組的重啟清單、時程與執行條件。

如果核電重啟要成為台灣長期能源政策的一部分，政府與提案方都應回答同樣的問題：哪些機組具備再運轉條件？何時能提供多少可靠容量？核安與核廢料問題如何處理？成本由誰負擔？如果機組未能如期上線，又由什麼方案補足供電缺口？

公投可以決定政策方向，卻不能代替安全審查與工程管理；政治人物可以提出能源選項，卻不能因為獲得支持，就免除提出證據的責任。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把「非核」與「重啟」當成只能擇一的政治標籤，而是讓每一種能源都接受相同的檢驗。AI需要電，這是事實；核電值得討論，這也是事實。但從這兩項事實，不能直接跳到「全面重啟核電就是台灣未來30年的唯一答案」。

真正攸關競爭力的，不是哪個政黨最早喊出正確口號，而是能否提出經得起檢驗的供電計畫，清楚交代成本如何計算、風險如何分配、責任如何承擔。台灣需要更多可靠電力，更需要一套不被口號取代的能源治理。當政策選擇能夠接受完整比較，核電才能成為經得起檢驗的選項，而不是被提前宣布的答案。